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共同纲领的制定
征询他们意见”（注：1948年10月30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给香港分局并告上海局的电报。）。从反馈回来的信息看，周恩来拟定的这份草案，基本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认可。
为了与各民主党派交换意见有一个可供讨论的文本，中国共产党中央至迟在1948年10月上旬就开始起草共同纲领草案。这从上文周恩来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已在准备一个草案”可以看出。这一起草工作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由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具体负责。到10月27日，写出了第一稿，名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周恩来将这一草稿分送刘少奇、朱德、陆定一、胡乔木、齐燕铭、李维汉等人审阅。这一稿分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社会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等十部分，共46条，外加一个简短的序言。按照原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五一口号”时的设想，是由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年11月3日，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的给高岗、李富春的电报中说：“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15页。）这样一种变化及时地反映到共同纲领的起草中。到11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又形成了第二稿。第二稿不仅在结构上较第一稿有变化，而且对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也有新的规定。在结构上，它分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战时具体纲领三大部分。在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上，它明确规定：由新政协直接选举临时中央政府。周恩来在修改第二稿时，写得更明确，把第三十二条“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央临时政府”改为“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人民政府委员，组成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内主持国家大计”。同时在第三十三条中加了一句：“临时人民政府应任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各部总长、各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及若干不管部国务员组成国务院，处理国家事务。”（注：周恩来对《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第二稿的修改稿。）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及它的国家构成、政权构成、经济构成、文化教育、外交政策作出了相应规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但是，由于当时解放战争还在激烈进行，中国共产党中央没有预料到胜利会来得那样迅速，因此，纲领的重点还是放在“人民民主革命”上，用周恩来后来的话说是“偏重动员各方力量”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注：1949年6月22日周恩来在新政协党组会议上的讲话。）纲领的名称也反映了这种主旨。
1949年2月，周恩来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同其他四份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材料一起汇编成册，命名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并批示：“印一百份。存。”
二
1949年，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显然，根据1948年对形势的预料所起草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共同纲领需要重新起草。
1948年11月，周恩来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共同纲领已在起草中，俟草好后，当不待筹备会召开，先送到哈（尔滨）各单位代表传阅并交换意见。任何单位均可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注：1948年11月3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给高岗、李富春的电报。）
在各民主党派讨论共同纲领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分歧，主要是要不要以“新民主主义”作为建立新中国的指导原则。讨论中，大多数人赞成以“新民主主义”作为立国原则，但也有人主张用“革命的三民主义”或“人民民主主义”。个别人士还开出了与共产党讨价还价的“纲领”。（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56页。）由于对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的具体政策不甚了解，一些民主人士对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还要不要民主党派等问题也提出了疑问。为了解除民主人士的疑虑，使他们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新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保证共同纲领制定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对民主人士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
首先，从政策上，教育各级干部要正确对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周恩来认为：必须让民主党派在实际的事实面前认识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他起草的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民主党派问题的指示》指出：“宣传只能起原则启示和一般的推动作用，最主要的还靠群众自己的切身经验来证明。如果空谈某某为君主立宪派”，而不去争取民主党派“走向进步”，“那么，群众的觉悟不但不会提高，甚至还会反对我们，以为是无的放矢。可以说，这种宣传有不如无”。对“民主党派，人民政治团体，应取积极态度，但不要一下子希望过高，期之过急”。（注：1948年11月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问题的指示》。）他修改批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如何对待民主党派人士的指示》强调：我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对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和民主人士应“以坦白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同我党一道前进”。（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34页。）
其次，是安排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参观，让他们亲身感受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政策。1949年4月，中央统战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组织吴羹梅等各界民主人士59人的民主东北参观团赴东北参观。参观团用40多天的时间，走遍了东北所有重要城市和若干农村。他们参观后的感想是：“使我们感到最重要的是：向来被人看作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和锻炼，现在已经组织成并教育成钢铁一样的坚强的集体了。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已经充分发挥了效能——群众有发表意见的绝大自由，而中央的政策又能贯彻到最下层去。这样坚强的集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整个社会风气显然起了根本的变化。新生的朝气冲洗了旧社会的残渣，勤劳朴实的作风，代替了过去的奢侈颓废的病态，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干部和党员的优良作风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注：1949年6月27日《人民日报》。）
第三，利用个别交谈、小型座谈、报告会等各种形式，广泛与民主人士接触，介绍情况，分析形势，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并对他们的思想疑虑作令人信服的解答。（注：关于这方面的事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为了开好新政协”一节有详细介绍。）党内其他领导同志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经过艰苦的思想工作，到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正式开幕之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以新民主主义为原则建立新中国这两个基本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致。这就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1949年6月15日，由23个单位134人组成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毛泽东担任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主任，周恩来等5人为副主任。筹备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进行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筹备 《周恩来与共同纲领的制定(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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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各民主党派交换意见有一个可供讨论的文本，中国共产党中央至迟在1948年10月上旬就开始起草共同纲领草案。这从上文周恩来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已在准备一个草案”可以看出。这一起草工作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由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具体负责。到10月27日，写出了第一稿，名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周恩来将这一草稿分送刘少奇、朱德、陆定一、胡乔木、齐燕铭、李维汉等人审阅。这一稿分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社会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等十部分，共46条，外加一个简短的序言。按照原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五一口号”时的设想，是由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年11月3日，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的给高岗、李富春的电报中说：“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15页。）这样一种变化及时地反映到共同纲领的起草中。到11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又形成了第二稿。第二稿不仅在结构上较第一稿有变化，而且对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也有新的规定。在结构上，它分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战时具体纲领三大部分。在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上，它明确规定：由新政协直接选举临时中央政府。周恩来在修改第二稿时，写得更明确，把第三十二条“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央临时政府”改为“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人民政府委员，组成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内主持国家大计”。同时在第三十三条中加了一句：“临时人民政府应任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各部总长、各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及若干不管部国务员组成国务院，处理国家事务。”（注：周恩来对《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第二稿的修改稿。）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及它的国家构成、政权构成、经济构成、文化教育、外交政策作出了相应规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但是，由于当时解放战争还在激烈进行，中国共产党中央没有预料到胜利会来得那样迅速，因此，纲领的重点还是放在“人民民主革命”上，用周恩来后来的话说是“偏重动员各方力量”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注：1949年6月22日周恩来在新政协党组会议上的讲话。）纲领的名称也反映了这种主旨。
1949年2月，周恩来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同其他四份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材料一起汇编成册，命名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并批示：“印一百份。存。”
二
1949年，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显然，根据1948年对形势的预料所起草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共同纲领需要重新起草。
1948年11月，周恩来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共同纲领已在起草中，俟草好后，当不待筹备会召开，先送到哈（尔滨）各单位代表传阅并交换意见。任何单位均可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注：1948年11月3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给高岗、李富春的电报。）
在各民主党派讨论共同纲领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分歧，主要是要不要以“新民主主义”作为建立新中国的指导原则。讨论中，大多数人赞成以“新民主主义”作为立国原则，但也有人主张用“革命的三民主义”或“人民民主主义”。个别人士还开出了与共产党讨价还价的“纲领”。（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56页。）由于对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的具体政策不甚了解，一些民主人士对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还要不要民主党派等问题也提出了疑问。为了解除民主人士的疑虑，使他们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新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保证共同纲领制定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对民主人士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
首先，从政策上，教育各级干部要正确对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周恩来认为：必须让民主党派在实际的事实面前认识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他起草的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民主党派问题的指示》指出：“宣传只能起原则启示和一般的推动作用，最主要的还靠群众自己的切身经验来证明。如果空谈某某为君主立宪派”，而不去争取民主党派“走向进步”，“那么，群众的觉悟不但不会提高，甚至还会反对我们，以为是无的放矢。可以说，这种宣传有不如无”。对“民主党派，人民政治团体，应取积极态度，但不要一下子希望过高，期之过急”。（注：1948年11月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问题的指示》。）他修改批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如何对待民主党派人士的指示》强调：我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对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和民主人士应“以坦白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同我党一道前进”。（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34页。）
其次，是安排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参观，让他们亲身感受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政策。1949年4月，中央统战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组织吴羹梅等各界民主人士59人的民主东北参观团赴东北参观。参观团用40多天的时间，走遍了东北所有重要城市和若干农村。他们参观后的感想是：“使我们感到最重要的是：向来被人看作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和锻炼，现在已经组织成并教育成钢铁一样的坚强的集体了。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已经充分发挥了效能——群众有发表意见的绝大自由，而中央的政策又能贯彻到最下层去。这样坚强的集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整个社会风气显然起了根本的变化。新生的朝气冲洗了旧社会的残渣，勤劳朴实的作风，代替了过去的奢侈颓废的病态，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干部和党员的优良作风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注：1949年6月27日《人民日报》。）
第三，利用个别交谈、小型座谈、报告会等各种形式，广泛与民主人士接触，介绍情况，分析形势，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并对他们的思想疑虑作令人信服的解答。（注：关于这方面的事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为了开好新政协”一节有详细介绍。）党内其他领导同志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经过艰苦的思想工作，到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正式开幕之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以新民主主义为原则建立新中国这两个基本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致。这就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1949年6月15日，由23个单位134人组成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毛泽东担任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主任，周恩来等5人为副主任。筹备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进行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筹备 《周恩来与共同纲领的制定(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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