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国政治走向民主化的重要课题。
跨文化的社会互动对于社会变迁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只有经过长期的发展，人们才 会认知其中蕴涵的社会文化价值。这方面的研究呈现了主要以个人或群体为记述中心的 特色。吴强华(上海师范大学)的《儒学、士大夫与“天学”传播》一文，揭示明清之际 以天主教及科学技术为核心内容的“天学”在中国得以顺利传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 其中天主教的儒学化及儒学士大夫的积极推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梁洪生(江西师 范大学)的《明清在华耶稣会士面向西方描述的江西》以当代中国人的眼光，重新审视 明清西方人对中国区域社会文化的了解，揭示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黄焯钧(香港中国 近代史学会)的《杜威来华讲学对上海知识界的影响》认为，这位自西学东渐以来首位 亲身向中国人直接介绍自己学说的西方学者来华，实为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关注 之事。区志坚(香港理工大学)的《殖民地下南来学术的双向发展：赖际熙及学海书楼对 香港推动中国文化教育的贡献》提出晚清遗老赖际熙创立学海书楼等举动，为香港中国 文化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冯尔康(南开大学)的《姓氏文化与地域文化》、吴仁安(上海师范大学)的《五缘文化 与家族史、谱牒文献研究》都关注了文化因素，同时提出了研究范围和方法。冯尔康致 意于社会文化的研究，提出姓氏文化与地域文化研究交互作用。一些家庭文化如新的家 庭伦理道德等问题，实际上也是地域文化的问题。民间区域性文化建设可以通过家庭文 化建设体现出来的。民间在宣扬家族文化时有一种虚惘性。也许我们认为这是愚昧，但 它却是民间存在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也有积极作用。吴仁安指出五缘文化博大精深， 交相融合，与家族史、谱牒文献的研究关系密切。
五 创新与展望
综合上述可见，本次会议的国际性和学术前沿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达到了主办者预期 的目标。新问题的提出，新视野的开拓，新资料的发掘，新方法的运用，使社会史研究 继续深化，值得提出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1.努力实现社会史整体研究的目标
从会议的103篇论文来看，可谓古今结合、上下结合、中外结合，从不同的角度、层面 、时段来研究国家、地方与民众的互动及社会变迁。更为可贵的是，不少论文在研究某 一具体问题时，也着意整体史目标的实现。一些学者将短时段的事件与长时段的社会结 构相结合，从而揭示了国家、地方、民众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一些学者以全球 化的视野来考察局部性的事件，提出了区域网络、全球网络的整体化概念。
如滨下武志(日本东京大学)在《二十世纪初上海、神户、仁川的海外华人金融网络》 一文中，将日本、朝鲜与中国的三边贸易经济关系视为东海开放口岸的一种区域网络， 并考察其商业模式，尤其是金融网络的情况。指出在全球化或全球主义这一更大的概念 视野和体系中，国家、地方、区域都是全球的一部分，国家的地位在变化，国家和地方 的关系可以互转，国家也会是全球中的一个地方。戴一峰(厦门大学)的《移民群体、地 方政府与地方性的建构——以南洋闽侨救乡运动为中心》，揭示20世纪20—30年代，闽 籍海外移民群体如何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在与家乡地方政府的互动中，重构地 方的权力空间，进而讨论这一事件藉以展开的话语和嵌入的文化逻辑。廖赤阳(日本武 藏野美术大学)、王维(日本香川大学)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先导与传统塑造——长 崎新地中华街与“春节祭”之形成》，以长崎为个案，讨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性增 大及“地方先导”的历史和现实条件；通过以长崎中华街为中心，讨论该地域社会的表 层与深层的相互关系、对话渠道与连接方式；透过长崎“春节祭”，考察地域社会的文 化形态和地方意识的形成、变迁和塑造过程，具体地描绘出带有特定的少数族群色彩的 文化是如何被积极接受为地方公认的文化，并且构成接通文化、资本、市场、网络回路 的共同历史资源。刘宏(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论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结构的演变与帮权 网络的特征》以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国家与跨国网络中的角色为例，研究新加坡华人社会 结构的演变与社会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力图建构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探讨，探 索国家与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模式，以便能够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和亚洲社会史的认识 。
2.重视田野调查和社会史理论本土化的尝试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国家、社会、民众互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社会与 西方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别，这就要求立足中国本土文化研究的学者在借鉴、验证西方学 者的社会史理论的同时，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史研究中抽象出本土的社会史 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做到与国际接轨。与会代表普遍意识到，西方的 社会史理论和范式具有借鉴的价值，但“中国特性”的理论必须在本土的实证研究中才 能得到。照搬西方人的概念来解释中国人的问题，就会造成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唐力行 在开幕词中指出，社会史的当务之急是扎扎实实地进行本土社会历史研究，要潜下心来 从社会史的基础资料工作做起，从田野工作做起。这些工作是艰苦的，又是必要的，是 社会史发展的基础所在。为此，总结、交流田野调查的体验和认识成为大会一个主题。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以江南研究的经历，强调了田野考察与口述史对社会史的重大 意义，认为明清江南社会经济的研究将重回到微观研究的路子上，指出研究社会变迁要 把明清与近现代史的时段打通。森正夫(日本爱知县立大学)的《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 —以中国史研究为中心》认为，中国人从研究本国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史，与外国人研究 中国史的出发点自然不同。对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来说，进一步加强中国学者的联系， 注重田野调查，并由此提高研究水平，是提高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水平所必不可少的前 提。梁洪生介绍了参加华南调查的体会，认为这种方法对研究生训练十分有利，也对研 究者具体的历史观改造很有帮助。赵世瑜也讲到华南学者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社会史的整 体研究的地位，认为中国区域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做通史，因此田野调查更是一种方 法，并提出个案研究的价值问题。胡维平则呼吁要积极抢救现存的历史资料。朱小田( 苏州科技学院)在《社群心态的解读——围绕1933年的浙江乡村调查而展开》一文中， 解读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和社群心态，说明学者的经验性探索成果在某些方面与田 野工作方法不谋而合，但严格学理意义上的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长期沉浸于某一社群 生活，摆脱先入为主的主观文化偏见，以当地人的眼光看待事物，实现文化解读从“本 位观”向“主位观”的视角转移。参加本次会议的来自中国以及日本、新加坡、美国的 许多学者，都在自觉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期得到较为客观的结论。学者们认识到， 只有充分利用文献和田野调查，才能对“历史”有新的领悟，并进而对文本历史、历史 教科书作整体反思和质疑，从而构建起本土的社会史理论。
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冯尔康代表学会总结了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有以下特点：重视跨 学科研究；愈来愈多地成为一种思维范式；整体史研究的概念。但他提醒说，社会史研 究者阵营不断扩大，既显示中国社会史研究日益兴旺，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但是，如 果刻意要使社会史研究成为“显学”，就会出现各种 《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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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的社会互动对于社会变迁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只有经过长期的发展，人们才 会认知其中蕴涵的社会文化价值。这方面的研究呈现了主要以个人或群体为记述中心的 特色。吴强华(上海师范大学)的《儒学、士大夫与“天学”传播》一文，揭示明清之际 以天主教及科学技术为核心内容的“天学”在中国得以顺利传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 其中天主教的儒学化及儒学士大夫的积极推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梁洪生(江西师 范大学)的《明清在华耶稣会士面向西方描述的江西》以当代中国人的眼光，重新审视 明清西方人对中国区域社会文化的了解，揭示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黄焯钧(香港中国 近代史学会)的《杜威来华讲学对上海知识界的影响》认为，这位自西学东渐以来首位 亲身向中国人直接介绍自己学说的西方学者来华，实为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关注 之事。区志坚(香港理工大学)的《殖民地下南来学术的双向发展：赖际熙及学海书楼对 香港推动中国文化教育的贡献》提出晚清遗老赖际熙创立学海书楼等举动，为香港中国 文化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冯尔康(南开大学)的《姓氏文化与地域文化》、吴仁安(上海师范大学)的《五缘文化 与家族史、谱牒文献研究》都关注了文化因素，同时提出了研究范围和方法。冯尔康致 意于社会文化的研究，提出姓氏文化与地域文化研究交互作用。一些家庭文化如新的家 庭伦理道德等问题，实际上也是地域文化的问题。民间区域性文化建设可以通过家庭文 化建设体现出来的。民间在宣扬家族文化时有一种虚惘性。也许我们认为这是愚昧，但 它却是民间存在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也有积极作用。吴仁安指出五缘文化博大精深， 交相融合，与家族史、谱牒文献的研究关系密切。
五 创新与展望
综合上述可见，本次会议的国际性和学术前沿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达到了主办者预期 的目标。新问题的提出，新视野的开拓，新资料的发掘，新方法的运用，使社会史研究 继续深化，值得提出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1.努力实现社会史整体研究的目标
从会议的103篇论文来看，可谓古今结合、上下结合、中外结合，从不同的角度、层面 、时段来研究国家、地方与民众的互动及社会变迁。更为可贵的是，不少论文在研究某 一具体问题时，也着意整体史目标的实现。一些学者将短时段的事件与长时段的社会结 构相结合，从而揭示了国家、地方、民众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一些学者以全球 化的视野来考察局部性的事件，提出了区域网络、全球网络的整体化概念。
如滨下武志(日本东京大学)在《二十世纪初上海、神户、仁川的海外华人金融网络》 一文中，将日本、朝鲜与中国的三边贸易经济关系视为东海开放口岸的一种区域网络， 并考察其商业模式，尤其是金融网络的情况。指出在全球化或全球主义这一更大的概念 视野和体系中，国家、地方、区域都是全球的一部分，国家的地位在变化，国家和地方 的关系可以互转，国家也会是全球中的一个地方。戴一峰(厦门大学)的《移民群体、地 方政府与地方性的建构——以南洋闽侨救乡运动为中心》，揭示20世纪20—30年代，闽 籍海外移民群体如何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在与家乡地方政府的互动中，重构地 方的权力空间，进而讨论这一事件藉以展开的话语和嵌入的文化逻辑。廖赤阳(日本武 藏野美术大学)、王维(日本香川大学)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先导与传统塑造——长 崎新地中华街与“春节祭”之形成》，以长崎为个案，讨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性增 大及“地方先导”的历史和现实条件；通过以长崎中华街为中心，讨论该地域社会的表 层与深层的相互关系、对话渠道与连接方式；透过长崎“春节祭”，考察地域社会的文 化形态和地方意识的形成、变迁和塑造过程，具体地描绘出带有特定的少数族群色彩的 文化是如何被积极接受为地方公认的文化，并且构成接通文化、资本、市场、网络回路 的共同历史资源。刘宏(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论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结构的演变与帮权 网络的特征》以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国家与跨国网络中的角色为例，研究新加坡华人社会 结构的演变与社会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力图建构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探讨，探 索国家与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模式，以便能够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和亚洲社会史的认识 。
2.重视田野调查和社会史理论本土化的尝试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国家、社会、民众互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社会与 西方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别，这就要求立足中国本土文化研究的学者在借鉴、验证西方学 者的社会史理论的同时，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史研究中抽象出本土的社会史 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做到与国际接轨。与会代表普遍意识到，西方的 社会史理论和范式具有借鉴的价值，但“中国特性”的理论必须在本土的实证研究中才 能得到。照搬西方人的概念来解释中国人的问题，就会造成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唐力行 在开幕词中指出，社会史的当务之急是扎扎实实地进行本土社会历史研究，要潜下心来 从社会史的基础资料工作做起，从田野工作做起。这些工作是艰苦的，又是必要的，是 社会史发展的基础所在。为此，总结、交流田野调查的体验和认识成为大会一个主题。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以江南研究的经历，强调了田野考察与口述史对社会史的重大 意义，认为明清江南社会经济的研究将重回到微观研究的路子上，指出研究社会变迁要 把明清与近现代史的时段打通。森正夫(日本爱知县立大学)的《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 —以中国史研究为中心》认为，中国人从研究本国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史，与外国人研究 中国史的出发点自然不同。对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来说，进一步加强中国学者的联系， 注重田野调查，并由此提高研究水平，是提高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水平所必不可少的前 提。梁洪生介绍了参加华南调查的体会，认为这种方法对研究生训练十分有利，也对研 究者具体的历史观改造很有帮助。赵世瑜也讲到华南学者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社会史的整 体研究的地位，认为中国区域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做通史，因此田野调查更是一种方 法，并提出个案研究的价值问题。胡维平则呼吁要积极抢救现存的历史资料。朱小田( 苏州科技学院)在《社群心态的解读——围绕1933年的浙江乡村调查而展开》一文中， 解读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和社群心态，说明学者的经验性探索成果在某些方面与田 野工作方法不谋而合，但严格学理意义上的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长期沉浸于某一社群 生活，摆脱先入为主的主观文化偏见，以当地人的眼光看待事物，实现文化解读从“本 位观”向“主位观”的视角转移。参加本次会议的来自中国以及日本、新加坡、美国的 许多学者，都在自觉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期得到较为客观的结论。学者们认识到， 只有充分利用文献和田野调查，才能对“历史”有新的领悟，并进而对文本历史、历史 教科书作整体反思和质疑，从而构建起本土的社会史理论。
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冯尔康代表学会总结了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有以下特点：重视跨 学科研究；愈来愈多地成为一种思维范式；整体史研究的概念。但他提醒说，社会史研 究者阵营不断扩大，既显示中国社会史研究日益兴旺，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但是，如 果刻意要使社会史研究成为“显学”，就会出现各种 《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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