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从国家主义到民主主义
，完全拜倒在帝国主义面前。大江学会的大多数成员，至少闻一 多本人就是如此，这也有《大江会宣言》为证。《大江会宣言》就特意列出一章“帝国 主义侵略与国家主义”，专门述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问题。由此可见，大江社提出的一 些基本要求是爱国的，对帝国主义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一直到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内，闻一多参加大江会的活动都非常积极。当时他的政治热 情很高。他曾说：“当今中国有急需焉，则政治之改良也。故吾近来亦颇注意于世界政 治经济之组织及变迁。我无干才，然理论之研究，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则吾所能者 也。”[6]可见他对自己的热心和才干都充满自信。由于他自身的特点，他的才干和活 动较多也较主要的是文学和文化方面。突出的是他在大江社的刊物《大江季刊》发表了 许多诗作。其中如《洗衣曲》、《七子之歌》、《长城下的哀歌》、《我是中国人》、 《爱国心》、《南海之神》等。这些诗，他自称都是为“鼓吹国家主义”，但若不了解 他的创作意图，光从诗作本身看，应该说这些诗都是对祖国的热情赞颂，表现了强烈的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热爱祖国的深刻感情。即以另一首发表在别的刊物上的《醒呀!》 为例，其时国家主义者普遍以“醒狮”喻振起的中国，有些人就被称(他们也自称)是“ 醒狮派”，但闻一多的《醒呀!》却分明表现了中国各族人民对于祖国新生、振起的热 烈期待。诗人把祖国比作“熟睡的神狮”，哭诉着“神州给虎豹豺狼糟蹋”，急切地呼 告：
醒了吧!醒了吧!威武的神狮!
听我们在五色旗下哀号。
至于他的《七子之歌》更形象地把被帝国主义侵占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 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等多处地方，比作被强盗从祖国母亲怀中抢走的孩子，诉说着 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的急切心情，哭喊着“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又该 是多么深切动人，催人泪下啊!
闻一多在参加了大江会后，不但政治热情很高，而且有很大抱负。他曾用诗的语言表 达自己的踌躇满志，说：从此，“我要修茸这历史的舞台，预备排演历史的将来。”[7 ]他在美国时，还曾给家人写信说：“客岁同人尝组织大江学会，其性质已近于政治的 ，今有人提议正式改组为政党，其进行之第一步骤则鼓吹国家主义以为革命之基础。今 夏同人将在芝加哥、波士顿两处开年会，即为讨论此事也。”[8]他除了致力于《大江 季刊》的办刊工作，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还撰写了一些宣传国家主义的文字， 如《印度女诗人——奈陀夫人》等，先后在《现代评论》、《大江季刊》等刊物上发表 。对这些，我们都应该给予必要的肯定，作出应有的历史评价。
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世界发展趋势看，国家主义决不是一条 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真正出路，因而对闻一多本人说来，他的选择并崇奉国家主义， 实际上是走了一段思想弯路。
改造和振兴一个国家，指包括这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结构等诸方面 的更新发展，是一个极其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过漫长有时甚至是十分痛苦 的过程。千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献身于这一过程，甚至抛头洒血，然而收效甚微，主 要原因即在未能明白国家的实质，也自然未能找到真正改造和振兴国家的办法。他们的 一个通病是把“爱国”和“爱国家”简单地等同起来。他们不知道“国”是“国”，“ 国家”是“国家”，二者可以重叠，但往往又不能完全契合，并不简单地是一回事。“ 国家”广义是指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全体人民，狭义则指与公民相对的政府机构。根据马 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即它主要是指处在统治位置的 政治机构，那么，当这个“国家”不是保护和代表人民，只不过代表一小部分人即统治 集团的利益的时候，这个“国家”实际上即处在与人民相对立的状态，对这样的“国家 ”又值得人们怎样地爱它和为它服务呢?在这种时候，国家主义只能是为反人民的政权 张目。事实上，当时许多人对新老军阀统治的所谓“中华民国”并不抱希望，而是采取 不承认以至反对的态度，其中鲁迅即最突出和最卓越的代表。那时，尽管他尚未完成思 想转变，对于一些尖锐的政治问题也不可能作更深刻的剖析，但有一点他十分明确，即 他始终未对当时的政权存丝毫幻想，一直认为自己不过是他们治下的“臣民”。他曾极 其悲愤地诉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我受了奴隶的骗， 变成他们的奴隶了。”[9]因而他始终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工作，意在唤醒“奴隶 ”们起而斗争，以争得“真正的做人的地位”。有一点他虽未明确说出，即当国家真正 成为人民的国家，才值得爱它，也应该爱它，但从他的一生言行却可以看得清楚明白。 可惜的是，此时的闻一多还没有达到这一思想高度，他要达到鲁迅的境界还需要一个认 识过程。所幸的是，尽管闻一多曾一度陶醉于国家主义，却始终没有忘记人民，他一直 关心着人民的疾苦，能够从人民利害的角度看问题。即如他在1926年3月10日，参加了 一次国家主义较大规模的活动后数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有的国家 主义者噤若寒蝉，他却义愤填膺地写下了谴责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的著名诗篇《天安门》 、《欺负着了》等，就足以说明问题。而这，也正是他没有随其他一些浅薄的国家主义 者之流在政治上堕落下去，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终于完成了他思想和人格的升华的根本 原因。
二
一直到30年代中期，即抗日战争爆发前，闻一多对人民的认识还是比较抽象的。他对 人民的基本情况还缺少更切实、更具体的了解。他更多的是从历史文化的胎盘中汲取人 民的精神营养。所以，即便是经过了“五卅事件”、“三·一八惨案”以至国民党反动 派发动的更为残酷的“四·一二”大屠杀，他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待这些政治事件， 但他未能真正认识和接近人民，彻底认清国家主义的本质。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 仍一方面希望政治能走上正轨，国家能一天天好起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 实，因而内心十分痛苦，十分矛盾。他一度干脆埋头书斋，专心学问，远离甚至不去过 问政治，以此摆脱思想的苦恼。然而现实又不能长期为他提供这样的客观条件。抗日战 争爆发，“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也不能不走出自己的书斋 。抗战使他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变化，这对他来说未始不是好事，因为由此他的人生道 路即出现新的转机。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对此，我们中国人 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是不会忘记的。然而，战争又是炼狱，是一种试金石和催 化剂。它令一些用神圣外衣包裹着的伪善者露出真面目，也令许多赤诚的爱国者放射出 耀眼的光彩。闻一多即属于后者。
抗战开始后一段时间，闻一多还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认为国民党军队会尽 力抗战，相信他们能取得抗战的胜利。然而事实一再教育闻一多，他逐渐认清原来国民 党政府并不是真在抗战，真要抗战。战场上的不断失利，大片国土相继沦丧，当局并不 着急，兴趣和精力仍然是对付共产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国统区的黎民百姓和 沦陷区的人民大众过的是差不多的生活。这一切，都引起闻一多深深的思考。特别是， 闻一多在随清华大学内迁的长途跋涉中，亲眼看到劳苦大众是怎样生活在水深火热 《闻一多：从国家主义到民主主义(第2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210164.html
一直到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内，闻一多参加大江会的活动都非常积极。当时他的政治热 情很高。他曾说：“当今中国有急需焉，则政治之改良也。故吾近来亦颇注意于世界政 治经济之组织及变迁。我无干才，然理论之研究，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则吾所能者 也。”[6]可见他对自己的热心和才干都充满自信。由于他自身的特点，他的才干和活 动较多也较主要的是文学和文化方面。突出的是他在大江社的刊物《大江季刊》发表了 许多诗作。其中如《洗衣曲》、《七子之歌》、《长城下的哀歌》、《我是中国人》、 《爱国心》、《南海之神》等。这些诗，他自称都是为“鼓吹国家主义”，但若不了解 他的创作意图，光从诗作本身看，应该说这些诗都是对祖国的热情赞颂，表现了强烈的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热爱祖国的深刻感情。即以另一首发表在别的刊物上的《醒呀!》 为例，其时国家主义者普遍以“醒狮”喻振起的中国，有些人就被称(他们也自称)是“ 醒狮派”，但闻一多的《醒呀!》却分明表现了中国各族人民对于祖国新生、振起的热 烈期待。诗人把祖国比作“熟睡的神狮”，哭诉着“神州给虎豹豺狼糟蹋”，急切地呼 告：
醒了吧!醒了吧!威武的神狮!
听我们在五色旗下哀号。
至于他的《七子之歌》更形象地把被帝国主义侵占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 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等多处地方，比作被强盗从祖国母亲怀中抢走的孩子，诉说着 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的急切心情，哭喊着“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又该 是多么深切动人，催人泪下啊!
闻一多在参加了大江会后，不但政治热情很高，而且有很大抱负。他曾用诗的语言表 达自己的踌躇满志，说：从此，“我要修茸这历史的舞台，预备排演历史的将来。”[7 ]他在美国时，还曾给家人写信说：“客岁同人尝组织大江学会，其性质已近于政治的 ，今有人提议正式改组为政党，其进行之第一步骤则鼓吹国家主义以为革命之基础。今 夏同人将在芝加哥、波士顿两处开年会，即为讨论此事也。”[8]他除了致力于《大江 季刊》的办刊工作，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还撰写了一些宣传国家主义的文字， 如《印度女诗人——奈陀夫人》等，先后在《现代评论》、《大江季刊》等刊物上发表 。对这些，我们都应该给予必要的肯定，作出应有的历史评价。
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世界发展趋势看，国家主义决不是一条 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真正出路，因而对闻一多本人说来，他的选择并崇奉国家主义， 实际上是走了一段思想弯路。
改造和振兴一个国家，指包括这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结构等诸方面 的更新发展，是一个极其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过漫长有时甚至是十分痛苦 的过程。千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献身于这一过程，甚至抛头洒血，然而收效甚微，主 要原因即在未能明白国家的实质，也自然未能找到真正改造和振兴国家的办法。他们的 一个通病是把“爱国”和“爱国家”简单地等同起来。他们不知道“国”是“国”，“ 国家”是“国家”，二者可以重叠，但往往又不能完全契合，并不简单地是一回事。“ 国家”广义是指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全体人民，狭义则指与公民相对的政府机构。根据马 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即它主要是指处在统治位置的 政治机构，那么，当这个“国家”不是保护和代表人民，只不过代表一小部分人即统治 集团的利益的时候，这个“国家”实际上即处在与人民相对立的状态，对这样的“国家 ”又值得人们怎样地爱它和为它服务呢?在这种时候，国家主义只能是为反人民的政权 张目。事实上，当时许多人对新老军阀统治的所谓“中华民国”并不抱希望，而是采取 不承认以至反对的态度，其中鲁迅即最突出和最卓越的代表。那时，尽管他尚未完成思 想转变，对于一些尖锐的政治问题也不可能作更深刻的剖析，但有一点他十分明确，即 他始终未对当时的政权存丝毫幻想，一直认为自己不过是他们治下的“臣民”。他曾极 其悲愤地诉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我受了奴隶的骗， 变成他们的奴隶了。”[9]因而他始终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工作，意在唤醒“奴隶 ”们起而斗争，以争得“真正的做人的地位”。有一点他虽未明确说出，即当国家真正 成为人民的国家，才值得爱它，也应该爱它，但从他的一生言行却可以看得清楚明白。 可惜的是，此时的闻一多还没有达到这一思想高度，他要达到鲁迅的境界还需要一个认 识过程。所幸的是，尽管闻一多曾一度陶醉于国家主义，却始终没有忘记人民，他一直 关心着人民的疾苦，能够从人民利害的角度看问题。即如他在1926年3月10日，参加了 一次国家主义较大规模的活动后数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有的国家 主义者噤若寒蝉，他却义愤填膺地写下了谴责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的著名诗篇《天安门》 、《欺负着了》等，就足以说明问题。而这，也正是他没有随其他一些浅薄的国家主义 者之流在政治上堕落下去，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终于完成了他思想和人格的升华的根本 原因。
二
一直到30年代中期，即抗日战争爆发前，闻一多对人民的认识还是比较抽象的。他对 人民的基本情况还缺少更切实、更具体的了解。他更多的是从历史文化的胎盘中汲取人 民的精神营养。所以，即便是经过了“五卅事件”、“三·一八惨案”以至国民党反动 派发动的更为残酷的“四·一二”大屠杀，他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待这些政治事件， 但他未能真正认识和接近人民，彻底认清国家主义的本质。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 仍一方面希望政治能走上正轨，国家能一天天好起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 实，因而内心十分痛苦，十分矛盾。他一度干脆埋头书斋，专心学问，远离甚至不去过 问政治，以此摆脱思想的苦恼。然而现实又不能长期为他提供这样的客观条件。抗日战 争爆发，“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也不能不走出自己的书斋 。抗战使他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变化，这对他来说未始不是好事，因为由此他的人生道 路即出现新的转机。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对此，我们中国人 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是不会忘记的。然而，战争又是炼狱，是一种试金石和催 化剂。它令一些用神圣外衣包裹着的伪善者露出真面目，也令许多赤诚的爱国者放射出 耀眼的光彩。闻一多即属于后者。
抗战开始后一段时间，闻一多还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认为国民党军队会尽 力抗战，相信他们能取得抗战的胜利。然而事实一再教育闻一多，他逐渐认清原来国民 党政府并不是真在抗战，真要抗战。战场上的不断失利，大片国土相继沦丧，当局并不 着急，兴趣和精力仍然是对付共产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国统区的黎民百姓和 沦陷区的人民大众过的是差不多的生活。这一切，都引起闻一多深深的思考。特别是， 闻一多在随清华大学内迁的长途跋涉中，亲眼看到劳苦大众是怎样生活在水深火热 《闻一多：从国家主义到民主主义(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