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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学界关于对日使用原子弹原因的论争


外交地位
的观点,但他认为这一政治目的次于结束战争的军事目的。12

  到1995年,戈。艾尔坡罗维兹就相同课题又写了《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和一个美国神
话的构筑》一书。基于他原来的观点,他进一步阐述日本已经接近投降,日本已受到苏
联准备宣战的威胁,美国的军事将领艾森豪威尔等认为并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杜鲁门
的大多数高级阁员敦促,明确日本天皇的地位将加速日本的投降。但杜鲁门执意听取国
务卿伯尔纳的观点,确信原子弹是对付苏联的一个重要的外交工具。

  显然,50多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学术争论表明,为什么使用原子弹依然是历史学家
的重要研究课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作出这一决定?为弄清这一问题,有必要考
察这一决定形成的过程。

  美国的核武器政策开始于罗斯福执政时期。1938年原子核的分裂在德国试验成功,
罗斯福接受爱因斯坦的建议密切关注德国原子弹试制的情况。罗斯福惟恐在原子弹的试
制方面德国走在美国前面。很明显,谁首先试制成功原子弹,谁就有利于控制战争的结
局。因此,1941年10月,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两个月,罗斯福批准了曼哈顿工程研究
项目,开始试制原子弹。罗斯福明白,原子弹在战争和外交中是十分重要的,它能加速
结束战争的步伐,增强美国的实力,影响战后的世界格局。在罗斯福的领导下,曼哈顿
工程进展顺利。为了在关键时刻使用原子弹,罗斯福坚持保守美国正在试制原子弹的秘
密。“这个秘密武器不仅针对我们迫在眉睫的敌人德国,而且针对我们潜在的敌人俄国。”
13鉴于40年代早期的世界形势,罗斯福觉得同盟国之间的联合是建立在互相需要而不是
互相信任的基础上。虽然罗斯福准备支持苏联抵御轴心国的侵略,希望与苏联结成比较
永久的联盟;但是,他已估计到战后世界并非易于控制。换句话说,苏联不会轻易同意
美国设计的战后世界格局的方案。因此,罗斯福与丘吉尔1944年9 月在海德公园达成共
识:核武器只是英美的秘密,在战争结束前不与苏联或其他国家分享这一秘密。14

  到1945年春,欧洲战场的局势已经非常清楚。5 月9 日,德国投降。7 月16日,原
子弹在美国试验基地才爆炸成功。因此,原子弹还来不及在德国投降前试制成功并用在
对德战争上。那么美国何时使用原子弹?罗斯福还没来得及作出决定就去世了。因此,
决定美国何时、何地使用原子弹的任务就落到了杜鲁门的肩上。

  1945年4 月12日杜鲁门继任总统时,他还不清楚曼哈顿工程,只是朦朦胧胧意识到
曼哈顿工程的存在。但他并不知道曼哈顿工程是试制原子弹的工程,直到1945年4 月25
日陆军部长史汀生给了他一份美国二战期间耗资最大、最绝密的工程报告后,他才清楚
了解美国正在试制杀伤力极强的原子弹。从此,他和他的顾问们,决定继承罗斯福的有
关政策,在二战结束前对日投放原子弹,在此之前决不告知苏联。因此,从某种意义上
说,“杜鲁门作出对日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始于1945年4 月25日”15. 从此,美国高层领
导人中出现了使用原子弹问题的争论。史汀生敦促杜鲁门成立一个委员会,“成为总统
决定使用新式武器(原子弹)的顾问团”16. 到5 月3 日,这个“临时委员会”成立。
175 天以后,德国投降。

  德国投降引发了美国前线官员对日本投降的思索。海军部长詹姆士。福雷斯特尔
(JamesV.Forrestal)询问,“我们希望在什么程度上击败日本?”18顾问们认为应当
使用新式武器来结束战争,而部分科学家不愿意让自己的发明成为毁灭人类的武器。在
5 月31日和6 月1 日,美国上层的争论集中在是否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对日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得知这一争论时,不加任何评论。关于俄国的问题,用史汀生的话说,临时委员
会已经同意:“对俄国或其他国家保密我们的工作(试制原子弹),直到第一颗原子弹
在日本爆炸为止。”19杜鲁门表示,他将拖延波茨坦会议,“直到7 月15日,目的在于
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原子弹的试制。20

  7 月4 日,史汀生第二次与杜鲁门商谈,史汀生建议总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向苏联
暗示美国拥有“超级武器”。在新墨西哥沙漠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第2 天即7 月17日,
杜鲁门立即赶到波茨坦,与丘吉尔和斯大林秘密会谈。在会上,杜鲁门向斯大林暗示和
眩耀,美国有了原子弹。斯大林装着若无其事;会后,他指示苏联加紧研究原子弹,以
打破美国的核讹诈。7 月20日,史汀生向总统宣读有关修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备忘
录,把“无条件投降”改为“直到日本停止抵抗”。当两颗原子弹准备完毕,7 月24日,
杜鲁门下令,如果日本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将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他“命令美国空军只
要天气允许,8 月3 日后投放原子弹。”21

  事实上,美国决定使用原子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学术界正统派和修正派的观
点要比现实派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分析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扮演事后诸葛亮的角色。
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道义的因素,因为敌人是不讲道义的。正如杜鲁门所说:“在战争
中,日本的残酷和野蛮已达到了我所不能相信的地步,既然他们是野兽,我们应该用同
样的方法来对付他们。”22当日本侵入中国、偷袭珍珠港时,他们有没有考虑自己是否
道德?战争期间,在非常时期,人们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23史汀生认为:“我们当然明白我们对这种杀伤力极强的武器
所带来的后果所付的责任;罗斯福曾多次与我谈过有关原子弹的杀伤力。但我们是在战
争中,我们必须这么做。因此,我们的共同目的是对付战争因而制造和使用原子弹。”
24何况,日本并不愿意无条件投降。在收到《波茨坦公告》后,日本外相希望用沉默来
代替官方的声明。但日本首相无可奈何地在7 月28日表示:“日本内阁认为‘波茨坦宣
言’仅仅是‘开罗宣言’的翻版,不值得政府注意。另外,日本飞机产量的增加,将给
日本的胜利重新带来希望。”25显然,基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军队在绝望之前是
不会投降的。由此,正统派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

  修正派观点的理由比较充足。我们可以从追溯美苏关系的历史,来理解其观点。在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非常重视日益增长的苏联势力。在轴心国的共同威胁下,美苏建立
了战时有限度的合作,并达成了战后适度合作的共识。但是,苏联政府坚持维护自己决
定力量、安全、秘密和独立的权利,在没有涉及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在联合行动中,承 《美国史学界关于对日使用原子弹原因的论争(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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