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朝政治史二题
太平真君四年冬发生的针对拓跋焘的政治密谋，可以说是贵族“功臣”们的集体行动，皇位的争夺并不能解释贵族功臣们何以要群起反对拓跋焘。而胜利者拓跋焘及崔浩等的反击行动亦没有仅仅局限于确保权力这一点上。《宋书》卷95《索虏传》记拓跋焘命拓跋晃为监国的诏书较前引《魏书》更为详细，兹录其全文，以兹参证。：
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平暴除乱，扫清不顺，【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阐，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内安逸，百姓富昌，军国异容，宜定制度，为万世之法】。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序，授子任贤，安全相附，所以休息疲劳，式固长久，成其禄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致仕归第，雍容高爵，颐养神寿，朝请随时，飨宴朕前，论道陈谋而已，不须复亲有司苦剧之职。其令皇太子嗣理万机，总统百揆，更举贤良，以被列职，【皆取后进明能，广启选才之路，择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主者明为科制，宣敕施行。
两相比较，除了文句出入外，《宋书》所录诏文中有两句重要的内容不见于《魏书》，即“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阐，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宜定制度，为万世法”；“皆取后进明能，广启选才之路，择人授任而黜陟之”。也就是说拓跋晃任监国以后的政治任务是扩大人才选拔途径，特别是“后进明能”，更新制度，推行文治。拓跋晃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还未最后结局的时候就任监国的，在这种非常的情况下为北魏日后的政治发展定下推行文教的基调，只能是拓跋焘、崔浩等针对反对者采取的不妥协的强硬姿态。也就是说，“功臣”们之所以群起附合拓跋丕、刘洁等政治上的野心家，主要是因为在此以前拓跋焘、崔浩等人进行的“太平之治”活动业已危及他们的政治利益。
拓跋焘即位之始，崔浩即通过道教给他披上了“北方泰平真君”的光环，赋予他“先武后文”，“兴复儒教，继千年之绝统”的历史重任[7]。拓跋焘在征服黄河流域、击败柔然昭示武功的同时，确也在崔浩的推动下，进行了阐扬文治的活动。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次年即改年号为“太平真君”，表明拓跋焘在心理上亦自视为崔浩所界定的“北方泰平真君”。
太平真君四年以前所进行的各项文治或者说“定制度”的活动，主要表现有按魏晋制度建立北魏的政权机构、礼聘汉族士人、加强儒学教育、整肃吏治等方面。
北魏建立之初，曾按魏晋“宪章”建立了中央机构及一系列礼仪制度，但过数年即全部被否定，部落时代的旧习全面恢复，其详细情形将另文专述。拓跋焘即位的始光元年，复置右民尚书，成为中枢机构重新仿行魏晋制度的先声。神█(jia)二年（公元428年）二月，“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别居寺”[8]。正式恢复魏晋以来作为中央决策与行政指挥中心且北魏初一度设立过的尚书机构。各部尚书因事立名，拓跋焘时有殿中、太官、南部、北部、西部、吏部、右民、仪曹、乐部、驾部、库部、都官等尚书，与魏晋制度仍有很大差距，但毕竟从名义上放弃了此前诸部大人议政的制度。严耕望先生《北魏尚书制度考》说：“尚书制度之发展与华化之步趋不异，其在初期，尤为华化之标征也……重建台省，而部酋之势亦稍浸矣。”[9]允为确论。拓跋焘时，还新置秘书省，秘书省文士参议政事、撰写史书、掌管图书秘籍，与汉族士人最为集中的中书省一并成为为文治服务的重要机构。神█(jia)三年，北魏朝廷下诏健全地方行政机构：“昔太祖拨乱，制度草创，太宗因循，未遑改作，军国官属，至乃阙然。今诸征镇将军、王公仗节边远者，听开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员。”[10]征镇将军与出镇王公“辟召”吏属，与魏晋军府属官例由中? 肴蚊?煌??次?鹤迨咳私?肽桓??贡蔽涸谥性?敌杏行蛲持未丛炝颂跫??BR> 兴复儒教，行汉魏制度，确立北魏作为华夏正统的地位，还需要汉族世族士人的广泛参与及支持。拓跋焘改变以前北魏政权对世家大族强行迁徙的策略为以礼相聘。神█(jia)四年九月下诏表示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指名征召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等“贤俊之胄”，并令“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耀名誉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11]。同年八月崔浩进位司徒，次月即在“访诸有司”的基础上下诏礼聘士人，显然是采用了魏晋司徒府负责士人征聘品第的制度，亦表明主其事者正是崔浩。由于一些世族人士仍不愿与北魏政权合作，地方官吏还遵旧制加以“逼遣”[12] 。次年即延和元年十二月，复下诏书说：“朕除伪平暴，征讨累年，思得英贤，缉熙治道，故诏州郡搜扬隐逸，进举贤俊。……诸召人皆当以礼谕，任其进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扬失旨，岂复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后，各令乡闾推举，守宰但宣朕虚心求贤之意。既至，当待以不次之举，随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宣敕，咸使闻知。”[13]政策的调整终于赢得了绝大多数汉族士人对北魏政权的支持。指名征召的42人中，有35人受聘，占总数的80%以上，“自余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称记，尔乃髦士盈朝，而济济之美兴焉”[14]。应征士人主要集中于中书省和秘书省，故当时有“中、秘二省多诸文士”的说法[15]。应聘者之一的高允后来在《征士颂》中述其盛况：文士们“或从容廊庙，或游集私门，上谈公务，下尽忻娱，以为千载一时，始于此矣”。有关此次礼聘士人的详尽研究，可参张金龙氏的论著[16]。汉族文士进入北魏中枢，广泛参与政事，特别是任职于与皇帝行使权关系密切的中、秘二省，必然会与政治的主体力量、武而无文的鲜卑贵族发生冲突，或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感。我们知道，数十年后，当孝文帝过多地与汉族士人接触时，“国戚旧人遂谓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17]。拓跋焘时这种情形当亦在所难免，而他们仇视的主要对象自然是热心张罗此事的崔浩。
拓跋焘时，北魏政权的政治重心虽仍在阴山南北草原地区，但随着统治区域逐渐扩大到整个黄河流域，北魏政权对农耕地区的财源越来越倚重，开始全面整顿赋税。据《魏书·世祖纪上》，始光三年，北魏废除了道武、明元二朝遍置于中原的“杂营户帅”，将他们控辖下的人口改为郡县民，以解决“赋役不周，户口错乱”的弊病。延和三年二月下诏：“其令州郡县隐括贫富，以为三级，其富者租赋如常，中者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刺史守宰当务尽平当，不得阿容以罔政治。”次年，复又令调发之时，“县宰集三老计资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纵富督贫，避弱侵强”，几乎照搬曹魏九品相通之制。
整顿赋役与肃清吏治密不可分。时官吏无禄，地方官吏更不可能如中央官吏那样，因随拓跋焘征讨，可以不时得到或多或少的赏赐,贪污受贿在所难免。始光四年，拓跋焘南巡至中山，“守宰贪污免者十数人”。次年正月，诏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太延元年十二月，诏书又称：“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统摄；平政理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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