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朝政治史二题
城的世族人士派任地方守令。除崔浩此次新征召的五州士人外，神█(jia)四年征入平城而麇集于中、秘二省的汉族士人因机出任地方长官者亦不在少数。《高允传》即称高允为中书侍郎二十余年，“部下吏百数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据统计，拓跋焘统治时期，汉人为刺史的比重从道武、明元二朝占总数的7.3%上升到40% [23]。汉人出任地方长官，一改前此“拥节分符，多出丰沛”[24] 即地方长官基本一由鲜卑人充任的情况，应是整顿地方吏治在新的政治局面下更大规模的行动。
《魏书·世祖纪下》记太平真君五年正月庚戌诏书称：“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这与两天前发布的禁图谶及私养沙门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诏书，一并体现了拓跋晃监国后，厉行文治的企图，禁图谶及私养沙门 同书卷108之1《礼志一》称：太平真君五年六月，“司徒崔浩奏议：‘神祀多不经，案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余复重及小神请皆罢之。’奏可”。据同卷所载太和十五年八月戊午诏，北魏前期祭祀的杂神有1200余处，这些得到朝庭祭祀的神灵，绝不包括北方民间自行祭祀的的对象，大多数应是拓跋鲜卑部落联盟时代各个部落所崇拜神祇，其中一些在《魏书·礼志》及《水经注》中还能找到其踪影。崔浩据以罢除这些神祀的“祀典”不知是当时所定，还是汉魏以来传统政权不断论证所得的结论，但无疑都是根据《周礼》中的儒教礼制原则确定的。罢废杂神、崇尚祀典，既与北魏皇权成长过程中排抑部落势力的历史进程合拍，同时也是在强力推行文治的政治背景下采取的激烈的行动。
太平真君五年后，另一个以“宣文教”为目的的激烈行动则是废佛。恪守强烈儒教文化理念的崔浩，对外来的佛教持强烈的排斥态度。《魏书·崔浩传》说：“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诵读。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又称：“浩既不信佛道，（崔）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太平真君五年禁私养沙门诏称沙门“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万天下”，业已体现出儒教理念与外来佛教间的冲突。太平真君七年，崔浩终于为全面废佛找到合适的借口。《魏书》卷114《释老志》谓太平真君七年拓跋焘率军于关中平盖吴之乱，于长安一佛寺发现僧人私藏武器、酿酒、为州郡牧守及富人藏匿财物、与贵室妇女于暗室中淫乱，“帝既非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不许。……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预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始谦之与浩同从车驾，苦与浩诤，浩不肯。谓浩曰；‘? 浣翊倌晔苈荆?鹈呕б印！?笏哪辏?浦铮?肝逍蹋?蹦昶呤?！?BR> 上述史料表明，此次废佛行动的主谋为崔浩。论者多将佛、道二教之争视为佛教“三武之厄”中太武灭佛发生的原因。因为崔浩曾力劝拓跋焘接受道教，尊北方道教人物寇谦之为“天师”，且于平城修筑天师道坛，至道坛亲受“符箓”；崔浩本人亦“事天师，拜礼甚谨”。这实际上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道教只不过是崔浩在北方兴复周孔儒教，并使对儒家政治文化理念知之不多却热心于天文术数的拓跋焘易于接受的幌子。崔浩与寇谦之最初的结合是因为两人在讨论自古以来“治乱之际”时思想上的契合，寇谦之不仅尊崔浩为“当今之皋繇”，并且改变了道教“行道隐居”的本质而“营世务”，称自己“奉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北方太平真君，继千年之绝统”，甚至还要崔浩为他“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25]。可以说是崔浩与寇谦之合谋撰成的所谓含有“上师李君之手笔”的《录图真经》中，“坛位、礼拜、衣冠仪式各有差品”，却“大自与世礼相准”[26]；后建造天师道坛，“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治”而“制如明堂”[27]，“明堂”乃汉魏以来儒者众说纷纭却都又视为帝王承天行太平之治的礼仪建筑。崔、寇的结合，不仅仅使北方民间暗中传播的道教获得政权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使儒教得以曲折地影响当时政权的礼仪活动并使统治者心理上加以接受。因此，崔浩与寇谦之的结合并不全是论者所说的因为家族地位的相近或家族宗教信仰的相同[28]，否则“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的崔浩，连《老子》、《庄子》这两部道教奉为至上经典的著作亦不忍卒读，称之为“不近人情”的“矫诬之说”，视之为“乱先王之教”的“败法文书”[29]，不可能拜倒在道教的神灵之下。而且我们知道，“天师”寇谦之作为道教领袖，对激烈的废佛活动持保留态度，“苦与浩诤“，在其创新的道教神祇中，还为佛保留了相当重要的位置[30]。这也反映出太武废佛的主因并非佛道之争，而是因为佛教义理与崔浩心目中的政治文化理念相悖。
废佛诏书中所提出的罢废佛教的理由亦可证明上述意见。诏书中说：“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盛炽，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祸乱，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际，皆由于此。朕……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虽言胡神，……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诏书称佛为“胡妖鬼”、“胡神”、“伪物”，原因是“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诏书将东汉以后的社会动乱归咎于佛教，指出只有“太平真君”拓跋焘才能完成“荡除胡神”的“非常之事”，目的在于行政教，兴礼仪，“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废佛的主旨确实在于兴复儒教，推行文治，而不是为道教张目。不过，佛教在当时鲜卑贵族及汉族世族人士中都拥有众多的信众。据《魏书·释老志》，曾被拓跋焘信重的名僧惠始，死后葬于平城城内，太平真君六年，“制城内不得留瘗，乃葬于南郊之外。……送葬者六千余人，莫不感恸。中书监高允为其传，颂其德迹 ”。这“感恸”的六千余人，无疑和监国太子拓跋晃一样，同是崔浩废佛活动的积极反对者。对于鲜卑族人来说，崔浩既用汉族文人逐步取代他们的官职，在罢废了他们传统中崇拜的神灵后，又强行废佛，彻底剥夺他们心灵中的寄托，他们对崔浩及其属下的汉族文人的排抑心态随时事的发展，必然会上升为极端的仇视。
为了体现出文治的氛围，太平真君八年，崔浩奏请颁行自己号称经39年潜心思考而编成的《五寅元历》。尽管同时代的人对其历法中的谬误提出过批评，后世天文学家亦认为“考察未及周密”[31]，崔浩却坚信自己“得周公、孔子之要术”，“得天道之正”。并称：“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伪成真，宜改误历，以从天道。……非但时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国家万世之名，过于三皇五帝远矣。”[32]与此同时，崔浩属吏著作郎闵湛、郄标双上书朝廷，称颂崔浩所注《论语》等儒家经典，“言马、郑、王、贾虽注述《六经》，并多疏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之书，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习业。……既而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 《北魏太武朝政治史二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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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世祖纪下》记太平真君五年正月庚戌诏书称：“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这与两天前发布的禁图谶及私养沙门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诏书，一并体现了拓跋晃监国后，厉行文治的企图，禁图谶及私养沙门 同书卷108之1《礼志一》称：太平真君五年六月，“司徒崔浩奏议：‘神祀多不经，案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余复重及小神请皆罢之。’奏可”。据同卷所载太和十五年八月戊午诏，北魏前期祭祀的杂神有1200余处，这些得到朝庭祭祀的神灵，绝不包括北方民间自行祭祀的的对象，大多数应是拓跋鲜卑部落联盟时代各个部落所崇拜神祇，其中一些在《魏书·礼志》及《水经注》中还能找到其踪影。崔浩据以罢除这些神祀的“祀典”不知是当时所定，还是汉魏以来传统政权不断论证所得的结论，但无疑都是根据《周礼》中的儒教礼制原则确定的。罢废杂神、崇尚祀典，既与北魏皇权成长过程中排抑部落势力的历史进程合拍，同时也是在强力推行文治的政治背景下采取的激烈的行动。
太平真君五年后，另一个以“宣文教”为目的的激烈行动则是废佛。恪守强烈儒教文化理念的崔浩，对外来的佛教持强烈的排斥态度。《魏书·崔浩传》说：“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诵读。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又称：“浩既不信佛道，（崔）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太平真君五年禁私养沙门诏称沙门“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万天下”，业已体现出儒教理念与外来佛教间的冲突。太平真君七年，崔浩终于为全面废佛找到合适的借口。《魏书》卷114《释老志》谓太平真君七年拓跋焘率军于关中平盖吴之乱，于长安一佛寺发现僧人私藏武器、酿酒、为州郡牧守及富人藏匿财物、与贵室妇女于暗室中淫乱，“帝既非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不许。……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预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始谦之与浩同从车驾，苦与浩诤，浩不肯。谓浩曰；‘? 浣翊倌晔苈荆?鹈呕б印！?笏哪辏?浦铮?肝逍蹋?蹦昶呤?！?BR> 上述史料表明，此次废佛行动的主谋为崔浩。论者多将佛、道二教之争视为佛教“三武之厄”中太武灭佛发生的原因。因为崔浩曾力劝拓跋焘接受道教，尊北方道教人物寇谦之为“天师”，且于平城修筑天师道坛，至道坛亲受“符箓”；崔浩本人亦“事天师，拜礼甚谨”。这实际上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道教只不过是崔浩在北方兴复周孔儒教，并使对儒家政治文化理念知之不多却热心于天文术数的拓跋焘易于接受的幌子。崔浩与寇谦之最初的结合是因为两人在讨论自古以来“治乱之际”时思想上的契合，寇谦之不仅尊崔浩为“当今之皋繇”，并且改变了道教“行道隐居”的本质而“营世务”，称自己“奉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北方太平真君，继千年之绝统”，甚至还要崔浩为他“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25]。可以说是崔浩与寇谦之合谋撰成的所谓含有“上师李君之手笔”的《录图真经》中，“坛位、礼拜、衣冠仪式各有差品”，却“大自与世礼相准”[26]；后建造天师道坛，“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治”而“制如明堂”[27]，“明堂”乃汉魏以来儒者众说纷纭却都又视为帝王承天行太平之治的礼仪建筑。崔、寇的结合，不仅仅使北方民间暗中传播的道教获得政权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使儒教得以曲折地影响当时政权的礼仪活动并使统治者心理上加以接受。因此，崔浩与寇谦之的结合并不全是论者所说的因为家族地位的相近或家族宗教信仰的相同[28]，否则“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的崔浩，连《老子》、《庄子》这两部道教奉为至上经典的著作亦不忍卒读，称之为“不近人情”的“矫诬之说”，视之为“乱先王之教”的“败法文书”[29]，不可能拜倒在道教的神灵之下。而且我们知道，“天师”寇谦之作为道教领袖，对激烈的废佛活动持保留态度，“苦与浩诤“，在其创新的道教神祇中，还为佛保留了相当重要的位置[30]。这也反映出太武废佛的主因并非佛道之争，而是因为佛教义理与崔浩心目中的政治文化理念相悖。
废佛诏书中所提出的罢废佛教的理由亦可证明上述意见。诏书中说：“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盛炽，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祸乱，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际，皆由于此。朕……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虽言胡神，……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诏书称佛为“胡妖鬼”、“胡神”、“伪物”，原因是“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诏书将东汉以后的社会动乱归咎于佛教，指出只有“太平真君”拓跋焘才能完成“荡除胡神”的“非常之事”，目的在于行政教，兴礼仪，“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废佛的主旨确实在于兴复儒教，推行文治，而不是为道教张目。不过，佛教在当时鲜卑贵族及汉族世族人士中都拥有众多的信众。据《魏书·释老志》，曾被拓跋焘信重的名僧惠始，死后葬于平城城内，太平真君六年，“制城内不得留瘗，乃葬于南郊之外。……送葬者六千余人，莫不感恸。中书监高允为其传，颂其德迹 ”。这“感恸”的六千余人，无疑和监国太子拓跋晃一样，同是崔浩废佛活动的积极反对者。对于鲜卑族人来说，崔浩既用汉族文人逐步取代他们的官职，在罢废了他们传统中崇拜的神灵后，又强行废佛，彻底剥夺他们心灵中的寄托，他们对崔浩及其属下的汉族文人的排抑心态随时事的发展，必然会上升为极端的仇视。
为了体现出文治的氛围，太平真君八年，崔浩奏请颁行自己号称经39年潜心思考而编成的《五寅元历》。尽管同时代的人对其历法中的谬误提出过批评，后世天文学家亦认为“考察未及周密”[31]，崔浩却坚信自己“得周公、孔子之要术”，“得天道之正”。并称：“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伪成真，宜改误历，以从天道。……非但时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国家万世之名，过于三皇五帝远矣。”[32]与此同时，崔浩属吏著作郎闵湛、郄标双上书朝廷，称颂崔浩所注《论语》等儒家经典，“言马、郑、王、贾虽注述《六经》，并多疏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之书，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习业。……既而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 《北魏太武朝政治史二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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