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老后的埃及

古埃及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在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后逐渐走向衰亡。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到来以后，古代埃及文明就随着法老的时代而一去无返，古代的象形文字也成了死文字，此后的近千年间，偶尔有人把埃及的雕像、文字拿来做装饰，或者闲时谈谈那里的传奇，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由于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加上文字的隔阂，古埃及变得遥远而神秘。她就像一具凝结在时空之中的文明的木乃伊，默默地注视着人类的进程，一任尘埃蒙上她的身躯。

埃及学在“东方热”的背景下诞生，直至今天，世界各地的“埃及热”一直在持续。探索的热情推动了深入的研究，但文化差异导致的好奇也使得种种“误读”不断产生。早期的探险家掠走了大批的文物，而今天的旅游业又为文物保护蒙上一层阴影。法老的遗产成了文化资本。

“东方热”与埃及学的诞生

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埃及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沉默而陌生的世界，他们只能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找到关于古埃及的见

闻。1805年，古典作家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也被译出并出版，从中也

可找到古埃及的记叙。但是19世纪的“东方热”却迅速改变了这一局面。这既是科学的力量崭露锋芒之时，又是人们探古怀旧、满怀对过去追忆的时代。考古学和古文字的研究都开始起步，庞贝城的发现，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使人们隐约看到了一线曙光，在沉寂遥远的古代世界上空闪现。对学者们而言，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用科学的手段探求以往的神秘，这种强烈的愿望推动了整整一代人付出艰辛的努力。　1798年，在野心加梦想的驱动下，远征埃及的拿破仑带了一支175名专家学者组成的“科学艺术考察团”，以及大量的图书和仪器设备。

1799年8月，拿破仑的士兵在罗塞塔附近修筑要塞时发现了一块黑色磨光玄武岩的石碑，它长约115厘米，宽约73厘米，厚约28厘米，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三段铭文，由于岁月风沙的侵蚀，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这就是后来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钥匙———罗塞塔石碑。

1809年－1813年，科学考察团的集体成果《埃及记述》问世，有24卷本文字记述和12卷本图录，内容丰富，图片精美，装帧豪华。《埃及记述》顿时轰动了欧洲，它展

现出一个古老神秘的国度，大大填补了当时人们对古埃及文明的知识空白。一时间洛阳纸贵。

罗塞塔石碑发现后，瑞典外交官阿克布拉德（J.D.Akerblad）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一定的进展。他的主要贡献是对世俗体象形文字的研究，他辨认出该文字中的人称代词“f”。但他误认为世俗体是一种纯字母文字，这使他的工作无法取得新进展。

最后，在1822年，法国青年学者商博良（JeanFrancoisChampol－lion，1790—1832年）最终破译象形文字成功。他以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象形文字虽然符号众多，但毕竟是有限的，而且某些符号有规律地重复出现，因此它肯定不是纯表意文字。继而他进一步证实象形文字也不是纯粹的表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二者的合体，他还发现多数的符号是表音符号。基于这种看法，他首先从人名入手，在罗塞塔石碑中找出了“托勒密”一词的世俗体符号，然后找出了相应的象形文字符号。此后他又得到两块在费雷神庙发现的石碑拓本，读出了女王克里奥巴特拉的名字。抓住专有名词这条线索，商博良以相当可观的速度研究这种文字系统，在他42岁去世前，只留下多辅音符号的问题没有解决，这由其后继者莱普修斯（L.R.Lepsius）完成。象形文字的释读成功，使人们第一次了解到大量埃及文献的真正内容，同时也激发了大批学者研究古埃及文明的兴趣，因此，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宣布释读象形文字成功的日子，成为埃及学这门学科的创立之日。

冒险、抢劫与文物保护

象形文字解读成功，标志着一个新学科———埃及学的诞生，随之而来的“埃及热”也在欧洲持续升温。在涌入埃及的人流中，有学者，也有冒险家、抢劫者，但更多的情况下，是上述几种身份兼具者。因此，埃及学是门很特殊的学科，从它诞生到发展，一直伴随着探险、寻宝者的活动，使得它在早期颇具“古物收藏”业的色彩。而这些早期的文物掠夺者在把大批埃及文物送入欧洲各大博物馆时，也大大激发了民众的兴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用毕生心血研究古代埃及，因此埃及学也是一门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学科，它有大量的业余爱好者关注、帮助和参与，它的研究过程和成果也无时不被这一大批“埃及迷”们所留意。

在19世纪，埃及的文物受到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严重掠夺和破坏。穆罕默德·阿里的政府提倡埃及的现代化，在发展工业、引进外来技术和人才的同时，也使大批的埃及文物流失和破坏。只要能得到欧洲进口的机器设备，或者各种的贿赂，埃及总督就签署敕令，同意在当地雇人发掘。驻埃及的欧洲各国使馆人员成了最头号的文物贩子：法国总领事德罗威第以40万里拉的价格把第一批掠夺来的收藏品卖给意大利国王，后收入都灵博物馆，在古埃及文物收藏方面，它是欧洲的第一家，共有藏品1000多件；他的第二批文物以20万法郎卖给法国，收入卢浮宫。英国领事萨尔特也把上千件文物卖给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他的手下，外号“大力士参孙”的贝尔佐尼最初是到埃及推销自己发明的灌溉设施，遭到拒绝后开始为萨尔特搜集、搬运埃及文物，他机械方面的知识虽然有限，却也能雇佣一批当地人，搬走巨大的拉美西斯二世的胸像，运往英国。

当然，也有些探险家做了有益的工作，如德国的列普修斯（1810—1884年）。1842—1845年，

他在普鲁士威廉四世的支持下，组织了远征队到埃及和努比亚考察，出版了12卷本的《埃及与埃塞俄比亚文物》。他的《埃及年代记》等著作也有很大的影响。他根据曼尼托的王朝体系提出的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的分期法，至今仍为埃及学界所使用。他搜集的大批文物成为后来的柏林博物馆的基础。

发人深思的是，那些没有被掠走的文物和古迹，同样命运多舛。

19世纪初，古建筑成了现代人的采石场，在十几年的时间内，就有13座神庙永远地消失；卢克索等地的文物买卖市场生意红火，贩卖文物这一古老的行业养活着一大批当地人。因此，抢救和保护古代遗产已迫在眉睫。法国人马里埃特（1821—1881年）是最早开始这一工作的人。他得到埃及总督赛伊德的支持，创立了第一个国家文物局———埃及文物局，提出种种保护措施，制止掠夺文物的行为；他还在开罗港口布拉克建立了近东第一个国家博物馆，是今天开罗博物馆的前身，凡在埃及发现的文物，必须先送交博物馆。最重要的是，他提出并大力倡导保护埃及古代遗产，反对破坏性的发掘。

马里埃特一生中最重大的发现就是找到了孟菲斯的塞拉皮雍神庙，继而发掘出下面的神牛墓地。从1857年开始，他在布拉格什的协助下，在埃及各地组织大规模的发掘，先后发掘过萨卡拉、基萨、底比斯、阿拜多斯、埃丽芳汀、图拉、艾什纳、麦地奈特·哈布、代尔·巴哈里、爱德福、曼底斯、布巴斯提斯等地的遗址。

这样大范围、大规模的发掘不可能做到细致和系统，而且马里埃特的大部分发掘报告大都不能及时整理、发表。后来的考古学家特别是皮特里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

应该看到，在科学的考古规范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当时整个近东地区的发掘普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埃及学与“埃及热”

埃及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世界性学科。目前所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埃及学，其中规模较大的是美国、法国、英国、德国；其次是前苏联、瑞士、意大利、以色列、波兰、荷兰、埃及；最近几年南美各国、一些非洲国家、新西兰、澳大利亚、奥地利、日本、中国的埃及学也发展起来。许多著名的大学都有埃及学系或开设了埃及学的课程。很多国家的博物馆、大学、研究结构都在埃及设有考古队，除主持发掘、进行研究之外，还兼文化交流，得到各国政府、各大基金会的重视和经济上的大力赞助。

埃及学有自己的国际会议，叫做“国际埃及学家大会”，原为每3年召开一次，1995年改为每4年召开一次。

与埃及学同步发展的是“埃及热”。它既为埃及学奠定了良好的学科发展基础，也引发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它持续的动力之一是新的考古发现。1922年，图坦卡蒙墓的发现轰动了全世界，20世纪70年代，举办了“图坦卡蒙墓随葬品环球展”，在美国和日本两度掀起“埃及热”，吸引了更多的人对古代埃及产生兴趣。可以说，这次发现正如100年前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一样影响深远，它把埃及学推向更多的人群中去。

1939年开始，法国考古学家皮埃尔·蒙太特在塔尼斯发现了21、22王朝的王陵，及银棺、金面具、首饰、大理石器具等随葬品。

虽然不如图坦卡蒙墓的丰富，也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正如埃及考古学家扎伊·哈瓦斯所说：“你永远不知道埃及的沙漠下面还埋藏着什么。”干燥的气候，以及几千年来人们在尼罗河谷地带集中居住从而导致遗址集中等等原因，使得埃及的考古发掘不断带给世人新的惊喜：中部埃及的麦迪纳工匠村、帝王谷中拉美西斯二世儿子的陵墓、亚历山大海底王宫、吉萨金字塔工匠城市，等等。

尽管两个世纪以来埃及学的研究使得学者们对于古代埃及的了解不断深入，但是学术成果的传播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好奇心，也跟不上人们想象的驰骋。或者说，有的时候，奇思异想比客观的考证更具吸引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埃及仍是个充满神秘智慧的国度。今天的人们愿意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寄托在古代埃及，有人相信胡夫金字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