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历史文献学成就述要
正史中不详的社会制度、礼俗习尚、民生利病资料，尤 其是少数民族的史实，应“择取其中最为重要的材料，分类撮录，然后纂辑成书，写出 一部可供采摭的史料丛编。替撰述理想中的中国通史提供素材，作出贡献。”[5](P355 -356)
所谓融贯诸子百家，是指对周秦诸子加以研究，“找出他们对某一问题的共同认识， 由此考明问题的实质以及对当时和后世所起的作用。”[5](P357)对于两汉以后的子书 、文集、笔记，区别其高下浅深，“假如我们能就历代文集中甄录出许多有价值的政治 论文，都为一集，何尝不可继《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之后，编出《宋经世文 编》、《唐经世文编》、《先唐经世文编》呢?”对明清文集，“假如我们能分类辑录 ，也可编出一些专门性的《丛钞》，如前人所辑《经义丛钞》之类，这自然是极有意义 的工作。”[5](P359-360)此外，对诸种笔记，也要有所甄别，凡是“朴学功深，富有 价值的，自当进行综合整理。”[5](P361)
除了专著，张先生晚年有若干篇文章，都对80年代初兴盛起来的古籍整理工作提出了 通达的见解，其中有不少富有启发性的建议。这也属于他建构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具体工 作。他的最基本的主张，是强调整理古籍不单是标点注释校勘，而应该包括研究成果、 总结性论著，整理古籍的方法与门径应包括论著、编述、注释、钞纂四个方面。[3](P1 32-134)一句话，古籍整理与研究必须结合起来，以使整理工作达到更高的水平。
80年代初期，张先生还选编过一部《文献学论著辑要》，旁搜博求古人近人文献学专 论凡120目。其自序中指出：“整理文献，必先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 子集之支分派别，辨其原流，明其体统，然后能识古书之真伪，审版本之先后；旁及校 勘、目录、辑佚、避讳诸端，皆当洞达其理，庶几有着力处。若于此类全无所知，遽谈 古籍整理，将见其昏昏冥冥，不解何从下手也。”[6](P1)《辑要》之作，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古籍整理工作者“何从下手”的困难。
倾数十年心血 撰作文献研究名篇
张舜徽先生不仅长期探讨文献学理论，而且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文献学观点，在整 理研究历史文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术界贡献了若干文献研究的佳作。大体说来， 偏重于对文献本身加以整理研究者有以下几个类别。
一、通释类
在目录类著作中，《汉书·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 先生对二书皆作了逐句笺释工作。于前者为《通释》，于后者为《提要叙讲疏》。
《汉书艺文志通释》是在早年《释例》的基础上写成的。张先生自少爱读《汉书·艺 文志》，常置案头，时加笺记，欲疏证全书。至晚年重温是书，复有笺记，于是加以整 理，成《通释》一书。这是一部“循文通释”的疏证之作，“凡前人之说有可取者，悉 甄采之，句读之有误者正之，史证之偶疏者补之，亦间附论说以评断之。”[7](P1)如 《六艺略》一开头，就对通常的标点“《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提出异议 ，认为“此应读‘《易》’字自为句，乃冒起下文之辞。”做了一番论证后，又推寻“ 经”的本义，认为“经者纲领之谓，原非尊称。大抵古代纲领性文字，皆可名之为经。 ”[7](P10)随之又解说“经十二篇”的篇名与内容、汉代《易》学的传授情况、“施、 孟、梁丘三家”的盛衰。这种立足于史实而有见识的疏证，与一般的文字疏通不可同日 而语，对读者掌握学术的变迁大有裨益。
《四库提要叙讲疏》是在课堂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其自序称：“往余为大学文科讲 授‘国学概论’，即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四十八篇为教本。昔张之洞《ｙóｕ@ ③轩语》教学者曰：‘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余则以为 此四十八篇者，又门径中之门径也。苟能熟习而详绎之，则于群经传注之流别，诸史体 例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释道之演变原委，悉了然于心，于是博治载籍，自不迷于 趣向矣。因与及门讲论而疏通证明之。首取《提要》本书以相申发，次采史传及前人旧 说藉资说明，末乃附以愚虑所及而讨论之……迨讲毕，始自录所言，述为《讲疏》。” [8](P1643)《讲疏》不是一般的文字注释，而以发表见解为主。如《提要》首句：“经 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讲疏》云：“此昔人尊 经崇孔子之说也。自司马迁以来，儒者莫不言孔子删《诗》、《书》，定《礼》、《乐 》。然无征于《论语》，复不见于孟、荀，秦火以前，无此说也。《论语》为孔门所记 ，于其师一言一行，乃至饮食衣服之微，喜乐哀戚之感，无所不记。使果有删定之弘业 ，何其弟子无一语及之?史迁尝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 ，然《管子》中已云‘泽其四经’，可知以《诗》、《书》、《礼》、《乐》为教者， 不自孔子始。此四经者，皆旧典也。孔子特取旧典为及门讲习之，所谓‘述而不作’也 。善夫龚自珍之言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 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必具此识，而后可以不为俗说所惑。盖自汉世罢黜百家，独 崇儒术，言及六籍，必推尊孔子所删定，此犹言易卦者，必托名于伏羲；言本草者，必 托名于神农；言医经者，必托名于黄帝；言礼制者，必托名于周公；莫不高远其所从来 ，以自取重于世，后先相师，如出一辙，学者可明辨之。”[8](P1648-1649)这样的疏 释，明显是在做学术源流的考辨工作。
二、叙录类
叙录类的代表作是《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的文集甚多，张先生30多年中所寓目者， 便有1100余家。不用说，数量如此之多的文集，不是一般人所能读到，即使能够读到， 也不一定抓得住要领、理得出头绪来。张先生有感于刘向校书时写作叙录的深意，每一 文集读毕，便考订作者行事，记录书中要旨，推究其论证得失，核定其学识深浅，各为 叙录一篇，欲附以校雠流别之义，以推见一代学术的兴替。最后，他从写出的670多篇 叙录中，选出价值较高的600家，汇为《清人文集别录》24卷。这600家文集以儒林、文 苑中人物为多，大抵清人在碑传志状、刻书序跋、金石跋文以及诂经、证史、议礼、明 制、考文、审音、诠释名物等方面有价值的文集，都收罗进来了。而于诸家考证之语， 凡论断审密，确有发前人所未发者，皆特为拈出，着意介绍。全书的编排，略依时世先 后，系联而下，其有家学、师承或友朋讲习之益者，务令比叙，以见授受濡渐之迹。可 以说，这是一部罕见的汇集清人文集精华的提要性质的佳作。以至出版后，受到学术界 的交口称赞。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在评价此书与《广校雠略》时说：“先生所作诸书， 示学者以途径。启牖之功，实在张香涛《ｙóｕ@③轩语》、《书目答问》之上。然彼 二书，对我辈之效用已极巨。先生别白是非，指明优劣。上绍向、歆之业，下则藐视纪 昀之书，其发生影响之大，固不待言也。”[3](P406)张先生另有一部《清人笔记条辨 》，可算是叙录的变体。清人的笔记，虽不及文集之多，张先生几十年中所寓目者，也 有300多家。若无别择去取，则榛芜不翦、靡所取材。于是，张先生对那些专载朝章礼 制、但记掌故旧闻、讲求身心修养、阐扬男女德行、谈说狐怪、称述因果等等之类的笔 《张舜徽先生历史文献学成就述要(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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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融贯诸子百家，是指对周秦诸子加以研究，“找出他们对某一问题的共同认识， 由此考明问题的实质以及对当时和后世所起的作用。”[5](P357)对于两汉以后的子书 、文集、笔记，区别其高下浅深，“假如我们能就历代文集中甄录出许多有价值的政治 论文，都为一集，何尝不可继《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之后，编出《宋经世文 编》、《唐经世文编》、《先唐经世文编》呢?”对明清文集，“假如我们能分类辑录 ，也可编出一些专门性的《丛钞》，如前人所辑《经义丛钞》之类，这自然是极有意义 的工作。”[5](P359-360)此外，对诸种笔记，也要有所甄别，凡是“朴学功深，富有 价值的，自当进行综合整理。”[5](P361)
除了专著，张先生晚年有若干篇文章，都对80年代初兴盛起来的古籍整理工作提出了 通达的见解，其中有不少富有启发性的建议。这也属于他建构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具体工 作。他的最基本的主张，是强调整理古籍不单是标点注释校勘，而应该包括研究成果、 总结性论著，整理古籍的方法与门径应包括论著、编述、注释、钞纂四个方面。[3](P1 32-134)一句话，古籍整理与研究必须结合起来，以使整理工作达到更高的水平。
80年代初期，张先生还选编过一部《文献学论著辑要》，旁搜博求古人近人文献学专 论凡120目。其自序中指出：“整理文献，必先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 子集之支分派别，辨其原流，明其体统，然后能识古书之真伪，审版本之先后；旁及校 勘、目录、辑佚、避讳诸端，皆当洞达其理，庶几有着力处。若于此类全无所知，遽谈 古籍整理，将见其昏昏冥冥，不解何从下手也。”[6](P1)《辑要》之作，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古籍整理工作者“何从下手”的困难。
倾数十年心血 撰作文献研究名篇
张舜徽先生不仅长期探讨文献学理论，而且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文献学观点，在整 理研究历史文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术界贡献了若干文献研究的佳作。大体说来， 偏重于对文献本身加以整理研究者有以下几个类别。
一、通释类
在目录类著作中，《汉书·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 先生对二书皆作了逐句笺释工作。于前者为《通释》，于后者为《提要叙讲疏》。
《汉书艺文志通释》是在早年《释例》的基础上写成的。张先生自少爱读《汉书·艺 文志》，常置案头，时加笺记，欲疏证全书。至晚年重温是书，复有笺记，于是加以整 理，成《通释》一书。这是一部“循文通释”的疏证之作，“凡前人之说有可取者，悉 甄采之，句读之有误者正之，史证之偶疏者补之，亦间附论说以评断之。”[7](P1)如 《六艺略》一开头，就对通常的标点“《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提出异议 ，认为“此应读‘《易》’字自为句，乃冒起下文之辞。”做了一番论证后，又推寻“ 经”的本义，认为“经者纲领之谓，原非尊称。大抵古代纲领性文字，皆可名之为经。 ”[7](P10)随之又解说“经十二篇”的篇名与内容、汉代《易》学的传授情况、“施、 孟、梁丘三家”的盛衰。这种立足于史实而有见识的疏证，与一般的文字疏通不可同日 而语，对读者掌握学术的变迁大有裨益。
《四库提要叙讲疏》是在课堂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其自序称：“往余为大学文科讲 授‘国学概论’，即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四十八篇为教本。昔张之洞《ｙóｕ@ ③轩语》教学者曰：‘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余则以为 此四十八篇者，又门径中之门径也。苟能熟习而详绎之，则于群经传注之流别，诸史体 例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释道之演变原委，悉了然于心，于是博治载籍，自不迷于 趣向矣。因与及门讲论而疏通证明之。首取《提要》本书以相申发，次采史传及前人旧 说藉资说明，末乃附以愚虑所及而讨论之……迨讲毕，始自录所言，述为《讲疏》。” [8](P1643)《讲疏》不是一般的文字注释，而以发表见解为主。如《提要》首句：“经 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讲疏》云：“此昔人尊 经崇孔子之说也。自司马迁以来，儒者莫不言孔子删《诗》、《书》，定《礼》、《乐 》。然无征于《论语》，复不见于孟、荀，秦火以前，无此说也。《论语》为孔门所记 ，于其师一言一行，乃至饮食衣服之微，喜乐哀戚之感，无所不记。使果有删定之弘业 ，何其弟子无一语及之?史迁尝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 ，然《管子》中已云‘泽其四经’，可知以《诗》、《书》、《礼》、《乐》为教者， 不自孔子始。此四经者，皆旧典也。孔子特取旧典为及门讲习之，所谓‘述而不作’也 。善夫龚自珍之言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 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必具此识，而后可以不为俗说所惑。盖自汉世罢黜百家，独 崇儒术，言及六籍，必推尊孔子所删定，此犹言易卦者，必托名于伏羲；言本草者，必 托名于神农；言医经者，必托名于黄帝；言礼制者，必托名于周公；莫不高远其所从来 ，以自取重于世，后先相师，如出一辙，学者可明辨之。”[8](P1648-1649)这样的疏 释，明显是在做学术源流的考辨工作。
二、叙录类
叙录类的代表作是《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的文集甚多，张先生30多年中所寓目者， 便有1100余家。不用说，数量如此之多的文集，不是一般人所能读到，即使能够读到， 也不一定抓得住要领、理得出头绪来。张先生有感于刘向校书时写作叙录的深意，每一 文集读毕，便考订作者行事，记录书中要旨，推究其论证得失，核定其学识深浅，各为 叙录一篇，欲附以校雠流别之义，以推见一代学术的兴替。最后，他从写出的670多篇 叙录中，选出价值较高的600家，汇为《清人文集别录》24卷。这600家文集以儒林、文 苑中人物为多，大抵清人在碑传志状、刻书序跋、金石跋文以及诂经、证史、议礼、明 制、考文、审音、诠释名物等方面有价值的文集，都收罗进来了。而于诸家考证之语， 凡论断审密，确有发前人所未发者，皆特为拈出，着意介绍。全书的编排，略依时世先 后，系联而下，其有家学、师承或友朋讲习之益者，务令比叙，以见授受濡渐之迹。可 以说，这是一部罕见的汇集清人文集精华的提要性质的佳作。以至出版后，受到学术界 的交口称赞。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在评价此书与《广校雠略》时说：“先生所作诸书， 示学者以途径。启牖之功，实在张香涛《ｙóｕ@③轩语》、《书目答问》之上。然彼 二书，对我辈之效用已极巨。先生别白是非，指明优劣。上绍向、歆之业，下则藐视纪 昀之书，其发生影响之大，固不待言也。”[3](P406)张先生另有一部《清人笔记条辨 》，可算是叙录的变体。清人的笔记，虽不及文集之多，张先生几十年中所寓目者，也 有300多家。若无别择去取，则榛芜不翦、靡所取材。于是，张先生对那些专载朝章礼 制、但记掌故旧闻、讲求身心修养、阐扬男女德行、谈说狐怪、称述因果等等之类的笔 《张舜徽先生历史文献学成就述要(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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