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四大公案看“翻案”

从上一世纪90年代初唐浩明的小说《曾国藩》（1990－1992出版）风靡海峡两岸开始，重写晚清历史和人物在史学界和文艺界蔚然成风，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走向共和》受到热烈欢迎，又令这一热潮升温。笔者在1992年出版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易名为：《帝国斜阳――晚清大变局》）也因对晚清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提出一系列崭新的看法，至今仍受到许多读者关注，有的读者说：“翻了许多大案，令人震撼”。怎样看待这一学术和文化现象？

所谓“翻案”的实质

历史小说和影视作品完全可以虚构，把《三国演义》看成《三国史》那不过是笑话。可是，这次《走向共和》深受观众欢迎，却明显带有重新发现历史的意味。这与20世纪中国政治对历史研究的干扰息息相关。

任何学术结论都是相对的。学术研究包括历史研究在内，本来就应如胡适所说“在不疑处有疑”，不断推陈出新，抛弃不符合实际的结论，不存在什么翻不翻案的问题。可是，自从上一世纪20年代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利用政权力量取消了学术和思想自由，就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

1．神化领袖人物，并以拥护还是反对他们作为是非标准，窜改历史。

例如，认真研究过有关史料的人都知道，1922年的所谓陈炯明叛变，其实是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推行武力统一的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谁是谁非可以从容讨论（当时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学者和公众舆论都认为正确的是陈炯明）。但为了神化孙中山，国民党却认为陈炯明是“叛变”乃至“叛国”，组织御用文人编出一部《陈炯明叛国史》，并且不准人们说半个不字，1922年以前陈炯明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也一笔抹煞，历史就变为一笔糊涂账了。而随着多年来官方审定的教科书的灌输，人们习非成是，听到真实情况评述，反而觉得是奇谈怪论。

2．由于没有言论自由，许多知识分子被迫借古讽今，按照政治斗争的需要去塑造历史。

如吴晗笔下的朱元璋，抗日战争时期好些人骂袁世凯、曾国藩，揭露明代的特务统治，其实都有影射蒋介石的企图，有的就不免有过头之处。又如，为了抗议国民党独裁统治对文化的摧残，人们热衷于写乾隆爷统治年代的文字狱；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对皇帝更是贬损唯恐不及；于是，18世纪中国和乾隆皇帝的全貌自然就模糊了。当《戏说乾隆》之类的影视推出后，新鲜感便油然而生。

3．以历史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大清帝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在孙中山口中，却是“外国人”灭亡和占领中国的历史。孙中山说：“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　为了动员人们为推翻清帝国出力，曾国藩、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统统被戴上汉奸帽子！

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曾风行一时，蒋、宋、孔、陈是四大财阀几成定论。这对动员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国民党的专制、腐朽的统治起过很大作用。可是，离开大陆后，陈立夫在美国靠养鸡活命，太不像财阀了。

4．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神化劳动人民及其造反行动，贬低统治阶级的历史人物。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思想指导下，中国自命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史家，往往有意无意贬低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家和企业家、知识分子等等的贡献，乐于抬高劳动人民的作用。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又是对历史真相的掩盖。

5．为动员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全盘抹煞外国人对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贡献。

19世纪中国内地最早的现代报刊是1835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响最大的报刊是《万国公报》，都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当时的新式教育和对西学的介绍，也无一不依靠外国人。时至今日，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史家们，无不肯定它们的成就。可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不少论著仍把为这些事业贡献了一生的外国人，一概视为帝国主义分子；把他们办的文化教育事业一律称之为文化侵略！

这是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危害极大的专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左毒的体现。所谓翻案，实质是肃清错误思潮在历史领域中的流毒。多数中国人离开学校后，很少重读历史。认真研究史料，从愚弄人们的历史谎言或史家们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弄歪了的历史图景中解脱出来，实事求是，力求将真实情况介绍给读者，这样的翻案有利无弊。借助小说、影视，普及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十分有益。这件事迟早都要做，今天的热潮毋宁说来得迟了一点。

让我们从几个公案看看葫芦僧如何乱断葫芦案，就会对“翻案”的是非得失有进一步的了解。

太平天国公案的由来

天平天国研究历来有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两派。这是正常的不同学术观点之争。但政治的介入，使问题复杂化了。

开其端的是孙中山。在他看来，“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因而命追随者编就《太平天国战史》，并赞之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换句话说，赞扬太平天国就是赞扬革命，就是为革命的合法性提供依据。中国共产党崛起后，不少史家沿着孙中山的思路踵事增华，并摘引马克思的话以证明太平天国确是一场革命。以后进一步推到极端，一部近代中国史被说成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的历史。直至今日，我们的中学和大学的标准教科书，还是跳不出这个窠臼。

可是，不但义和团怎么说都与革命不搭界，太平天国是否称得上革命，也大有疑问。3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