赵丹生命垂危时肺腑之言：党把文艺管死了

　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根据赵丹去世前的口述整理而成的文章，这篇被称作“赵丹遗言”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纷争。《炎黄春秋》第12期刊载《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袁鹰对此事的回忆，现摘编如下。

　　话要从1980年9月中《人民日报》文艺版上发起的一次讨论说起。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祝词，热情评价了几年来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邓小平在会上还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邓小平的讲话使经历过多年风吹雨打雪压霜欺的文艺工作者，感到一阵和煦的春风，自然都爆发出内心的拥护。

　　1980年9月17日，我们在《人民日报》第五版上发表了北京两位文艺干部题为《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来信。这封读者来信认为：我们的文艺领导体制，已到了不改革就不能前进的地步。发表这封读者来信时我们加了“编者按”，欢迎有关领导同志、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联系当前工作的实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积极参加这次讨论。

　　之后，我们《人民日报》文艺部在9月23日邀请几位艺术界人士座谈，又请他们根据座谈会发言整理成文章，在10月1日版面上发表了黄宗江的《文艺领域不能容忍官僚主义》等7篇文章。报纸的呼吁，几位有影响的艺术家的发言，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纷纷向编辑部表示支持，希望将这个讨论进行下去。

　　那个时候，赵丹正在北京医院治病，而且病情很重。近两年他虽然远离影坛，但他一直未能忘情文艺界的事。他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建议要提，有一肚子的心愿要倾诉啊！

　　10月初，他的病情已临近弥留时刻，但他忽然要爱妻黄宗英向他一直尊敬的主管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同志提出，能不能来听一听一个病危人的意见，他怕匆忙间说不清，要宗英先将意见整理好。那位领导同志果然应邀来到医院探视，赵丹躺在病床上，强打起精神，听宗英代他详尽地陈述他考虑很久的意见，时不时地插几句话补充。贵客听得很认真，不住点头赞许，连声说“很对，很重要，很有意义。”临别时还紧握赵丹的手，安慰他安心治疗养病，要宗英代他将这些意见写成文章发表。客人走后，宗英打电话告诉我，说已经整理好一篇文章，我当即去北京医院取回立即发排，个别地方同宗英商量后作了些改动，在10月8日以《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为题全文发表。

　　文章中写道：“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文章见报后的第三天即10月10日，赵丹就带着一腔遗憾，撒手西行了。

　　人们几乎是同时读到赵丹的文章和他逝世噩耗的。文艺界人士多数衷心赞赏，阿丹替他们说出了心中积压多年而未能或不敢说出口的话。也有少数人士则摇头表示不同意，认为有些关于党对作家艺术家如何领导的话说得有点出格，有的意见有悖于多年来已经形成传统的主流意识。一时间议论纷纷，沸沸扬扬，那时同行相遇，都会提到“赵丹遗言”。

　　不久，便传来高层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我在惊愕之余，有点惶惑不解的，是那位亲耳听赵丹面陈意见并且一再赞许的领导同志，为何竟不发一言，三缄其口。报社领导人自然受到点压力，就要我们文艺部设法缓和一下气氛。正好我去看望夏衍同志，向老人请教。夏公也听到了批评，这类事他经历得多了，只微微一笑，劝我不必紧张，然后说：“找人写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停了一会，他想到一个合适人选：金山。

　　于是我找金山约稿，金山很快寄来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的文章。文章在肯定赵丹意见的基础上，转了一下：“当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管如何保证‘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文艺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在方向、路线和政策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乃是十分必要的。”

　　金山这篇文章与作家李准的《领导要改善，体制要改革》一文在10月29日同天见报，李准最后说：“我们国家的各条战线正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作为文化艺术，她应该是这个时代潮流的潮头。如何把文艺工作搞‘活’，我想只有认真的改革。”这几句，实际上成了这次讨论的简要结论。

　　“赵丹遗言”沸沸扬扬了一阵，终于渐渐沉寂。我曾写过一篇《送赵丹远行》，其中提到“遗言”时，有这么几句：“他用最后的心血，向党向人民陈述自己的意见，呼喊出多么真挚的心声！他的意见可能有不确切、不周到、甚至有偏颇处，人们尽可以这样那样地提出严格的要求。但要知道，这是他生命垂危前的肺腑之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