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死与须藤医生无关吗
核，还有肋膜炎和中度积水等。在这种情况下 ，6月下半月须藤也不得不改口并采取抽液措施，是符合逻辑的。
至于须藤医疗报告中所说的3月2日就怀疑鲁迅“胸膜炎”乃至疑有“水泡之声响”，3 月19日“作突刺试验”，“三月二十八日第一次行穿刺术采取胸液，约得300公分”， 这些在鲁迅日记中均无记载。3月2日日记涉及疾病的只有“下午骤患气喘，即请须藤先 生来诊，注射一针”10多字。3月19日的鲁迅日记只记：“昙。上午得楼炜春信。得王 冶秋信。得三弟信。下午张因来。”3月28日的日记为：“昙。上午得增田君信，午后 复。寄吴朗西信。下午得唐 信。得孟十还信。萧军及悄吟来。得《漱石全集》(十三) 一本，一元七角。晚蕴如携 官来。三弟来。夜小峰夫人来并交小峰信及版税泉二百， 付印证四千。邀萧军、悄吟、蕴如、 官、三弟及广平携海婴同往丽都影戏院观《绝岛 沉珠记》下集。”后两天日记无一字提到医疗方面。两者如此不符，会不会是鲁迅漏记 呢?不可能。鲁迅的习惯是：凡须藤医生诊病或注射，日记中必作记载。因每次诊病均 须给医药费，漏记就会出差错。3月份日记中国共产党记到须藤7次，有的只是寄一封信的平常 小事，他都没有放过；像胸部穿刺试验和抽取肋间积水这类比较重大的医疗措施，鲁迅 绝不可能遗忘。所以，医疗报告中提到3月份这一次穿刺试验、一次正式抽液，我认为 只能是须藤五百三在鲁迅死后的编造。从情理上分析判断，这种编造的痕迹也很明显。 试想：如果3月28日这天须藤真的对病人“行穿刺术采取胸液，约得三百公分”，鲁迅 还有时间和精力来读信、复信、购书、付印证、接待萧军夫妇和三弟及弟媳、侄儿吗? 还会有这样好的兴致陪伴朋友、亲属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吗?据8月7日那次穿刺抽液200CC 目击者海婴回忆当时情景说：
……看见父亲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木椅上，斜侧着身体，衣襟半解开着。我顺眼一望， 他的胸侧插入一根粗的针头，尾部还有一段黄色半透明的橡皮管，地下接着一只广口粗 瓶，其中盛有淡黄色液体的半瓶，橡皮管子还在徐徐滴下这种液体，速度不很快，似乎 与呼吸起伏相适应。……
按此情形，那么，3月28日抽取肋间积水300CC需时不会很短，怎么可能不在鲁迅当天 生活中留下任何印记?而且更大的破绽在于：既然直到5月23日鲁迅在致赵家璧信中还在 抱怨：“今日医生始调查热型，那么，可见连什么病也还未能断定”；既然直到5月31 日下午，须藤五百三还表示不赞成邓恩医师关于鲁迅患结核性肋膜炎并有肋间积水的诊 断；既然直到8月26日，才查出鲁迅发烧的原因“由肋膜而来”(见前引鲁迅致曹靖华信 )；那么，须藤五百三怎么可能在3月份就怀疑鲁迅为“胸膜炎”并实行胸肋穿刺抽液治 疗呢?这不是在“死无对证”情况下明目张胆地伪造病历吗?无怪乎当年许广平一眼就望 穿这把戏而要产生怀疑了!须藤编造这类谎言，其用心难道不正是为了掩盖他本人“延 误”鲁迅病情的重大责任吗?
秋石先生对赵平声所提供的须藤五百三是上海的日本退伍军人(日语称作“在乡军人” )团体“乌龙会”副会长一事，也采取否定的态度。他以近乎不屑一顾的口吻说道：“ 从1932年‘一·二八’前到鲁迅逝世，须藤医生竟然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来实施这个慢 性谋杀计划?”这里所谓的“须藤医生竟然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来实施这个慢性谋杀计 划”，只是秋石先生自己的夸大性推断，无论是周建人或海婴都没有这样说过。因为事 实上，鲁迅经常请须藤看病，是从1934年7月才开始的，直到他逝世，总共才两年多， 何来所谓“五年左右的时间”?至于对须藤曾任上海的日本退伍军人团体“乌龙会”副 会长一事，读读前述周建人1949年发表的《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一文就会知 道，当年提供情况者对须藤的政治面目其实是相当了解的。他不但说到“上海有一个日 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的会，是一个侵略性的团体，须藤担任副会长”，而且居然“ 知道须藤家的电话里所讲的多般(半?)不是医药上的事情，却多数是中日之间的交涉与 冲突”。可见此人的话不是随便说的，他应该与须藤有一点特殊关系，甚至肩负一点情 报任务。从鲁迅逝世后须藤五百三所写的《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载《作家》 杂志第2卷第2号，1936年11月15日刊出)来看，须藤为人虽似谦和，医疗收费亦较低廉 ，但却很了解和注意鲁迅的政治态度。文中曾经记述了他们两人之间一段颇有意味的对 话：
有一天我半谈半笑地对先生(指鲁迅——引者)说：“日本古时武士的习惯，是在每年 元旦那一天修改遗嘱。因为他们过的那种生活，究在什么时候遭人杀死，是很难预测的 。像先生这样或者为了主张和主义，会受敌害的危险的身份，对于日本武士的那种习惯 ，我觉得是颇必要的。”当时他回答说：“在我方面来说，到那时，我平生言论和主张 ，已很够留在我死后了，那一套事恐没有必要吧。”
这段多少有点暗含机锋的谈话，值得人仔细捉摸。当然，迄今所知的有限材料，不足 以成为怀疑须藤医生有意“谋害”的依据(误诊和伪造治疗经过则完全可以肯定)。因此 ，我很赞成海婴先生的说法：“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海婴采取的态度是： 只把前辈的想法和有关的疑点记录下来，“将自己之所知公诸于众。至于真相究竟如何 ，我也无从下结论，只能留待研究者辨析了”。应该说，这是一种客观冷静、实事求是 的态度，不应受到误解和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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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于2001年9月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作者周海婴。据周海婴介 绍，这本书是他为纪念父亲诞辰120年而作。作为周海婴70年来的“第一次深情回忆” ，《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详细地记录了周海婴的经历和对父亲的思考，惊爆了许多鲜 为人知的秘闻，诸如鲁迅极有可能是被他的日籍医生须藤托延治疗谋害、毛泽东回答“ 假使鲁迅还在”会怎样、周作人为何将鲁迅逐出八道湾等。该书出版发行后即登上畅销 书行列。
2002年9月17日，《文艺报》以大篇幅发表秋石文章《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 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对若干秘闻作“探究和澄清”，认为“历史的真实是谁也不 能捏造或篡改的”，并提出《鲁》一书究竟会留给后人怎样的鲁迅遗产的问题。
9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分别在头版和16版以《海婴先生请读读＜鲁迅全集＞》和《 海婴先生的记忆力与鲁迅遗产》两个标题选刊该文。一时间，文坛纠纷又起。
10月16日，《中华读书报》头版刊出报道《秋石撰文质疑周海婴写书风波又起》，《 鲁》一书责编、秋石本人、周海婴家人和鲁迅研究专家或就《鲁》书，或就秋石撰文质 疑《鲁》书一事公开表明态度。专家认为，《鲁》书作为消闲读物来读，还是有其存在 价值的，同时也肯定了秋石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论争中可贵的严谨态度。
11月13日，景迅在《中华读书报》14版发表《请尊重周海婴先生的人格》，认为秋石 文章有值得商榷之处。一段文坛纷争就此暂告一段落。
《鲁迅的死与须藤医生无关吗(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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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须藤医疗报告中所说的3月2日就怀疑鲁迅“胸膜炎”乃至疑有“水泡之声响”，3 月19日“作突刺试验”，“三月二十八日第一次行穿刺术采取胸液，约得300公分”， 这些在鲁迅日记中均无记载。3月2日日记涉及疾病的只有“下午骤患气喘，即请须藤先 生来诊，注射一针”10多字。3月19日的鲁迅日记只记：“昙。上午得楼炜春信。得王 冶秋信。得三弟信。下午张因来。”3月28日的日记为：“昙。上午得增田君信，午后 复。寄吴朗西信。下午得唐 信。得孟十还信。萧军及悄吟来。得《漱石全集》(十三) 一本，一元七角。晚蕴如携 官来。三弟来。夜小峰夫人来并交小峰信及版税泉二百， 付印证四千。邀萧军、悄吟、蕴如、 官、三弟及广平携海婴同往丽都影戏院观《绝岛 沉珠记》下集。”后两天日记无一字提到医疗方面。两者如此不符，会不会是鲁迅漏记 呢?不可能。鲁迅的习惯是：凡须藤医生诊病或注射，日记中必作记载。因每次诊病均 须给医药费，漏记就会出差错。3月份日记中国共产党记到须藤7次，有的只是寄一封信的平常 小事，他都没有放过；像胸部穿刺试验和抽取肋间积水这类比较重大的医疗措施，鲁迅 绝不可能遗忘。所以，医疗报告中提到3月份这一次穿刺试验、一次正式抽液，我认为 只能是须藤五百三在鲁迅死后的编造。从情理上分析判断，这种编造的痕迹也很明显。 试想：如果3月28日这天须藤真的对病人“行穿刺术采取胸液，约得三百公分”，鲁迅 还有时间和精力来读信、复信、购书、付印证、接待萧军夫妇和三弟及弟媳、侄儿吗? 还会有这样好的兴致陪伴朋友、亲属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吗?据8月7日那次穿刺抽液200CC 目击者海婴回忆当时情景说：
……看见父亲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木椅上，斜侧着身体，衣襟半解开着。我顺眼一望， 他的胸侧插入一根粗的针头，尾部还有一段黄色半透明的橡皮管，地下接着一只广口粗 瓶，其中盛有淡黄色液体的半瓶，橡皮管子还在徐徐滴下这种液体，速度不很快，似乎 与呼吸起伏相适应。……
按此情形，那么，3月28日抽取肋间积水300CC需时不会很短，怎么可能不在鲁迅当天 生活中留下任何印记?而且更大的破绽在于：既然直到5月23日鲁迅在致赵家璧信中还在 抱怨：“今日医生始调查热型，那么，可见连什么病也还未能断定”；既然直到5月31 日下午，须藤五百三还表示不赞成邓恩医师关于鲁迅患结核性肋膜炎并有肋间积水的诊 断；既然直到8月26日，才查出鲁迅发烧的原因“由肋膜而来”(见前引鲁迅致曹靖华信 )；那么，须藤五百三怎么可能在3月份就怀疑鲁迅为“胸膜炎”并实行胸肋穿刺抽液治 疗呢?这不是在“死无对证”情况下明目张胆地伪造病历吗?无怪乎当年许广平一眼就望 穿这把戏而要产生怀疑了!须藤编造这类谎言，其用心难道不正是为了掩盖他本人“延 误”鲁迅病情的重大责任吗?
秋石先生对赵平声所提供的须藤五百三是上海的日本退伍军人(日语称作“在乡军人” )团体“乌龙会”副会长一事，也采取否定的态度。他以近乎不屑一顾的口吻说道：“ 从1932年‘一·二八’前到鲁迅逝世，须藤医生竟然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来实施这个慢 性谋杀计划?”这里所谓的“须藤医生竟然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来实施这个慢性谋杀计 划”，只是秋石先生自己的夸大性推断，无论是周建人或海婴都没有这样说过。因为事 实上，鲁迅经常请须藤看病，是从1934年7月才开始的，直到他逝世，总共才两年多， 何来所谓“五年左右的时间”?至于对须藤曾任上海的日本退伍军人团体“乌龙会”副 会长一事，读读前述周建人1949年发表的《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一文就会知 道，当年提供情况者对须藤的政治面目其实是相当了解的。他不但说到“上海有一个日 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的会，是一个侵略性的团体，须藤担任副会长”，而且居然“ 知道须藤家的电话里所讲的多般(半?)不是医药上的事情，却多数是中日之间的交涉与 冲突”。可见此人的话不是随便说的，他应该与须藤有一点特殊关系，甚至肩负一点情 报任务。从鲁迅逝世后须藤五百三所写的《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载《作家》 杂志第2卷第2号，1936年11月15日刊出)来看，须藤为人虽似谦和，医疗收费亦较低廉 ，但却很了解和注意鲁迅的政治态度。文中曾经记述了他们两人之间一段颇有意味的对 话：
有一天我半谈半笑地对先生(指鲁迅——引者)说：“日本古时武士的习惯，是在每年 元旦那一天修改遗嘱。因为他们过的那种生活，究在什么时候遭人杀死，是很难预测的 。像先生这样或者为了主张和主义，会受敌害的危险的身份，对于日本武士的那种习惯 ，我觉得是颇必要的。”当时他回答说：“在我方面来说，到那时，我平生言论和主张 ，已很够留在我死后了，那一套事恐没有必要吧。”
这段多少有点暗含机锋的谈话，值得人仔细捉摸。当然，迄今所知的有限材料，不足 以成为怀疑须藤医生有意“谋害”的依据(误诊和伪造治疗经过则完全可以肯定)。因此 ，我很赞成海婴先生的说法：“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海婴采取的态度是： 只把前辈的想法和有关的疑点记录下来，“将自己之所知公诸于众。至于真相究竟如何 ，我也无从下结论，只能留待研究者辨析了”。应该说，这是一种客观冷静、实事求是 的态度，不应受到误解和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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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17日，《文艺报》以大篇幅发表秋石文章《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 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对若干秘闻作“探究和澄清”，认为“历史的真实是谁也不 能捏造或篡改的”，并提出《鲁》一书究竟会留给后人怎样的鲁迅遗产的问题。
9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分别在头版和16版以《海婴先生请读读＜鲁迅全集＞》和《 海婴先生的记忆力与鲁迅遗产》两个标题选刊该文。一时间，文坛纠纷又起。
10月16日，《中华读书报》头版刊出报道《秋石撰文质疑周海婴写书风波又起》，《 鲁》一书责编、秋石本人、周海婴家人和鲁迅研究专家或就《鲁》书，或就秋石撰文质 疑《鲁》书一事公开表明态度。专家认为，《鲁》书作为消闲读物来读，还是有其存在 价值的，同时也肯定了秋石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论争中可贵的严谨态度。
11月13日，景迅在《中华读书报》14版发表《请尊重周海婴先生的人格》，认为秋石 文章有值得商榷之处。一段文坛纷争就此暂告一段落。
《鲁迅的死与须藤医生无关吗(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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