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钺先生与“魏晋封建说”——为纪念尚钺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作
7](P343)
对于古史分期讨论，尚钺先生指出：“不仅要从横的方面，即生产力、生产关系、阶 级斗争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研究；还要从纵的方面联系起来考察 ，即要上溯夏商，下及两晋南北朝。”[7](P346)自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他列举了 四方面的变化：第一，由商品经济到自然经济的变化。他说：“从战国到汉代，虽然基 本上仍是自然经济的社会，但在其中，商品生产和流通却不断发展，且呈现某种程度的 活跃，甚至连贵金属也成为贷币；而到了两晋南北朝朝代，自然经济却占了绝对的统治 地位，前一阶段颇为活跃的商品货币关系却长时期地(不是短暂地)极度衰落了，物物交 换成为主要形态。”[7](P346)第二，农奴制劳役制的变化。曰：“主张西周是封建社 会的同志认为，西周时，农奴制和劳役经济占主要地位……而主张战国秦汉是初期封建 社会的同志们，往往把‘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解释为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租佃关 系，对于两晋南北朝大量存在的‘免奴为客’的现象，也将作如何解释呢?”[7](P346- 347)对于这一变化，何兹全先生归纳为“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5]。第三，官 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的变化。曰：“从战国到两汉，在官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都 不断发展，直到两晋以后，才没落下去。把不断发展的奴隶制手工业，解释为封建社会 中的奴隶制残余，也很难另人信服。”[7](P341)第四，学术思想的变化。曰：“战国 时代学术思想中产生了‘百家争鸣’，汉武帝时虽‘独崇儒术，罢黜百家’，但在西汉 后期至东汉，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天人感应’到阴阳五行的谶纬的宗教思想。佛教 也在这时起传入。东汉末作为宗教的道教又形成为一种社会势力；另方面，东汉初又产 生了以王充为代表反对迷信和谶纬说的朴素唯物论思想。此外，文艺、科学都有进一步 的高涨。对于这些现象又将怎样解释呢?适应什么社会要求产生这些上层建筑呢?这些上 层建筑的基础又是什么呢?”[7](P347)他所总结的这些历史变化与问题，均是其“魏晋 封建说”的重要论据。
此外，尚钺先生还提出通过经济现象揭示阶级对立关系；从人身隶属关系和剥削方式 的变化，观察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停滞、倒退的线索，再由这个线索追寻社会发展的 规律性；土地制度的变化、商品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官营手工业 的变化对封建社会发展影响等方面，考察中国封建经济关系。(注：见尚钺：《＜中国封 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序言》，载于《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这些也是其“魏晋封建说”的内容。
三、“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尚钺先生的学术贡献
“魏晋封建说”的首倡者应该说是陶希圣。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陶希圣在经过 一段摇摆不定之后，终于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断在魏晋，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影响了何 兹全先生。何先生曾回忆他于1932年至1936年在北大读书时，说：“北大四年，予我影 响最大之人莫过于陶希圣，他开的两门课：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修过 ；我治中国经济史，主要受他的影响。”[5](P14-15)何先生的“汉魏之际封建说”“ 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见端倪。”[8]而此文 的撰写又是受了陶希圣的“启发”。对于陶希圣的学术思想，何先生也有比较公允的评 价。他说：“当时北大史学系的教授依学术思想渊源，大体可分为三个流派：一个是可 由钱穆教授代表的，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孟森教授、蒙文通教授可划在这一派里；一 个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学的学派，以胡适、傅斯年教授为代表；一个是乾嘉加点辨证唯物 论，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陶希圣。要说明的是，我是从学术观点的角度说陶希圣有 点辨证唯物论，在政治组织上他是国民党的改组派。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 人的著作，受他们的影响而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这使他成名，在学术上有高人之处 。陶希圣的史观是不纯的，他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5]
正因为陶希圣等人的史观不纯，所以有学者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所涉 及的古史分期讨论，排除在学术之外。田居俭说：“当年那场讨论，严格地说，还算不 上真正的学术讨论，因为它是和关系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政治论战紧密 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御用文人和各种伪马克思派的掣肘，使得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批驳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舆论上，因而不能全力以赴 从学术上进行科学的研讨。所以说，对这个问题真正从学术角度开展广泛的讨论，还是 全国解放以后三十多年的事情。”[9]按照这样的看法，陶希圣对于“魏晋封建论”仅 仅是提出而已，而对此说予以正确论证，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向 学术界表明了其“魏晋封建说”。《中国历史纲要》的撰著始于1951年，这说明起码在 此时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已有了成熟的考虑。而且本书在出版前，还征求了尹达、侯 外庐、张政ｌǎｎｇ@②、唐长孺等先生的意见，张政ｌǎｎｇ@②先生亲为本书选择插 图，这都表明了本书的学术地位。
尚钺先生的“封建说”是以他的古史分期理论为基础的，而其古史分期理论又是建立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基础上的。他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分析中国古 代社会的变革，起码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相当成熟了。1944年，他在《中山文化季刊 》(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释@③——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认为社会制 度的演变，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工具，社会关系则是第二等的因素。“主要的变革，还 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决定的，同时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才 能找到正确的线索和说明。”[7](P294)这可以说是其“封建说”的端倪。至50年代初 ，其“封建说”形成。
1955年以后，是尚钺先生“封建说”的发展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先秦生产形态之探 讨》、《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序言》、《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 序言》、《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等论文，对其“封建说”作了系统的论证。他的 论证基本上是循着“奴隶社会怎样崩溃，封建社会又是如何产生”这样一个思路进行的 。因此，他先从先秦生产形态着手，探讨早期奴隶制下氏族公社与农村公社的变化。他 将奴隶社会分为两个时期：“大约在舜、禹之时，古代社会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 ，在父系氏族时期奴隶制已经产生，到殷商形成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从西周到春秋 ，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的基本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 基本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从战国到西汉，是中国奴隶制从发展到没落的阶级。”[1 0]封建的生产关系孕育于奴隶制的发展与没落阶段。“西汉初期就已产生了封建关系的 萌芽，直到魏晋，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1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代，乃至说是中 国封建社会的分水岭。”[7](P352)宋、元是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明至鸦片战 争为封建社会末期。20世纪50年代，尚钺撰著《中 《尚钺先生与“魏晋封建说”——为纪念尚钺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作(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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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史分期讨论，尚钺先生指出：“不仅要从横的方面，即生产力、生产关系、阶 级斗争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研究；还要从纵的方面联系起来考察 ，即要上溯夏商，下及两晋南北朝。”[7](P346)自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他列举了 四方面的变化：第一，由商品经济到自然经济的变化。他说：“从战国到汉代，虽然基 本上仍是自然经济的社会，但在其中，商品生产和流通却不断发展，且呈现某种程度的 活跃，甚至连贵金属也成为贷币；而到了两晋南北朝朝代，自然经济却占了绝对的统治 地位，前一阶段颇为活跃的商品货币关系却长时期地(不是短暂地)极度衰落了，物物交 换成为主要形态。”[7](P346)第二，农奴制劳役制的变化。曰：“主张西周是封建社 会的同志认为，西周时，农奴制和劳役经济占主要地位……而主张战国秦汉是初期封建 社会的同志们，往往把‘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解释为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租佃关 系，对于两晋南北朝大量存在的‘免奴为客’的现象，也将作如何解释呢?”[7](P346- 347)对于这一变化，何兹全先生归纳为“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5]。第三，官 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的变化。曰：“从战国到两汉，在官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都 不断发展，直到两晋以后，才没落下去。把不断发展的奴隶制手工业，解释为封建社会 中的奴隶制残余，也很难另人信服。”[7](P341)第四，学术思想的变化。曰：“战国 时代学术思想中产生了‘百家争鸣’，汉武帝时虽‘独崇儒术，罢黜百家’，但在西汉 后期至东汉，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天人感应’到阴阳五行的谶纬的宗教思想。佛教 也在这时起传入。东汉末作为宗教的道教又形成为一种社会势力；另方面，东汉初又产 生了以王充为代表反对迷信和谶纬说的朴素唯物论思想。此外，文艺、科学都有进一步 的高涨。对于这些现象又将怎样解释呢?适应什么社会要求产生这些上层建筑呢?这些上 层建筑的基础又是什么呢?”[7](P347)他所总结的这些历史变化与问题，均是其“魏晋 封建说”的重要论据。
此外，尚钺先生还提出通过经济现象揭示阶级对立关系；从人身隶属关系和剥削方式 的变化，观察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停滞、倒退的线索，再由这个线索追寻社会发展的 规律性；土地制度的变化、商品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官营手工业 的变化对封建社会发展影响等方面，考察中国封建经济关系。(注：见尚钺：《＜中国封 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序言》，载于《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这些也是其“魏晋封建说”的内容。
三、“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尚钺先生的学术贡献
“魏晋封建说”的首倡者应该说是陶希圣。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陶希圣在经过 一段摇摆不定之后，终于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断在魏晋，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影响了何 兹全先生。何先生曾回忆他于1932年至1936年在北大读书时，说：“北大四年，予我影 响最大之人莫过于陶希圣，他开的两门课：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修过 ；我治中国经济史，主要受他的影响。”[5](P14-15)何先生的“汉魏之际封建说”“ 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见端倪。”[8]而此文 的撰写又是受了陶希圣的“启发”。对于陶希圣的学术思想，何先生也有比较公允的评 价。他说：“当时北大史学系的教授依学术思想渊源，大体可分为三个流派：一个是可 由钱穆教授代表的，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孟森教授、蒙文通教授可划在这一派里；一 个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学的学派，以胡适、傅斯年教授为代表；一个是乾嘉加点辨证唯物 论，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陶希圣。要说明的是，我是从学术观点的角度说陶希圣有 点辨证唯物论，在政治组织上他是国民党的改组派。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 人的著作，受他们的影响而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这使他成名，在学术上有高人之处 。陶希圣的史观是不纯的，他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5]
正因为陶希圣等人的史观不纯，所以有学者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所涉 及的古史分期讨论，排除在学术之外。田居俭说：“当年那场讨论，严格地说，还算不 上真正的学术讨论，因为它是和关系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政治论战紧密 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御用文人和各种伪马克思派的掣肘，使得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批驳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舆论上，因而不能全力以赴 从学术上进行科学的研讨。所以说，对这个问题真正从学术角度开展广泛的讨论，还是 全国解放以后三十多年的事情。”[9]按照这样的看法，陶希圣对于“魏晋封建论”仅 仅是提出而已，而对此说予以正确论证，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向 学术界表明了其“魏晋封建说”。《中国历史纲要》的撰著始于1951年，这说明起码在 此时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已有了成熟的考虑。而且本书在出版前，还征求了尹达、侯 外庐、张政ｌǎｎｇ@②、唐长孺等先生的意见，张政ｌǎｎｇ@②先生亲为本书选择插 图，这都表明了本书的学术地位。
尚钺先生的“封建说”是以他的古史分期理论为基础的，而其古史分期理论又是建立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基础上的。他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分析中国古 代社会的变革，起码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相当成熟了。1944年，他在《中山文化季刊 》(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释@③——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认为社会制 度的演变，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工具，社会关系则是第二等的因素。“主要的变革，还 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决定的，同时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才 能找到正确的线索和说明。”[7](P294)这可以说是其“封建说”的端倪。至50年代初 ，其“封建说”形成。
1955年以后，是尚钺先生“封建说”的发展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先秦生产形态之探 讨》、《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序言》、《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 序言》、《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等论文，对其“封建说”作了系统的论证。他的 论证基本上是循着“奴隶社会怎样崩溃，封建社会又是如何产生”这样一个思路进行的 。因此，他先从先秦生产形态着手，探讨早期奴隶制下氏族公社与农村公社的变化。他 将奴隶社会分为两个时期：“大约在舜、禹之时，古代社会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 ，在父系氏族时期奴隶制已经产生，到殷商形成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从西周到春秋 ，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的基本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 基本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从战国到西汉，是中国奴隶制从发展到没落的阶级。”[1 0]封建的生产关系孕育于奴隶制的发展与没落阶段。“西汉初期就已产生了封建关系的 萌芽，直到魏晋，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1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代，乃至说是中 国封建社会的分水岭。”[7](P352)宋、元是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明至鸦片战 争为封建社会末期。20世纪50年代，尚钺撰著《中 《尚钺先生与“魏晋封建说”——为纪念尚钺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作(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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