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
趋混乱。早在总理朝政之初，干王洪仁ｇāｎ＠⑧便觉察出这一苗头，为大小官员“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不足”的现象而痛心疾首，质问“设仍各如所请，自兹以往，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为升迁地耶？”正告“时势至此，再一隐忍姑息，我辈并无生理”，试图整顿铨选制度。（注：洪仁ｇāｎ＠⑧：《立法制喧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4-95页。）但事与愿违，此时的洪秀全专注于宗教事务，无心亲理政事，对群臣驾驭不力，立政无章，滥施爵赏，遂使局面无法收拾。由于封王太滥，太平天国最终竟然封出了2700多个王，结果既助长了朝中的贪渎之风，同时又因赏罚不公、苦乐不均而导致人心离散，致使事权不一、各争雄长的现象愈演愈烈，从而为太平天国迅速走向败亡埋下了伏笔。
所前所述，杨秀清当初在解释取消家庭生活的缘由时曾经强调：“但当创业之初，必先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私”，虽不能身体力行，但其对国与家、公与私之间利害冲突的隐忧却绝非是杞人忧天。后期，随着整个战局的急转直下，虽有不少太平军将士抱定与天国共存亡的信念，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活剧，但地方大员率部倒戈的事件也层见迭出，内以1863年末纳王郜永宽等8名将领刺杀慕王谭绍光、将苏州拱手献给李鸿章事件震动最大，标志着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而纳王等人之所以叛降，其动机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并对清军的承诺信以为真。（注：参见董蔡时《太平天国在苏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页。）又如，就在都城天京危在旦夕之际，一些贪婪昏庸的王爵仍然对个人的利益锱铢必较，不懂得覆巢无完卵这一简单的道理。当时，由于湘军长时间的围困，天京早已出现粮荒，就连天王洪秀全在病逝前也仅以野草团（称作“甜露”）充饥。然而，令清方大惑不解的是，湘军破城后，却意外地从城中搜出大量粮米。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后就此解释说：“城中王府尚有之，顾不以充饷，故见绌。此是我家人心不齐之故。”（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20，《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5页。）读史至此，令人嘘唏不已。导致太平天国晚期吏治腐败、军心涣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实行多妻制无疑对为官者私欲的急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上着重考察了为官者的婚姻状况及其相关情形。关于后期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洪仁ｇāｎ＠⑧曾在一篇劝谕清军弃暗投明的檄文中有所表述，内称“我天朝廓达大度，胞与为怀，不分新旧兄弟，皆是视同一体。大功大封，小功小赏，上而王侯将相，下而兵士妇孺，俱使衣食得所，居处相安，有家者固团圆以相乐，无室者亦婚配以各遂，虽在军旅之中，仍不废家庭之乐。”（注：《诛妖檄文》，《太平天国印书》，第738页。）这一段话带有明显的宣传色彩，与事实颇有出入。以驻守平湖的庥天安陈玉书部为例，“自丞相以上始得有妻，然亦必须禀明庥天安，其下则不能也”（注：顾深：《虎穴生还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736页。）。既然连卑官尚且不能娶妻，士兵自然更是无从谈起。
士兵们不但不能娶妻，还依旧在两性关系上受到严刑峻法的制约，时人笔记中便有不少关于作奸犯科者被枭首示众的记载。但是，与前期不同的是，强暴民女事件屡禁不止。平湖驻军中一名年仅十六七岁的士兵曾就此不无夸张地说：“我们长毛中都是毛呼呼的，见了妇女，总要打水泡，那管他〔她〕死活，即死了，弃诸旷野，或埋诸土中，投诸流水，谁为伸冤？”（注：顾深：《虎穴生还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736页。）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口吻令人瞠目结舌。有些太平军甚至从事掳绑、贩卖妇女的勾当。1862年1月中旬，参加攻打杭州的苏州驻军取道乌镇返师，驻防该镇的莱天福何信义为防止士兵上岸扰民，“麾旌不许入镇，于所过船只，逐细搜缉”，“幸吴长毛（指乌镇军帅吴诚溥，引者按）颇知痛恤民瘼，将舟中所获少女，一一查察”；动手掳人的士兵一经被指认出，“亟行正法”，并逐一问明被掳者的都图籍贯，“凡属投诚之地，尽行解缚释放，一时男女得返原籍者四五百人”。（注：佚名：《寇难琐记》卷1，《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159-160页。）但是，并非所有遭绑架的女子都能够逢凶化吉。据沈梓《避寇日记》记载，1861年11月27日，“长毛掳两处妇人至新（指新塍镇，引者按），皆面目端好者，为枪船人买去，计卖廿四元”。沈梓经询问后得知，这些女子原本都是大家闺秀，“家去杭城十八里，逃在乡下为所掳”。（注：沈梓：《避寇日记》卷2，《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92页。）区区新塍镇的色情业之所以颇具规模，拥有妓船二百余艘，与枪船不择手段地补充娼妓来源有很大关系。被太平军倒卖给枪船的女子人数不详，但据“计卖廿四元”一句分析，其售价十分低廉。
后期太平军的军纪之所以发展到如此地步，与其人员构成所发生的变化不无关联。以活跃于江浙战场的各主力部队为例，开国将士仅占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是1860年经略苏杭地区以来的新入伍者。据护王陈坤书部残存名册显示，在记有年龄、籍贯、入营时间与地点的370人当中，没有一人参加过金田起义或隶属两广籍，75%以上的官兵系1860年至1863年间参军，内以安徽、苏南等地人居多。（注：参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46-405页。按：开国将士腐化、颓废的现象在后期虽已比较严重，但他们毕竟构成了太平天国的中坚力量，其整体素质要优于后入营者。如英王陈玉成便颇受部下的爱戴，咸称其“生平有三样好处”，即“第一爱读书的人，第二爱百姓，第三不好色”（刀口余生：《被掳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第206页。）这些新入营者主要由倒戈或被俘的清军、各式各样的游民等组成，桀骜不驯，散漫成性，强暴民女之类的事件大多系他们所为；而一些统兵将领又疏于改造军队的工作，对部下约束不力，甚至本身就以身试法，遂导致军纪松弛，局面失控。李圭被掳后，随太平军向丹阳、金坛一线推进，沿途对此有所观察。据他描述，“妇女貌陋者亦多死。美者至沿路逼淫，力拒惨死者十之六七；或带至贼馆充‘贞人’，少违意，使众贼轮奸，至惫极而后杀之。穷凶极恶，无所不至。”那么，这种令人发指的兽行都是哪些人干的呢？李圭接着写道：“但如行此类事者，大抵以湘、鄂、皖、赣等籍人，先充官军或流氓地痞裹附于贼，或战败而降贼军，积资得为老兄弟者居多。其真正粤贼，则反觉慈祥恺悌，转不若是其残忍也。”李圭还补充说：“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掳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属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也不敢言也。”（注：李圭：《思痛记》卷上，《太平天国》第4册，第480-481页。）李圭称清军为“官军”，视太平军为“贼”，反映了他本人的政治立场。然而，尽管带有这种鲜明的倾向性，李圭依然依据事实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评判，认为太平军中进行奸淫掳掠的以倒戈、投降的清军和地痞流氓居多，两广开国将士反而给人以慈祥和善的感觉，并认为清军的惨毒程度比太平军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这种结论比较符合历史真相。
除了人员构成的因素外，地域的变化也对太平军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据潘锺瑞《苏台麋鹿记》记载，苏州守军中的一名老兄弟曾对众人说：“我自起兵身历数省，富人之窖藏他处实多，惟宫室器用子女玉帛之类，则苏州为各省冠。谚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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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前所述，杨秀清当初在解释取消家庭生活的缘由时曾经强调：“但当创业之初，必先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私”，虽不能身体力行，但其对国与家、公与私之间利害冲突的隐忧却绝非是杞人忧天。后期，随着整个战局的急转直下，虽有不少太平军将士抱定与天国共存亡的信念，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活剧，但地方大员率部倒戈的事件也层见迭出，内以1863年末纳王郜永宽等8名将领刺杀慕王谭绍光、将苏州拱手献给李鸿章事件震动最大，标志着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而纳王等人之所以叛降，其动机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并对清军的承诺信以为真。（注：参见董蔡时《太平天国在苏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页。）又如，就在都城天京危在旦夕之际，一些贪婪昏庸的王爵仍然对个人的利益锱铢必较，不懂得覆巢无完卵这一简单的道理。当时，由于湘军长时间的围困，天京早已出现粮荒，就连天王洪秀全在病逝前也仅以野草团（称作“甜露”）充饥。然而，令清方大惑不解的是，湘军破城后，却意外地从城中搜出大量粮米。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后就此解释说：“城中王府尚有之，顾不以充饷，故见绌。此是我家人心不齐之故。”（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20，《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5页。）读史至此，令人嘘唏不已。导致太平天国晚期吏治腐败、军心涣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实行多妻制无疑对为官者私欲的急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上着重考察了为官者的婚姻状况及其相关情形。关于后期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洪仁ｇāｎ＠⑧曾在一篇劝谕清军弃暗投明的檄文中有所表述，内称“我天朝廓达大度，胞与为怀，不分新旧兄弟，皆是视同一体。大功大封，小功小赏，上而王侯将相，下而兵士妇孺，俱使衣食得所，居处相安，有家者固团圆以相乐，无室者亦婚配以各遂，虽在军旅之中，仍不废家庭之乐。”（注：《诛妖檄文》，《太平天国印书》，第738页。）这一段话带有明显的宣传色彩，与事实颇有出入。以驻守平湖的庥天安陈玉书部为例，“自丞相以上始得有妻，然亦必须禀明庥天安，其下则不能也”（注：顾深：《虎穴生还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736页。）。既然连卑官尚且不能娶妻，士兵自然更是无从谈起。
士兵们不但不能娶妻，还依旧在两性关系上受到严刑峻法的制约，时人笔记中便有不少关于作奸犯科者被枭首示众的记载。但是，与前期不同的是，强暴民女事件屡禁不止。平湖驻军中一名年仅十六七岁的士兵曾就此不无夸张地说：“我们长毛中都是毛呼呼的，见了妇女，总要打水泡，那管他〔她〕死活，即死了，弃诸旷野，或埋诸土中，投诸流水，谁为伸冤？”（注：顾深：《虎穴生还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736页。）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口吻令人瞠目结舌。有些太平军甚至从事掳绑、贩卖妇女的勾当。1862年1月中旬，参加攻打杭州的苏州驻军取道乌镇返师，驻防该镇的莱天福何信义为防止士兵上岸扰民，“麾旌不许入镇，于所过船只，逐细搜缉”，“幸吴长毛（指乌镇军帅吴诚溥，引者按）颇知痛恤民瘼，将舟中所获少女，一一查察”；动手掳人的士兵一经被指认出，“亟行正法”，并逐一问明被掳者的都图籍贯，“凡属投诚之地，尽行解缚释放，一时男女得返原籍者四五百人”。（注：佚名：《寇难琐记》卷1，《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159-160页。）但是，并非所有遭绑架的女子都能够逢凶化吉。据沈梓《避寇日记》记载，1861年11月27日，“长毛掳两处妇人至新（指新塍镇，引者按），皆面目端好者，为枪船人买去，计卖廿四元”。沈梓经询问后得知，这些女子原本都是大家闺秀，“家去杭城十八里，逃在乡下为所掳”。（注：沈梓：《避寇日记》卷2，《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92页。）区区新塍镇的色情业之所以颇具规模，拥有妓船二百余艘，与枪船不择手段地补充娼妓来源有很大关系。被太平军倒卖给枪船的女子人数不详，但据“计卖廿四元”一句分析，其售价十分低廉。
后期太平军的军纪之所以发展到如此地步，与其人员构成所发生的变化不无关联。以活跃于江浙战场的各主力部队为例，开国将士仅占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是1860年经略苏杭地区以来的新入伍者。据护王陈坤书部残存名册显示，在记有年龄、籍贯、入营时间与地点的370人当中，没有一人参加过金田起义或隶属两广籍，75%以上的官兵系1860年至1863年间参军，内以安徽、苏南等地人居多。（注：参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46-405页。按：开国将士腐化、颓废的现象在后期虽已比较严重，但他们毕竟构成了太平天国的中坚力量，其整体素质要优于后入营者。如英王陈玉成便颇受部下的爱戴，咸称其“生平有三样好处”，即“第一爱读书的人，第二爱百姓，第三不好色”（刀口余生：《被掳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第206页。）这些新入营者主要由倒戈或被俘的清军、各式各样的游民等组成，桀骜不驯，散漫成性，强暴民女之类的事件大多系他们所为；而一些统兵将领又疏于改造军队的工作，对部下约束不力，甚至本身就以身试法，遂导致军纪松弛，局面失控。李圭被掳后，随太平军向丹阳、金坛一线推进，沿途对此有所观察。据他描述，“妇女貌陋者亦多死。美者至沿路逼淫，力拒惨死者十之六七；或带至贼馆充‘贞人’，少违意，使众贼轮奸，至惫极而后杀之。穷凶极恶，无所不至。”那么，这种令人发指的兽行都是哪些人干的呢？李圭接着写道：“但如行此类事者，大抵以湘、鄂、皖、赣等籍人，先充官军或流氓地痞裹附于贼，或战败而降贼军，积资得为老兄弟者居多。其真正粤贼，则反觉慈祥恺悌，转不若是其残忍也。”李圭还补充说：“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掳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属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也不敢言也。”（注：李圭：《思痛记》卷上，《太平天国》第4册，第480-481页。）李圭称清军为“官军”，视太平军为“贼”，反映了他本人的政治立场。然而，尽管带有这种鲜明的倾向性，李圭依然依据事实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评判，认为太平军中进行奸淫掳掠的以倒戈、投降的清军和地痞流氓居多，两广开国将士反而给人以慈祥和善的感觉，并认为清军的惨毒程度比太平军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这种结论比较符合历史真相。
除了人员构成的因素外，地域的变化也对太平军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据潘锺瑞《苏台麋鹿记》记载，苏州守军中的一名老兄弟曾对众人说：“我自起兵身历数省，富人之窖藏他处实多，惟宫室器用子女玉帛之类，则苏州为各省冠。谚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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