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下的明治维新

【摘　要】本文试图以“大历史观”作为理论依据，重新审视整个江户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状况，以探讨日本在近代由落后到先进的某些“长时段”原因。

【关键词】大历史观　江户时代　长期合理性

19世纪60年代，当东方一系列国家相继沉沦的时候，处于东亚一隅的日本却以明治维新的成功而崛起。这一现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思考。特别是明治维新缘何产生并得以成功的历史因素，一时成为讨论的焦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与中国近代史上之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新政等改革运动相比较，从中能窥见中日间的改革一败一成的某些原因。关于这些因素，可大致总结如下：（1）德川幕府后期，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母体中孕育和成长；（2）国内社会阶级关系力量对比的变化；（3）土地结构的差异性，使日本更容易传统的束缚，走上革新、近代化的道路；（4）政府的腐败，指导性政策的失误等等。本文试图以“大历史观”作为理论依据，“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目光重新检讨”[1]（P272）整个江户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状况，从而探讨日本在近代由落后到先进的某些“长时段”原因（这里的“长时段”并不是借助于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而是仅用来指一种长时间、远距离的客观视角）。所谓“大历史观”，是著名史家黄仁宇先生在综合、归纳的研究方法上，通过对中外历史特别是近世以来各国具体国情的深入考察后指出的：用“技术上的角度”来审察历史，跳出具体大事的道德评判标准，“采取以长时间、远距离，而尤以超过人身经验的着眼研读历史”　［2］(p66)，以看出“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最后,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各国都要达到“数目字管理”。纵览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崛起，“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1]（p276）　一、江户时代幕藩统治政体的影响

1603年，德川家康在荡平丰臣氏的残余势力后，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了幕府。他根据日本社会多元化的具体国情，逐步在日本推行建立在封建领主土地制度基础上的“由将军的幕府和大名的藩国构成的封建统治制度”，［3］(p4)史称“幕藩体制”。将军将全国1/4强的土地合680万石作为自己的辖地，称为“天领”，且都是些肥沃的土地，又掌握着三大城市：江户、大阪、京都，和唯一进行对外贸易的港口长崎，并拥有对商业的控制权、货币的铸造权、采矿权，以及对全国最大的武装部队8万多兵力的动用权。另外，幕府依据在“建幕”过程中贡献程度和亲疏关系将全国二百六十多个大名划为“亲藩”、“谱代”、“外样”，并把自己辖地之外的3/4土地分封给大名们相应的石数。将军成为日本实质上的统治者，“幕府”也就相应地成为实质上的中央政府，日本历史进入了德川幕府时期，又因其“府治”在江户，又称江户时代。在整个江户时期，幕府为了钳制各藩，防止大各的叛乱，巩固幕府统治的中央政权，颁布《武家诸法度》，“实行了大名轮流到江户侍奉将军一次（一年住在领国），其妻子类似人质必须经常住在江户的‘参觐交代’制度”，［4］(p308　)并陆续施行改易，转封、兵农分离、“领知朱印状”等强硬措施，以及赐姓（松平姓）和联姻的优柔政策。因此，幕府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硬的军事实力，对全国拥有“集权式”的统治能力。

但是，各藩国却仍保有很大的地方自治权力。各藩在对将军尽忠，为将军服役的前提下，“对幕府有相对独立性和义务，各藩的内政，为幕府‘所不干予’”。［5］(p112)各藩国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独立的司法权、行政权和税收权等，并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对幕府的政策、法律政令有变通执行的权力，有时“甚至可以反其令而行之，进行地方割据，培植离心力量等”［6］(p63)。由此可见，日本的这种幕藩统治政体的实质是幕和藩“彼此对立，互相依赖，处于均衡状态，实行中央权力控制下的地方割据统治”，［7］(p93)因而使明治维新具备了政治上既统一又分裂的这一客观的社会条件。

第一，幕藩体制下的日本，“虽有某种割据，但基本上实现了封建统一”。［8］(p189)如上所述，幕府拥有藩国无可比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又用“参觐交代”，兵农分离等政策、法令钳制各藩国，限制他们的军队规模、防御工事，要求各大名尽忠，并承担各种义务。将军实质上已成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因为这种政治体制“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而且行之有效。因此，这就使江户时期日本的社会和政治，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长期稳定局面”，［9］(p82)从而促使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的发展和商人阶级实力的增强。据统计，日本1600年的人口仅为1800万，至1725年猛增至2600万。全国三大城市中，江户人口接近100万，而大阪和京都的人口也达到30万之多。人口的增长，势必增加了对商品的需要量，商人也就有动力把剩余资本投注于新的生产方式——家庭包工制度，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自闭关锁国后，日本政府虽严厉限制海外贸易，但是由于地方自治性权力的存在，部分藩国仍可以从荷兰或间接从中国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活动，引导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发展与进步，成为倒幕维新的根据地。“实际上，大名在自己藩中的政治集权比幕府能够在天领上行使的权力大得多，因为这里不存在中间环节——分封。”［10］(P　477)因此当幕府实行绝对统治政策的时期，各藩特别是“西南诸藩乘机与幕府背道而驰，进行诸如减轻贡租负担，殖民产业，整顿财政，打破门阀制度，擢用中下级武士，奖励西学，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和军事技术，派人留洋学习等。通过这些改革进一步增强了地方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尾大不掉，幕府失控”。［6］(P　63)

第三，在幕藩体制下，幕府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和兵农分离政策，对广大农民和中下级武士阶层进行压迫、剥削，最终促使他们起而反之，特别是中下级武士阶层的倒戈，运动浪潮滚滚而来，埋葬了德川时期。武士阶层是日本政治结构的一个特有现象，由大目付、若年寄所管辖，属于统治阶级行列，领有一定的属地，并将之租给封地内的农民以收取一定的贡租。但是随着政治统一和安定局面的到来和巩固，社会并不那么需要大量武士的服务。再加上幕藩体制下的兵农分离政策，使得大名拥有的土地绕过武士阶层直接租贷予农民，而不再封给武士，使武士脱离于土地之上，只向大名领取数量既定的米俸（藏米），把经济生产过程，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交予民间办理。“武士阶级从此割断了与社会基层的联系，迈出了自我消亡和第一步。”［12］(P129)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年贡的货币化和生活用品的商品化，使得商人逐渐积累了社会上的大量财富。但各藩的财政却是日陷窘态之中，因此只得拖欠、挪借，缩减给武士的米俸。而武士本来领有的俸禄就不多，且要为二年一次的参觐交代和双重的都市生活而花费颇多，生活更趋穷困，对大名是恨主如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士们只得改投其他行业，如经商、从教、参与家庭手工业等，从封建等级中逸离出来，成为讨幕战争中的中坚力量和维新的思想领袖、政治领导人。论文“大历史观”下的明治维新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C7@b=9W Q, o.]DK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