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
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18] 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军功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甚至武人、恩倖、蕃胡、宦官之流都能占有"黄散"、大夫之号，并不算什么希罕事儿。例如皮豹子以有武略而为散骑常侍、王洛儿以善骑射为散骑常侍，乞伏居以高车部人为散骑常侍，娥清以"累著战功，稍迁给事黄门侍郎"，斛律那瓌以朔州敕勒部人而得为光禄大夫，等等[19] 。稍稍翻检《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则恩倖、宦官之任常侍、大夫者便历历可见、俯拾即得。这在江左华胄看来要大惊小怪、愤愤不平的现象，北魏朝廷却安之若素，当事人亦居之不疑。又如秘书省官，在南朝最为甲族起家之选；而在北朝就不是那么清贵了，并非文化士族的独占禁脔。例如秘书监伊香犮：“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力曳牛却行。……(太武)帝贤之，遂拜秘书监。”[20] 又如贺若统，“其先居漠北，世为部落大人”，“勇健不好文学，以祖荫为秘书郎”[21] ，而这已在汉化颇深的孝明帝之朝了。可见北魏的"清浊"区分、文武界限，经常淡薄如纸。 当然，北朝并不是没有清官、清显、清华之类观念。但如加细绎，则北朝“清官”层次其实有三：第一层次是所谓“九流”。自从孝文帝创造了流内、流外之制，中正品的第二品以下别为"流外七等"，流内九品便都是“二品清宦”了。第二层次所谓是“三清”，同在九品之内，诸官仍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之异，也有些官职在"九流"之列而不属“三清”。[22] 第三层次，便是某些官职因其特殊的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由此形成的观念性、习惯性的“清官”了。
通过这三个层次，便能发现北朝有异江左的地方。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进一步说，尽管北朝的"三清九流"之制仍被说成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职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现”[23] ，但北朝“清官”出自法令一点，学者依然指为北魏独有："魏晋以来，人分士庶，官有清浊，但是均为习惯使然，未曾见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哪些官是清官"[24] ，"以皇权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规定(清官)"，“这是魏晋南朝皆不曾见而北魏独有的现象”[25] 。不过从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独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国的“清资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26] 。而唐朝“清官”，想已不会被错认为“门阀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对官职资望的正式认定。相对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说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职才获得了荣耀，而不是他个人门第为这个职位增添了“清华”。进而可以推论，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权、出自法令一点，已与江左那种最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了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
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考察魏、齐、周各朝"清显"、"清华"等语用法，便可知它们每每是指台省要职。 《北齐书》卷四二《崔劼传》：“何为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损家代？”是省府要职即是"清华"。袁聿修"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检其仕历，他九岁为州主簿，释褐太保西閤祭酒，本州中正、尚书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农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少卿等。[27]
又许惇"久处朝行，历官清显"。检其仕历，则为司徒主簿、殿中尚书、司农卿、大理卿、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等。[28] 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职，可以窥知魏齐所谓"清华"虽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较而言，却更看重其是否权尊责重、职事切要。
众所周知，南朝贵游不乐台郎，把担任侍御史视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这样的要职都不得青目，所谓"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29] 。可是尚书台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华"、"高选"之列。《魏书》卷十四《元子思传》：“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又《魏书》卷六九《袁翻传》：“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出州入省，历忝清资。"按宋游道原为司州从事，文襄帝高澄使为尚书左丞。《北史》卷三六《薛慎传》：西魏“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30] 膳部、工部，前后代均属尚书省职。可见北朝的尚书台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号称"高选"，不仅取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试录用之法。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31] 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高道穆以"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为言，希求"身隶绣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时他仍其旧贯，"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还曾为此踌躇满志："自今以后，当得精选御史矣！"[33] 东魏"中尉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广独以才学兼御史，修国史。"[32] 所以史称："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35] 学者因而指出，北朝没有像南朝那样出现御史台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门阀歧视的情况。[34] 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36] 可见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范畴之内。与御史相类，廷尉也号称“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晖担任廷尉评，元顺云："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37] 推知廷尉正监平及廷尉均为“ 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职"而失其"清"。以上与南朝判然有别的情况，都显示了北朝对政务、法制的重视，进而显示了对"清浊"的不同理解。 《魏书》卷八八《良吏明亮传》：
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世宗曰："运筹 《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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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三个层次，便能发现北朝有异江左的地方。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进一步说，尽管北朝的"三清九流"之制仍被说成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职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现”[23] ，但北朝“清官”出自法令一点，学者依然指为北魏独有："魏晋以来，人分士庶，官有清浊，但是均为习惯使然，未曾见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哪些官是清官"[24] ，"以皇权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规定(清官)"，“这是魏晋南朝皆不曾见而北魏独有的现象”[25] 。不过从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独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国的“清资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26] 。而唐朝“清官”，想已不会被错认为“门阀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对官职资望的正式认定。相对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说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职才获得了荣耀，而不是他个人门第为这个职位增添了“清华”。进而可以推论，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权、出自法令一点，已与江左那种最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了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
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考察魏、齐、周各朝"清显"、"清华"等语用法，便可知它们每每是指台省要职。 《北齐书》卷四二《崔劼传》：“何为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损家代？”是省府要职即是"清华"。袁聿修"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检其仕历，他九岁为州主簿，释褐太保西閤祭酒，本州中正、尚书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农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少卿等。[27]
又许惇"久处朝行，历官清显"。检其仕历，则为司徒主簿、殿中尚书、司农卿、大理卿、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等。[28] 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职，可以窥知魏齐所谓"清华"虽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较而言，却更看重其是否权尊责重、职事切要。
众所周知，南朝贵游不乐台郎，把担任侍御史视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这样的要职都不得青目，所谓"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29] 。可是尚书台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华"、"高选"之列。《魏书》卷十四《元子思传》：“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又《魏书》卷六九《袁翻传》：“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出州入省，历忝清资。"按宋游道原为司州从事，文襄帝高澄使为尚书左丞。《北史》卷三六《薛慎传》：西魏“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30] 膳部、工部，前后代均属尚书省职。可见北朝的尚书台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号称"高选"，不仅取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试录用之法。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31] 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高道穆以"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为言，希求"身隶绣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时他仍其旧贯，"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还曾为此踌躇满志："自今以后，当得精选御史矣！"[33] 东魏"中尉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广独以才学兼御史，修国史。"[32] 所以史称："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35] 学者因而指出，北朝没有像南朝那样出现御史台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门阀歧视的情况。[34] 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36] 可见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范畴之内。与御史相类，廷尉也号称“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晖担任廷尉评，元顺云："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37] 推知廷尉正监平及廷尉均为“ 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职"而失其"清"。以上与南朝判然有别的情况，都显示了北朝对政务、法制的重视，进而显示了对"清浊"的不同理解。 《魏书》卷八八《良吏明亮传》：
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世宗曰："运筹 《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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