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二)
往往自以为已经超越了鲁迅、胡适、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五四”新文化、新 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但在实际上却渐渐淡化了对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入骨入髓的深切感 受。他们的心灵不是变小、变细了、仅仅停留在个人小悲小欢的欣赏或怨诉之中，就是 变大、变空了，跟着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谈论着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现实发展没 有必然联系的一些抽象理念。必须看到，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情况是有根 本的不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主张输入西方文化的，也是以西方文化的话语形 式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批判的，但那时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在中国社会上还没有 得到公众的认可，极少数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上是受到歧视、排 斥乃至打击的。他们之后以走上革新中国文化的道路，是因为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 固有文化传统对自己的束缚，感受到了这种革新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实际意义和 价值。占据他们意识中心的不是中国古代文化或西方文化价值标准的自身，而是中国文 化革新对自我个性的解放、对整个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实际意义和价值。不论他们 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文化思想都已经不能完全包括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之 中，也已经不能完全包括在西方固有的文化传统之中，他们的文化思想同时具有了民族 和现代的二重性品格。现代性和民族性在像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 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鲁迅的《狂人日记》 《阿Q正传》《祝福》《伤逝》《补天》《铸剑》《藤野先生》《纪念刘和珍君》《秋 夜》《雪》这样一些作品中是没有任何矛盾和差异的。它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但也不 是世界主义的。而在20年代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之中，这种浑然一体的价值和意义则逐渐 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发展了世界主义的文化倾向，一部分人则发展了狭隘民族主义的 倾向。李金发的诗我们很难说是民族的，废名的小说我们很难说是世界的。现代性和民 族性在这样一些作品中分裂为二，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埋伏下了自己的危机 。
这种危机产生的原因还因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是在相对和平发展的历史阶 段主要由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具体发动的。他们多是一些书斋文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 关怀超过了对下层社会文化的关怀，对书面文化的关怀超过了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关怀， 对抽象的国家整体的关怀超过了对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社会成员的个体生活命运和 精神发展的关怀。当“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取得了表面的胜利，当他们的文化主 张已经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口头上的认可乃至拥护，当他们从西方文化中接受过来的一系 列文化概念已经可以在书面文化的创作中得到自由的运用，当他们已经以中国文化名人 的身份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普遍尊重乃至崇拜，他们就再也没有继续推动这个革新运动的 内在动力了。他们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温情的抚摸，世界上任何一个固有的文化价值标准 都已经无法构成对他们实际生活和文化心理的严重压迫，它们开始仅作为一种文字的语 言滑行在他们意识的表层、漂浮在他们心灵的上空，与这些文字语言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人的实际生活命运和思想命运渐渐在他们的头脑中黯淡了下去。在这时，他们变得温和 了，大度了，宽容了，已经没有了与中外历史上已有的知识分子和已有的思想学说不同 的、仅仅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追求，他们也就不能不摇摆在世界主义和狭隘民族主 义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之间。胡适在提倡白话文革新的过程中是没有发生过思想上的动 摇和游移的，但在白话文的革新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之后，他就没有仅仅属于自己的思 想了。他的实用主义有时只是对杜威实用主义理论的重复，有时又是晚清乾嘉学派学术 思想和治学方式的照搬照用。但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起到的都是使他和他的思想漂 浮在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表层空间的作用，它再也无法在胡适的心灵深处激荡起情感的 或思想的浪花。他始终在理念上坚持着“五四”新文化的原则，但始终也没有把这些原 则转化为他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存在形式。他在中国现代学院派文化的建立和发展 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潜在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却也淡化了他对中华民族悲剧处境 和悲剧命运的敏锐感觉，“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所有惨烈的事变都没有动摇过他 从“五四”时期就已经成型了的人生观念、社会观念和文化观念，都没有重新激发起他 内在的热望和激情。他是一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但他的爱国主义并没有超越于传统爱 国主义的范畴。面对东北三省的失陷，他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爱国主义立场，但 也保持了一个中国高雅知识分子固有的达观和冷静。他始终把现代反侵略的战争仅仅理 解为一个国家政权的政治行为，一个国家政权的外交关系问题，他常常是以一个国家政 权谈判代表的身份或向国家政权、国联提供应变策略的姿态来发表自己对于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行为的看法和态度的。在他的言论中，我们感受不到那些沦落到了生命绝境的底 层人民的情感和情绪，感受不到作为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生活命运和精神命运的感同身 受的同情和理解。他滞留在一个民族危机的“积极”旁观者的立场上。周作人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也是有自己独立的追求的，他是同鲁迅一道批判传统奴性人格最坚决、 最彻底的一个，但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他就同鲁迅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文化 道路。鲁迅越来越同挣扎在生命途程中的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 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了一起，而周作人却越来越深地躲进了自己的象牙塔。在这时，他对 传统奴性的批判也主要成了一种书面的话语形式，一种外在于自我的文化价值标准。他 没有在这种批判中变得越来越坚韧，越来越果敢，而是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软弱。 他批判着别人的奴性，但却发展着自己的奴性。当他实际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权压 迫的时候，他的人格的尊严连同民族的尊严都没有得到起码的维持。实际上，他背叛的 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他在“五四”时期所坚守的文化原则和人格原则。在这时 ，抽去了民族意识内涵的世界主义、抽去了社会意识内涵的个人主义，抽去了竞争意识 、斗争意识的和平主义，成了周作人既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的一种文化理念，应该说， 直至现在，周作人的这种世界主义、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对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 很大的诱惑性和欺骗性的。
世界主义不仅仅是左翼外很多知识分子潜在的文化倾向，它在30年代左翼分子内部也 有潜在的广泛影响。这些知识分子在反叛国内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政策的时候，仍然承 袭着20年代发展着的潜在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在自己的生命历 程和生命体验中自然地生长起来的，而是在对世界文化潮流的体认中从西方文化中接受 过来的。这使他们在主要关注着国内的政治斗争的时候，却日渐淡化了对日益加深的民 族危机的感受和意识。到了30年代中期，左翼文学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它 是在新的民族危机的条件下展开的。直至现在，我们还是依照一种抠字眼的方式看待这 场论争的。实际上，任何一个严肃的文学论争都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抠字眼的论争，它直 接或间接地反映着论争参加者之间具体生活感受、社会感受和文学感受的差异。必须看 到，我们的民族危机绝不是从“两个口号”论争那个时候开始的，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 的民族危机就一直存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二)(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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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危机产生的原因还因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是在相对和平发展的历史阶 段主要由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具体发动的。他们多是一些书斋文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 关怀超过了对下层社会文化的关怀，对书面文化的关怀超过了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关怀， 对抽象的国家整体的关怀超过了对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社会成员的个体生活命运和 精神发展的关怀。当“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取得了表面的胜利，当他们的文化主 张已经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口头上的认可乃至拥护，当他们从西方文化中接受过来的一系 列文化概念已经可以在书面文化的创作中得到自由的运用，当他们已经以中国文化名人 的身份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普遍尊重乃至崇拜，他们就再也没有继续推动这个革新运动的 内在动力了。他们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温情的抚摸，世界上任何一个固有的文化价值标准 都已经无法构成对他们实际生活和文化心理的严重压迫，它们开始仅作为一种文字的语 言滑行在他们意识的表层、漂浮在他们心灵的上空，与这些文字语言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人的实际生活命运和思想命运渐渐在他们的头脑中黯淡了下去。在这时，他们变得温和 了，大度了，宽容了，已经没有了与中外历史上已有的知识分子和已有的思想学说不同 的、仅仅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追求，他们也就不能不摇摆在世界主义和狭隘民族主 义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之间。胡适在提倡白话文革新的过程中是没有发生过思想上的动 摇和游移的，但在白话文的革新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之后，他就没有仅仅属于自己的思 想了。他的实用主义有时只是对杜威实用主义理论的重复，有时又是晚清乾嘉学派学术 思想和治学方式的照搬照用。但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起到的都是使他和他的思想漂 浮在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表层空间的作用，它再也无法在胡适的心灵深处激荡起情感的 或思想的浪花。他始终在理念上坚持着“五四”新文化的原则，但始终也没有把这些原 则转化为他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存在形式。他在中国现代学院派文化的建立和发展 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潜在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却也淡化了他对中华民族悲剧处境 和悲剧命运的敏锐感觉，“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所有惨烈的事变都没有动摇过他 从“五四”时期就已经成型了的人生观念、社会观念和文化观念，都没有重新激发起他 内在的热望和激情。他是一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但他的爱国主义并没有超越于传统爱 国主义的范畴。面对东北三省的失陷，他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爱国主义立场，但 也保持了一个中国高雅知识分子固有的达观和冷静。他始终把现代反侵略的战争仅仅理 解为一个国家政权的政治行为，一个国家政权的外交关系问题，他常常是以一个国家政 权谈判代表的身份或向国家政权、国联提供应变策略的姿态来发表自己对于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行为的看法和态度的。在他的言论中，我们感受不到那些沦落到了生命绝境的底 层人民的情感和情绪，感受不到作为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生活命运和精神命运的感同身 受的同情和理解。他滞留在一个民族危机的“积极”旁观者的立场上。周作人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也是有自己独立的追求的，他是同鲁迅一道批判传统奴性人格最坚决、 最彻底的一个，但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他就同鲁迅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文化 道路。鲁迅越来越同挣扎在生命途程中的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 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了一起，而周作人却越来越深地躲进了自己的象牙塔。在这时，他对 传统奴性的批判也主要成了一种书面的话语形式，一种外在于自我的文化价值标准。他 没有在这种批判中变得越来越坚韧，越来越果敢，而是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软弱。 他批判着别人的奴性，但却发展着自己的奴性。当他实际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权压 迫的时候，他的人格的尊严连同民族的尊严都没有得到起码的维持。实际上，他背叛的 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他在“五四”时期所坚守的文化原则和人格原则。在这时 ，抽去了民族意识内涵的世界主义、抽去了社会意识内涵的个人主义，抽去了竞争意识 、斗争意识的和平主义，成了周作人既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的一种文化理念，应该说， 直至现在，周作人的这种世界主义、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对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 很大的诱惑性和欺骗性的。
世界主义不仅仅是左翼外很多知识分子潜在的文化倾向，它在30年代左翼分子内部也 有潜在的广泛影响。这些知识分子在反叛国内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政策的时候，仍然承 袭着20年代发展着的潜在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在自己的生命历 程和生命体验中自然地生长起来的，而是在对世界文化潮流的体认中从西方文化中接受 过来的。这使他们在主要关注着国内的政治斗争的时候，却日渐淡化了对日益加深的民 族危机的感受和意识。到了30年代中期，左翼文学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它 是在新的民族危机的条件下展开的。直至现在，我们还是依照一种抠字眼的方式看待这 场论争的。实际上，任何一个严肃的文学论争都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抠字眼的论争，它直 接或间接地反映着论争参加者之间具体生活感受、社会感受和文学感受的差异。必须看 到，我们的民族危机绝不是从“两个口号”论争那个时候开始的，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 的民族危机就一直存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二)(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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