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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


用武,然后远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远也!"亮乃陈谢而退。 
    学人往往引证上文,以证明北魏选官"文清武浊"。不过明亮不乐武号,实在与北魏的传统和现实格格不入。宣武帝驳斥他"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一点儿也没有委屈他。我颇疑明亮的真意是嫌"勇武将军"太低,便搬出"清浊"作"请更改授"借口。宣武帝明确宣布"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否定"文清武浊"之论,这不过是以现实相告而已。北朝勋贵传记,每有"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语,这与魏晋史传叙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南朝史传叙人多"词采遒艳"、"善为文章",大相径庭。在北朝还常能看到这样的说法:"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甚至北朝的汉族士族也难免世风熏染,而把"以武达"和"以文通"同等地视为振兴家门之途。 
    北魏孝文帝时,工商皂隶"或染清流"一类事情已时时发生。宣武帝时,"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38] "蕃落庸鄙"也得以"操铨核之权"[39] ,宦官、恩倖居然滥厕中正之位,承担起了"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的庄严职责[40] 。北周制度,便已“选无清浊”。[41] "士庶"界限日益含糊不清,"清浊"、"文武"更不足以阻止官位、名号向武人普授。北魏 "以军功为给事中"、"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以军功累至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累以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征伐有功,稍迁中散大夫"、"以军功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以军功至太中大夫"[42] 等现象,史不绝书;进而到魏末五等大夫、东西省散官向"督将兵吏"们普授、滥授和"双授",不过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而已。

    三、“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

    以上辨析显示,南朝的“清浊”观念阻碍了文散官向武人的普授、滥授,进而阻碍了文散官的阶官化;下面我们再从“双授”入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魏末、北周之时,以将军号与五等大夫的"双授"成了普遍做法。我认为这个事实,对于文散官的阶官化曾构成重大推动,并把这种作用名之为“拉动”。魏晋以来,将军号的“散阶化”要早得多,其序列化程度也高得多,而文散官的"散阶化"则相对迟缓。不过由于魏末的“双授”泛滥,诸文散官便与军号建立了密切的对应关系,令军阶得以把其序列化形式和位阶性质传递给了与之“双授”的文散官,将之"拉"入了散阶序列的境界。这在北周军号、散官两个序列的一一对应关系之中,明白无误地体现出来了。正是魏末泛滥于时的“双授”,使军号得以发挥强劲的“拉动”之功,北周才得以完成了一次文散阶制度的飞跃。[43] 
    进一步说,军号序列先于文散官实现了"散阶化",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深论。秦汉的将军本是将领之职,但在汉末它们已有虚衔化的趋势。世入魏晋,将军号迅速增殖,不久就演化成了独立于军职的军衔阶梯。攻战杀伐离不开将士们效死用命,论功行赏方能令士气和战力常盛不衰;瞬息万变的战争时分,也经常需要迁黜其品秩而不致变动事任,或变动事任而仍其品秩。这时候更便于灵活处理功过、权责矛盾的"品位分等",就更显示了更大可行性:不必赋予更大权责,迁其军号即足以褒功;而在须加责罚、同时又要借重其才略之时,贬其军号是为良法。现代军队依然实行军衔制一点,也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明。军号不仅演化为军阶,而且应用范围在迅速扩展,还成了地方牧守、领兵都督的位阶,中央官僚加军号者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由此便可看到,军号之发展为位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功绩制的原则,它并不是一种保障士族权益的品位制度。陈苏镇先生对梁武帝军号改革的有关考察揭示,南朝的军号面向宗室诸王,更多情况则是武人依赖军号而发身迁转;梁武帝大通年间的军号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160号军号,其目的就是拉长寒人武将的仕进之途。[44] 日人高桥彻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看法。[45] 
    士族的高贵地位和特权标志,主要体现于对文职高官和"清华"诸官的独占,即令他们占有了军职和军号,那也只是占有“清官”的"延伸"。 
    魏晋南北朝是官职日趋分离、“品位分等”分外发达的时代。不过由上所论,对此期的官僚等级制,还可进而辨析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品位":一种由中正品、清途、清官、清浊观念和士族门第等等构成,另一种则是由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尽管它们都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特色,但不妨借助引喻以示区分:前者是以人的"门品"为中心的,后者则是以人的"官品"为中心。这里的"官品"一词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职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禄位。如前所述,军阶具有更多功绩制色彩,要更多地服从于军政考虑,它正是一种由君主操纵而依功加授的禄位,由此就蕴含着使之整齐划一、形成序列的更大动力,以便利于中央权威的高效管理和依功加授。所以军阶的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外在形式,与唐代的文武散阶已非常接近了。 
    至如"门品",当然是指士族门阀的传统门第了,它来自士族积久不衰的政治文化权势。门第、中正品、文武、清浊与官品、官职间错综交织的等级对应,乃是一种基于传习的秩序。由于它并非出自刻意规划,所以只是"散乱"于不同等级、不同机构、不同职类之中,而非一个外在的、整齐的位阶序列。从"分官设职"的行政规律观之,门品与官职的关系是杂乱无章、不成系统的;可在士族眼中就不同了:这个局面秩序井然,在其中他们如鱼得水、冷暖自知,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何等门第(如高门、吏门、役门之类)应获何等中正品级,对文官与武官、实官与散官、朝官与外官、命官与府官等等何"清"何"浊",该由何起家迁转才算"人门兼美"、"才地俱允",士族了如指掌而轻车熟路。质言之,在士族政治之下,士族不但在居官之时,而且甚至在居官之先,事实上就已拥有一种与官职分离的"品位"了,这便是"门品秩序"的本质所在。不过对士族门阀来说,他们并无意图把这种"门品"化为一种"外在"的整齐序列,因为这种更革只能求助于专制权威才能完成,而且将造成既定权益格局的重大变动。 
    在对"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加以区分之后,对篇首所揭疑问──为什么在更富"文治"色彩的江左政权下,文散官的"散阶化"反而比北朝缓慢──就可以有深

《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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