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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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以此为契机，中国第一代自觉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掀起了划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并在运动中孕育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纵观中国史，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狂欢节，这场狂欢节的主题就是与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旧文化彻底决裂，按照世界潮流之走向，建设新文化，挽救危机中的中国。而他们所用的武器则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所走的道路则是“启蒙”之路，所争取的则是“个性解放”，是“人权”，所批判的则是“吃人”的社会，所要争脱的则是虚幻的集体主义枷锁，所提倡的则是“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走了几千年，终于承担起追求真理的历史使命，并且第一次与世界发展之大潮接轨了。
但是，中国这块被无数次血与火蹂躏过的焦土，似乎丧失了生机，绝对不是几次“运动”、几声呐喊就能够起死回生的。当亿万民众还是由润土、华老栓、阿Q、祥林嫂……组成的民众时，当他们面对着兵荒马乱、饥饿贫穷、亡国灭种的绝境时，他们肯定更愿意接受政治强人和军事强人们的“武器的批判”，而不是知识分子们的“批判的武器”，因此，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们注定在现实中唱不了主角，“启蒙”之路在内忧外患的特殊环境中也注定走不通，特殊的形势逼迫中国知识分子们再次走上与强权相结合的老路，成为一根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飘来飘去的鸿毛，在新理想主义的大旗下作个摇旗呐喊小卒。
悲壮的新文化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如飘风暴雨般戛然而止，此后的知识分子很快卷入国、共两党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武装斗争中，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各保其主去了。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向左转，以胡适为代表的向右转，只有鲁迅“荷戟独彷徨”，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孤独的拼搏着。这种分化，预示了知识分子这样的命运：“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39）难道不是这样吗？
“革命”似乎跟中国知识分子开了个大玩笑。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革命”中“用来砸碎暴力锁链的暴力”，结果又成了“这根锁链上新的一环”（40），而且这“新的一环”乃是致知识分子死命的一环。不管怎样，在过去的帝制下，当权者还唱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高调；虽然有“焚书坑儒”、“党锢之祸”、“文字狱”等让人不寒而栗的绞杀，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饭碗”还是有的；对于少数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的不合作主义者，还留了一小块“种豆南山下”的“自留地”。总之，那时，知识分子还属于脖子上套着锁链的高级奴才，等而下之的社会群体还多得很。
毛泽东却把“颠倒过来”的历史又颠倒过来，1949年之后，他代表新政权厉声宣布：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
“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 ‘梁上君子’”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41）
……
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呢？这仅仅是一个“无产阶级”领袖对知识分子人格的蔑视和侮辱吗？如果那样的话，倒也无所谓，知识分子从来就是一副赖衣求食的奴才相，早已听惯了主子的斥骂，如今让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臭骂一通，可以看作是他老人家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嘛（至今仍然有人怀念他老人家的这种关怀）。但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样，毛的这些话显然意味着新政权对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的重新定位。毛代表新政权先是极力贬低他们，将其视为是“余食赘瘤”般的废物，一巴掌把他们从过去“人上人”的地位打入现在的“另册”，然后是对他们慢慢地进行“最后处理”。事情难道不是沿着这个路数展开的吗？建国后不久，一些“反动”的知识分子从肉体上被无情地消灭掉了，而余下的则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据说要把这些“食于人”的寄生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强迫他们附着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作到废物利用。就这样，知识分子捧了几千年的“知识饭碗”，彻底被砸烂了。那么“无衣无食，曷以卒岁”呢？答曰：“接受改造。”
到此，知识分子方才恍然大悟，从今以后，遑论其他，连“吃饭”的问题也难于上青天了。
继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1952年掀起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规定必须人人洗澡、人人过关，否则将丢掉“饭碗”。我们只讲当时的一个小镜头：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中国最知名的大知识分子——冯友兰：“冯先生已作了几次检查，群众反映很好，但领导还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待’”。另一个大知识分子金岳霖跑去安慰冯先生，好心劝他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先生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这时金先生向前几步，抱住冯先生。两个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42）
他们哭什么呢？大概哭“在人类最优越的制度”中，饭不好吃吧！此时此刻岂止他们在哭，就连“革命文人”们也在哭呢！其实，“思想改造运动”与以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斗争”、“反右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相比，那只能算是小儿科。在后来那些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运动”中，你能够听到哭声吗？如同一个冯友兰，经过多次“高压定型”，不仅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成了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甚至以他的才学建议说：“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43）也就是说，“焚书坑儒”好得很，今天还要搞。这样的话，从一个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你将作何感想？但反过来一想，类似的自虐行径古往今来不是多的是吗？又何必谴责一个冯有兰呢。
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古往今来的中国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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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以此为契机，中国第一代自觉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掀起了划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并在运动中孕育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纵观中国史，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狂欢节，这场狂欢节的主题就是与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旧文化彻底决裂，按照世界潮流之走向，建设新文化，挽救危机中的中国。而他们所用的武器则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所走的道路则是“启蒙”之路，所争取的则是“个性解放”，是“人权”，所批判的则是“吃人”的社会，所要争脱的则是虚幻的集体主义枷锁，所提倡的则是“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走了几千年，终于承担起追求真理的历史使命，并且第一次与世界发展之大潮接轨了。
但是，中国这块被无数次血与火蹂躏过的焦土，似乎丧失了生机，绝对不是几次“运动”、几声呐喊就能够起死回生的。当亿万民众还是由润土、华老栓、阿Q、祥林嫂……组成的民众时，当他们面对着兵荒马乱、饥饿贫穷、亡国灭种的绝境时，他们肯定更愿意接受政治强人和军事强人们的“武器的批判”，而不是知识分子们的“批判的武器”，因此，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们注定在现实中唱不了主角，“启蒙”之路在内忧外患的特殊环境中也注定走不通，特殊的形势逼迫中国知识分子们再次走上与强权相结合的老路，成为一根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飘来飘去的鸿毛，在新理想主义的大旗下作个摇旗呐喊小卒。
悲壮的新文化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如飘风暴雨般戛然而止，此后的知识分子很快卷入国、共两党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武装斗争中，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各保其主去了。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向左转，以胡适为代表的向右转，只有鲁迅“荷戟独彷徨”，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孤独的拼搏着。这种分化，预示了知识分子这样的命运：“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39）难道不是这样吗？
“革命”似乎跟中国知识分子开了个大玩笑。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革命”中“用来砸碎暴力锁链的暴力”，结果又成了“这根锁链上新的一环”（40），而且这“新的一环”乃是致知识分子死命的一环。不管怎样，在过去的帝制下，当权者还唱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高调；虽然有“焚书坑儒”、“党锢之祸”、“文字狱”等让人不寒而栗的绞杀，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饭碗”还是有的；对于少数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的不合作主义者，还留了一小块“种豆南山下”的“自留地”。总之，那时，知识分子还属于脖子上套着锁链的高级奴才，等而下之的社会群体还多得很。
毛泽东却把“颠倒过来”的历史又颠倒过来，1949年之后，他代表新政权厉声宣布：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
“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 ‘梁上君子’”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41）
……
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呢？这仅仅是一个“无产阶级”领袖对知识分子人格的蔑视和侮辱吗？如果那样的话，倒也无所谓，知识分子从来就是一副赖衣求食的奴才相，早已听惯了主子的斥骂，如今让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臭骂一通，可以看作是他老人家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嘛（至今仍然有人怀念他老人家的这种关怀）。但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样，毛的这些话显然意味着新政权对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的重新定位。毛代表新政权先是极力贬低他们，将其视为是“余食赘瘤”般的废物，一巴掌把他们从过去“人上人”的地位打入现在的“另册”，然后是对他们慢慢地进行“最后处理”。事情难道不是沿着这个路数展开的吗？建国后不久，一些“反动”的知识分子从肉体上被无情地消灭掉了，而余下的则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据说要把这些“食于人”的寄生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强迫他们附着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作到废物利用。就这样，知识分子捧了几千年的“知识饭碗”，彻底被砸烂了。那么“无衣无食，曷以卒岁”呢？答曰：“接受改造。”
到此，知识分子方才恍然大悟，从今以后，遑论其他，连“吃饭”的问题也难于上青天了。
继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1952年掀起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规定必须人人洗澡、人人过关，否则将丢掉“饭碗”。我们只讲当时的一个小镜头：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中国最知名的大知识分子——冯友兰：“冯先生已作了几次检查，群众反映很好，但领导还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待’”。另一个大知识分子金岳霖跑去安慰冯先生，好心劝他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先生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这时金先生向前几步，抱住冯先生。两个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42）
他们哭什么呢？大概哭“在人类最优越的制度”中，饭不好吃吧！此时此刻岂止他们在哭，就连“革命文人”们也在哭呢！其实，“思想改造运动”与以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斗争”、“反右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相比，那只能算是小儿科。在后来那些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运动”中，你能够听到哭声吗？如同一个冯友兰，经过多次“高压定型”，不仅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成了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甚至以他的才学建议说：“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43）也就是说，“焚书坑儒”好得很，今天还要搞。这样的话，从一个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你将作何感想？但反过来一想，类似的自虐行径古往今来不是多的是吗？又何必谴责一个冯有兰呢。
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古往今来的中国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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