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 :‘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 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 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 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 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 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 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 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经验、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 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 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 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 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 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 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 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 ;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 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 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 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 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 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 ,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 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 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 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 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 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 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 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 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 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 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 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 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 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 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 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 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 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 。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 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 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 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 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 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 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 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 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 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 视的一件大事。
三 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 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 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 “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 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 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 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 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 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 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 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 ,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 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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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 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 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 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经验、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 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 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 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 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 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 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 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 ;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 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 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 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 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 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 ,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 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 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 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 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 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 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 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 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 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 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 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 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 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 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 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 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 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 。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 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 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 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 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 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 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 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 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 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 视的一件大事。
三 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 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 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 “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 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 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 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 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 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 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 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 ,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 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