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学界关于对日使用原子弹原因的论争

　　到1995年，戈。艾尔坡罗维兹就相同课题又写了《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和一个美国神
话的构筑》一书。基于他原来的观点，他进一步阐述日本已经接近投降，日本已受到苏
联准备宣战的威胁，美国的军事将领艾森豪威尔等认为并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杜鲁门
的大多数高级阁员敦促，明确日本天皇的地位将加速日本的投降。但杜鲁门执意听取国
务卿伯尔纳的观点，确信原子弹是对付苏联的一个重要的外交工具。

　　显然，50多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学术争论表明，为什么使用原子弹依然是历史学家
的重要研究课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作出这一决定？为弄清这一问题，有必要考
察这一决定形成的过程。

　　美国的核武器政策开始于罗斯福执政时期。1938年原子核的分裂在德国试验成功，
罗斯福接受爱因斯坦的建议密切关注德国原子弹试制的情况。罗斯福惟恐在原子弹的试
制方面德国走在美国前面。很明显，谁首先试制成功原子弹，谁就有利于控制战争的结
局。因此，1941年10月，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两个月，罗斯福批准了曼哈顿工程研究
项目，开始试制原子弹。罗斯福明白，原子弹在战争和外交中是十分重要的，它能加速
结束战争的步伐，增强美国的实力，影响战后的世界格局。在罗斯福的领导下，曼哈顿
工程进展顺利。为了在关键时刻使用原子弹，罗斯福坚持保守美国正在试制原子弹的秘
密。“这个秘密武器不仅针对我们迫在眉睫的敌人德国，而且针对我们潜在的敌人俄国。”
13鉴于40年代早期的世界形势，罗斯福觉得同盟国之间的联合是建立在互相需要而不是
互相信任的基础上。虽然罗斯福准备支持苏联抵御轴心国的侵略，希望与苏联结成比较
永久的联盟；但是，他已估计到战后世界并非易于控制。换句话说，苏联不会轻易同意
美国设计的战后世界格局的方案。因此，罗斯福与丘吉尔1944年9 月在海德公园达成共
识：核武器只是英美的秘密，在战争结束前不与苏联或其他国家分享这一秘密。14

　　到1945年春，欧洲战场的局势已经非常清楚。5 月9 日，德国投降。7 月16日，原
子弹在美国试验基地才爆炸成功。因此，原子弹还来不及在德国投降前试制成功并用在
对德战争上。那么美国何时使用原子弹？罗斯福还没来得及作出决定就去世了。因此，
决定美国何时、何地使用原子弹的任务就落到了杜鲁门的肩上。

　　1945年4 月12日杜鲁门继任总统时，他还不清楚曼哈顿工程，只是朦朦胧胧意识到
曼哈顿工程的存在。但他并不知道曼哈顿工程是试制原子弹的工程，直到1945年4 月25
日陆军部长史汀生给了他一份美国二战期间耗资最大、最绝密的工程报告后，他才清楚
了解美国正在试制杀伤力极强的原子弹。从此，他和他的顾问们，决定继承罗斯福的有
关政策，在二战结束前对日投放原子弹，在此之前决不告知苏联。因此，从某种意义上
说，“杜鲁门作出对日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始于1945年4 月25日”15. 从此，美国高层领
导人中出现了使用原子弹问题的争论。史汀生敦促杜鲁门成立一个委员会，“成为总统
决定使用新式武器（原子弹）的顾问团”16. 到5 月3 日，这个“临时委员会”成立。
175 天以后，德国投降。

　　德国投降引发了美国前线官员对日本投降的思索。海军部长詹姆士。福雷斯特尔
（JamesV.Forrestal）询问，“我们希望在什么程度上击败日本？”18顾问们认为应当
使用新式武器来结束战争，而部分科学家不愿意让自己的发明成为毁灭人类的武器。在
5 月31日和6 月1 日，美国上层的争论集中在是否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对日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得知这一争论时，不加任何评论。关于俄国的问题，用史汀生的话说，临时委员
会已经同意：“对俄国或其他国家保密我们的工作（试制原子弹），直到第一颗原子弹
在日本爆炸为止。”19杜鲁门表示，他将拖延波茨坦会议，“直到7 月15日，目的在于
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原子弹的试制。20

　　7 月4 日，史汀生第二次与杜鲁门商谈，史汀生建议总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向苏联
暗示美国拥有“超级武器”。在新墨西哥沙漠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第2 天即7 月17日，
杜鲁门立即赶到波茨坦，与丘吉尔和斯大林秘密会谈。在会上，杜鲁门向斯大林暗示和
眩耀，美国有了原子弹。斯大林装着若无其事；会后，他指示苏联加紧研究原子弹，以
打破美国的核讹诈。7 月20日，史汀生向总统宣读有关修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备忘
录，把“无条件投降”改为“直到日本停止抵抗”。当两颗原子弹准备完毕，7 月24日，
杜鲁门下令，如果日本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将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他“命令美国空军只
要天气允许，8 月3 日后投放原子弹。”21

　　事实上，美国决定使用原子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学术界正统派和修正派的观
点要比现实派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分析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扮演事后诸葛亮的角色。
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道义的因素，因为敌人是不讲道义的。正如杜鲁门所说：“在战争
中，日本的残酷和野蛮已达到了我所不能相信的地步，既然他们是野兽，我们应该用同
样的方法来对付他们。”22当日本侵入中国、偷袭珍珠港时，他们有没有考虑自己是否
道德？战争期间，在非常时期，人们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23史汀生认为：“我们当然明白我们对这种杀伤力极强的武器
所带来的后果所付的责任；罗斯福曾多次与我谈过有关原子弹的杀伤力。但我们是在战
争中，我们必须这么做。因此，我们的共同目的是对付战争因而制造和使用原子弹。”
24何况，日本并不愿意无条件投降。在收到《波茨坦公告》后，日本外相希望用沉默来
代替官方的声明。但日本首相无可奈何地在7 月28日表示：“日本内阁认为‘波茨坦宣
言’仅仅是‘开罗宣言’的翻版，不值得政府注意。另外，日本飞机产量的增加，将给
日本的胜利重新带来希望。”25显然，基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军队在绝望之前是
不会投降的。由此，正统派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

　　修正派观点的理由比较充足。我们可以从追溯美苏关系的历史，来理解其观点。在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非常重视日益增长的苏联势力。在轴心国的共同威胁下，美苏建立
了战时有限度的合作，并达成了战后适度合作的共识。但是，苏联政府坚持维护自己决
定力量、安全、秘密和独立的权利，在没有涉及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在联合行动中，承 《美国史学界关于对日使用原子弹原因的论争(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