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哉，　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　，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　、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　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　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　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　我生长了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　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17页。))从历史中构筑国家理念，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到的意　识形态使命。建设新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　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　大。”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就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　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　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3、9页。)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的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　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的认同形式，所以建设　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的双重空　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的历史观念的空缺。梁启超开启　的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　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的朝代，没有人民公产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　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的双重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的混乱表现在：　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　，所以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的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　形态认同的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的“正统”在　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无民统，如今已无君统，民统是否可以确定呢?　如果民统不能统一在种族理念下，又统一在什么理念下呢?历史必须是种族进化的历史　，但种族无法成为历史的主体，进化也无法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无法证明未来的发　展。观念的混乱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困惑关头，一派退回到纯学术中去，试图从意识形　态的激流中脱身出来，只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只关心事实，不牵涉价值，这样就可　以避免历史在意识形态大叙事中的困惑。另一派则继续在意识形态的激流中寻求“真理　”，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在这里认同为阶级，超越了国族界限，也超越了简单　的君民对立范畴。进化明确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主体的　历史，将被表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以社会发展为　进步主线的历史叙事，不仅理清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昭示了未来进步的前景，　如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概莫能外的未来，那么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　国革命，也就是必然合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真正意识形态功能。
　　在重建中国历史中建立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理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郭　沫若想用中国“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　中国革命的“现实”。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成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　动的意识形态前提。尽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一　度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仅限于学院圈子，主要在“五四”后到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　，国难当头，许多史学家，包括学院派中坚如李济、傅斯年、陈垣等，也认为史学“当　重实用”。(注：详见王泛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　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意识形态史学最好地表现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现实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　中建立现实需要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将这一观念表述得最彻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　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行动的深刻的了解，要　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8-499页。)　史学界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人民概念的历史意义的界定，对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　李自成研究热点的形成，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君主的翻案评价，动机与目的都是　高度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政治的。
　　中国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史学，主流是意识形态性的。起初，它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　识形态，然后又由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筑历史。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史学研究项目与讨论　，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古为今用或影射史学，结构相同。构筑新史学是构筑一种建国理　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史学家，从中认同到崇高的使命。他们将是现　代中国的国家理念的缔造者。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启蒙哲学背景，民族国家被设置为历　史的主体的同时，知识分子被设置为新历史的主体。
　　　　　　三、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意义
　　新史学设定了新史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在此需要明确的不仅是新史学话语塑造现　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还有知识分子(史学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新史学肩负着构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使命在赋予历史一种意识形态使　命的同时，也赋予史学家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葛兰西区分了“有机的”　意识形态与“随意的”意识形态。有机的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须的”意识形态，它　“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　领域。”而随意的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的‘运动’”(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　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与“有机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的是　“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葛兰西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肩　负着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的使命，首先他必须比传统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知识，他是精英　之精英，这样他才能充分了解霸权的实质与动作机制。其次，他还必须“大众化”，传　播知识，使哲学大众化为非知识阶层的“常识”，创造出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这样　，才能具有反抗的实践意义，让思想影响到社会政治工程。
　　意识形态化的史学在本质上具有了实践哲学的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源于他　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思考的目的是　革命实践，而实践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　创造一种世界观。”(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　年版，第68页。)葛兰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