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6～48页。）
从孙中山的这些自述看，他早年是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陶的，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更多的是受西式教育，且“所学多博杂不纯”。1923年1月29日，他在《中国革命史》中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9～61页。）他经常称颂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中国古代圣贤，说“中国有一个正统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注：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1925年印行，第36页。）早年曾说其革命的目的是“复三代之规”。中华民国建立后，又说革命“就是恢复数千年历史上之文明”（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5页。）。1917年7月21日，他在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说他的行易知难学说是继承孔、孟的思想，“实中国上古圣贤遗传之学说”（注：孙中山：《在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上海《中华新报》1917年7月29日。）。由此看来，孙中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推崇的，他的学说“因袭”了中国的“固有思想”。这是他国粹思想的主要根源。
孙中山虽然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崇古而不恋旧，注意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糟粕加以批判。他批评中国人的因循守旧，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抨击封建伦理三纲之一的君臣主义。可以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伦理道德在内，是持批判继承态度的。1912年，他在上海寰球学生会武昌起义纪念会上说；“中国数千年来，本一强大之国，惟守旧不变，故不及欧美各国之盛强”（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4页。）。1913年，他在日本发表讲演，说“中国之建国极古，惟因墨守旧惯，国政腐败，已达极点。”（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页。）“敞国自古以守旧有名，去岁革命，一举遂破千年之旧习，而肇造民国。”主张排除数千年专制之种种恶习（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2页。）。1919年，他在《三民主义》中说：“我中国数千年来圣贤明哲，授受相传，皆以为天地生人，固当如是，遂成君臣主义，立为三纲之一，以束缚人心。此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能进化也。”（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8页。）他劝导那些妄想“推翻民国，恢复专制，去图复辟”的守旧派，“顺应世界潮流去实行民权，走政治的正轨”（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9～320页。），他从来也不拒绝向西方学习，说“我们现在的文明，都是从外国输入进来的，全靠外人提倡，这是几千年以来从古没有的大耻辱。如果我们立志，改良国家，万众一心、协力奋斗做去，还是可以追踪欧美。”不然的话，我们就永远不能发达进步，就会亡国灭种（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5页。）。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是近代以来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严峻问题。孙中山对文化问题没有专门的著述，但我们从他的讲演、谈话和著述中还是可以看到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也就是“因袭”和“规抚”的态度，即既要“复三代之规”，又要“步泰西之法”，这是一以贯之的。但他晚年确实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作过不少褒扬。这也不能说是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因为他从早年起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向往，并且认同那种中国文化是道德文明，西方文化是物质文明的观点。他晚年看到民国成立后，虽然建立了共和制度，但出现“军阀专擅，道德坠地，政治日腐，四分五裂”的局面（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职宣言》（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31页。）。同时，西方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暴露了它本身不少靠科学和物质进步无法解决的问题，恰好那时兴起世界范围的东方文化思潮，所以，他主张用中国的道德文明、王道文化去补救西方的物质文明、霸道文化。
民国初年，孙中山在《国民月刊出世辞》中认为，要“使中华民国确列于世界文明国之林”，必须“外瞻世界之大势，内察本国之利弊，以日新又新之精神，图民生之幸福”（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3页。）。1921年3月6日，他在中国国民党驻粤办事处的演说中，说其三民主义“是集合中外底学说，应世界底潮流所得的。”并说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他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5页。）。他严厉批评那些“醉心新文化”、“排斥旧道德”的人，“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他取法乎上，择善而从，会通中西，与时俱进，适应世界潮流。他告诫国人：“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4页。）“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3页。）“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要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是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42页。）
总之，孙中山晚年的文化观，是用中国的固有文化作基础，积极整合西方外来文化，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夜郎自大；既批判摒弃了中国固有文化中的专制守旧思想，又矫正了欧化主义者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他虽然提倡恢复国粹，但不反对向西方学习，力求调适“国粹主义”和“欧化主义”两种文化偏向。诚然，他把“国粹”表述为固有的道德和智能并不十分准确，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界定和概括也欠精当且容易引起歧义。但是，无论如何，他那种民族自豪感和“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的态度，是令人敬佩的。他那种取法乎上，择善而从，会通中西，与时俱进的文化观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精神遗产。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更加生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第4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210167.html
从孙中山的这些自述看，他早年是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陶的，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更多的是受西式教育，且“所学多博杂不纯”。1923年1月29日，他在《中国革命史》中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9～61页。）他经常称颂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中国古代圣贤，说“中国有一个正统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注：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1925年印行，第36页。）早年曾说其革命的目的是“复三代之规”。中华民国建立后，又说革命“就是恢复数千年历史上之文明”（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5页。）。1917年7月21日，他在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说他的行易知难学说是继承孔、孟的思想，“实中国上古圣贤遗传之学说”（注：孙中山：《在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上海《中华新报》1917年7月29日。）。由此看来，孙中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推崇的，他的学说“因袭”了中国的“固有思想”。这是他国粹思想的主要根源。
孙中山虽然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崇古而不恋旧，注意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糟粕加以批判。他批评中国人的因循守旧，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抨击封建伦理三纲之一的君臣主义。可以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伦理道德在内，是持批判继承态度的。1912年，他在上海寰球学生会武昌起义纪念会上说；“中国数千年来，本一强大之国，惟守旧不变，故不及欧美各国之盛强”（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4页。）。1913年，他在日本发表讲演，说“中国之建国极古，惟因墨守旧惯，国政腐败，已达极点。”（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页。）“敞国自古以守旧有名，去岁革命，一举遂破千年之旧习，而肇造民国。”主张排除数千年专制之种种恶习（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2页。）。1919年，他在《三民主义》中说：“我中国数千年来圣贤明哲，授受相传，皆以为天地生人，固当如是，遂成君臣主义，立为三纲之一，以束缚人心。此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能进化也。”（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8页。）他劝导那些妄想“推翻民国，恢复专制，去图复辟”的守旧派，“顺应世界潮流去实行民权，走政治的正轨”（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9～320页。），他从来也不拒绝向西方学习，说“我们现在的文明，都是从外国输入进来的，全靠外人提倡，这是几千年以来从古没有的大耻辱。如果我们立志，改良国家，万众一心、协力奋斗做去，还是可以追踪欧美。”不然的话，我们就永远不能发达进步，就会亡国灭种（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5页。）。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是近代以来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严峻问题。孙中山对文化问题没有专门的著述，但我们从他的讲演、谈话和著述中还是可以看到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也就是“因袭”和“规抚”的态度，即既要“复三代之规”，又要“步泰西之法”，这是一以贯之的。但他晚年确实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作过不少褒扬。这也不能说是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因为他从早年起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向往，并且认同那种中国文化是道德文明，西方文化是物质文明的观点。他晚年看到民国成立后，虽然建立了共和制度，但出现“军阀专擅，道德坠地，政治日腐，四分五裂”的局面（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职宣言》（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31页。）。同时，西方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暴露了它本身不少靠科学和物质进步无法解决的问题，恰好那时兴起世界范围的东方文化思潮，所以，他主张用中国的道德文明、王道文化去补救西方的物质文明、霸道文化。
民国初年，孙中山在《国民月刊出世辞》中认为，要“使中华民国确列于世界文明国之林”，必须“外瞻世界之大势，内察本国之利弊，以日新又新之精神，图民生之幸福”（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3页。）。1921年3月6日，他在中国国民党驻粤办事处的演说中，说其三民主义“是集合中外底学说，应世界底潮流所得的。”并说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他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5页。）。他严厉批评那些“醉心新文化”、“排斥旧道德”的人，“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他取法乎上，择善而从，会通中西，与时俱进，适应世界潮流。他告诫国人：“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4页。）“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3页。）“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要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是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42页。）
总之，孙中山晚年的文化观，是用中国的固有文化作基础，积极整合西方外来文化，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夜郎自大；既批判摒弃了中国固有文化中的专制守旧思想，又矫正了欧化主义者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他虽然提倡恢复国粹，但不反对向西方学习，力求调适“国粹主义”和“欧化主义”两种文化偏向。诚然，他把“国粹”表述为固有的道德和智能并不十分准确，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界定和概括也欠精当且容易引起歧义。但是，无论如何，他那种民族自豪感和“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的态度，是令人敬佩的。他那种取法乎上，择善而从，会通中西，与时俱进的文化观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精神遗产。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更加生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第4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