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方社会哲学的批判是联系在一起的，明显受到罗素和辜鸿铭思想的影响（注：姜义华：《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这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因为罗素(B.Russell)确曾说过“世界上不屑于战争之民族乎？中国人是也。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行，为中国人所特长”的话（注：B.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22.译文引自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参考金耀基著《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孙中山在五四运动后，对罗素、泰戈尔、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坛巨子称颂中国文明的言论，一再加以肯定。
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前曾将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大学》译成英文出版，并出版了《尊王篇》（又名《总督衙门论文集》）和《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等英文著作，在西方知识界产生重大影响。1915年，辜鸿铭的著作《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由北京《每日新闻》社出版。该书的主旨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说以孔子道德伦理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优于物质主义的西方世界观，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该书一经面世，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国文字出版，在西方世界及中国知识界引起轰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孙中山非常喜欢读辜鸿铭的著作，夸奖他是近代中国“英文第一”（注：邵镜人：《同光风云录》，台北鼎文书局1957年版，第239页。）。孙中山的国粹观受辜氏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我认为还不能仅停留于此，若我们追溯孙中山的“国粹”思想，他对儒家传统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褒扬，还明显地受到20世纪初年国粹思潮和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其他东方文化优越论者思想的影响。
国粹思潮是20世纪初年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为代表的革命派内部一批精通国学的学者受日本国粹保存主义思潮的影响，“藉经史为革命酿造激情”，“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而且鲜明地提出以中国固有文化为主体，积极整合西方文化，发展民族新文化的具有前瞻性新思路。它主要针对甲午战争后，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出现的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欧化主义思潮（注：参见郑师渠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书中“前言”部分。）。国粹派作为一个团体，因其主要成员的分化和《国粹学报》等刊物的停刊而在辛亥革命后解体，国粹思潮也随之沉寂。但是，以章太炎为首的一些学者仍然致力于“宣传国学，保存国粹”的事业。他们的活动虽然受到激进的新青年的无情抨击，鲁迅也曾对此提出批评（注：鲁迅：《趋时和复古》，载《花边文学》，联华书局1936年版。），但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章太炎早年曾师从经学大家俞樾治训诂之学。十四五岁时，读“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丁酉入时务报馆，闻孙逸仙亦倡是说，窃喜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于对山之妄语”（注：章大炎：《致陶亚魂、柳亚庐书》，汤志钧编：《音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1页。）。孙、章于1902年订交，两人当年曾讨论过均田赋税等问题。章氏说中国的均田制度、井田制度，优于欧美各国，“合于社会主义”（注：《章大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8页。）。孙氏后来经常说他的民生主义有三代井田之遗意，显然是受章氏的影响。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提出要唤起民族思想，拯救我们的祖国，“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注：《章大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2页。）。虽然章氏早年曾有《订孔》等文章，对儒学及孔子有所非难，但中年以后又提倡尊孔读经，推崇中国传统文化（注：章大炎1918年在《说新文化与旧文化》一文中说：“我从前倾倒佛法，鄙薄孔子、老、庄，后来觉得这个见解错误，佛、老、庄所讲的，虽都是心，但是孔子、老、庄所讲的，究竟不如佛的不切人事。孔子、老、庄自己相较，也有这样情形，老、庄虽高妙，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寻，有一定的做法。”1922年6月15日他在《致柳翼谋书》中说：“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参见汤志钧编《章大炎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8页、第634页。）。孙、章两人在辛亥革命后，虽因政见的不同而时有龃龉，但孙对章的学问还是十分敬仰的。1912年9月5日，孙中山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会欢迎会上的演说中说：“国家政治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助其所不及，盖宗教富于道德故也。”（注：《孙先生旅京记》，上海《民立报》1912年9月13日。）这与章氏的说法如出一辙。他提倡恢复一切国粹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是与章的“以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一致的。
孙中山生活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他不是书斋里的文化人，而是一个实际的革命家。他虽然没有写过文化问题的专著，但他不得不对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东西文化论争作出回应。他接受了国粹派和东方文化派的某些观点，特别是他们对中国传统道德一味褒扬的观点。这是从民族主义革命事业的实际出发，而对当时出现的欧化主义的矫正。
孙中山曾自述其生平思想和经历。在1890年《致郑藻如书》中说他“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页。）。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说他“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说他“自成童就傅以至于今，未尝离学，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巳穷求其一矣”（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8页。）。1896年11月，他在《复翟理斯函》中说：“生当晚世，目不得睹尧舜之风，先王之化，心伤鞑虏苛残，生民憔悴，遂甘赴汤火，不让当仁，纠合英雄，建旗倡义。拟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使万姓超ｓū＠①，庶物昌运，此则应天顺人之作也。”说他“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21岁前又曾“停习英文，复治中国经史之学”。并说他“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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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前曾将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大学》译成英文出版，并出版了《尊王篇》（又名《总督衙门论文集》）和《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等英文著作，在西方知识界产生重大影响。1915年，辜鸿铭的著作《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由北京《每日新闻》社出版。该书的主旨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说以孔子道德伦理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优于物质主义的西方世界观，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该书一经面世，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国文字出版，在西方世界及中国知识界引起轰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孙中山非常喜欢读辜鸿铭的著作，夸奖他是近代中国“英文第一”（注：邵镜人：《同光风云录》，台北鼎文书局1957年版，第239页。）。孙中山的国粹观受辜氏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我认为还不能仅停留于此，若我们追溯孙中山的“国粹”思想，他对儒家传统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褒扬，还明显地受到20世纪初年国粹思潮和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其他东方文化优越论者思想的影响。
国粹思潮是20世纪初年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为代表的革命派内部一批精通国学的学者受日本国粹保存主义思潮的影响，“藉经史为革命酿造激情”，“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而且鲜明地提出以中国固有文化为主体，积极整合西方文化，发展民族新文化的具有前瞻性新思路。它主要针对甲午战争后，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出现的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欧化主义思潮（注：参见郑师渠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书中“前言”部分。）。国粹派作为一个团体，因其主要成员的分化和《国粹学报》等刊物的停刊而在辛亥革命后解体，国粹思潮也随之沉寂。但是，以章太炎为首的一些学者仍然致力于“宣传国学，保存国粹”的事业。他们的活动虽然受到激进的新青年的无情抨击，鲁迅也曾对此提出批评（注：鲁迅：《趋时和复古》，载《花边文学》，联华书局1936年版。），但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章太炎早年曾师从经学大家俞樾治训诂之学。十四五岁时，读“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丁酉入时务报馆，闻孙逸仙亦倡是说，窃喜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于对山之妄语”（注：章大炎：《致陶亚魂、柳亚庐书》，汤志钧编：《音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1页。）。孙、章于1902年订交，两人当年曾讨论过均田赋税等问题。章氏说中国的均田制度、井田制度，优于欧美各国，“合于社会主义”（注：《章大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8页。）。孙氏后来经常说他的民生主义有三代井田之遗意，显然是受章氏的影响。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提出要唤起民族思想，拯救我们的祖国，“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注：《章大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2页。）。虽然章氏早年曾有《订孔》等文章，对儒学及孔子有所非难，但中年以后又提倡尊孔读经，推崇中国传统文化（注：章大炎1918年在《说新文化与旧文化》一文中说：“我从前倾倒佛法，鄙薄孔子、老、庄，后来觉得这个见解错误，佛、老、庄所讲的，虽都是心，但是孔子、老、庄所讲的，究竟不如佛的不切人事。孔子、老、庄自己相较，也有这样情形，老、庄虽高妙，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寻，有一定的做法。”1922年6月15日他在《致柳翼谋书》中说：“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参见汤志钧编《章大炎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8页、第634页。）。孙、章两人在辛亥革命后，虽因政见的不同而时有龃龉，但孙对章的学问还是十分敬仰的。1912年9月5日，孙中山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会欢迎会上的演说中说：“国家政治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助其所不及，盖宗教富于道德故也。”（注：《孙先生旅京记》，上海《民立报》1912年9月13日。）这与章氏的说法如出一辙。他提倡恢复一切国粹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是与章的“以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一致的。
孙中山生活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他不是书斋里的文化人，而是一个实际的革命家。他虽然没有写过文化问题的专著，但他不得不对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东西文化论争作出回应。他接受了国粹派和东方文化派的某些观点，特别是他们对中国传统道德一味褒扬的观点。这是从民族主义革命事业的实际出发，而对当时出现的欧化主义的矫正。
孙中山曾自述其生平思想和经历。在1890年《致郑藻如书》中说他“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页。）。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说他“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说他“自成童就傅以至于今，未尝离学，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巳穷求其一矣”（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8页。）。1896年11月，他在《复翟理斯函》中说：“生当晚世，目不得睹尧舜之风，先王之化，心伤鞑虏苛残，生民憔悴，遂甘赴汤火，不让当仁，纠合英雄，建旗倡义。拟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使万姓超ｓū＠①，庶物昌运，此则应天顺人之作也。”说他“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21岁前又曾“停习英文，复治中国经史之学”。并说他“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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