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西在最广泛意义的哲学上理解意识形态，哲学包括专业哲学家的　哲学，也包括大众的世界观，“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　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大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　些要素的结合过程。”(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　0年版，第27页。)那些反思性的、体系性的、个人化的、只流行在精英圈子里的“这个　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葛兰西称作“内在论哲学”，它只是纯粹的思想，无法与实践　相统一，也无法与大众相结合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更多意义上是哲学化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必然面临的问题是“　有机化”，使历史知识与历史哲学的观念变成大众化的“民间传说”(葛兰西将“常识　哲学”或“大众哲学”称为民间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史学的学术形式自身　已成为束缚。在此我们注意到的，不仅是思想立场的选择，还包括话语形式的选择。构　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可以以历史学的方式在精英圈子里流传，那是所谓的学　术；也可以以历史剧的方式在大众阶层流传，学术就可能成为常识，成为构筑现代意识　形态的力量。我们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支配社会群体实践的大众观念或“常识”化的　哲学。从大众化或常识化角度看，历史剧比历史学更能使历史思想大众化，获得实践性　或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新史剧是成就“新史学”有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常识化方式，它可以在有机意识形　态与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下，弥合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与大众常识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　裂，将新史学的观念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变成改造社会甚至革命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　必须找到可以大众化的方式，让社会运动的理论方面(知识分子)与实践方面(大众)结合　起来，才能完成其意识形态使命。历史剧是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它在“教　化”功能上完全符合新史学的要求。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主张戏剧　“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以“翠羽明　ｄāｎｇ@②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陈独秀推崇戏剧为“改良社　会之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　。”(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三爱：《论戏剧》，《陈独秀文章选编》，　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第58页。)在此，戏剧的教化功能契合了有机知识分子争夺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教化”功能。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现代中国构成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文化运动的动力结构。　五四时期以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的抒情历史剧，如欧阳予倩的《潘金莲　》、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熊佛西的《兰芝和仲卿》、　杨荫深的《磐石与蒲苇》、白薇的《访雯》，旨在构筑历史中的叛逆主体，颠覆传统社　会与历史的“正统”。此间的历史剧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但多少表达了新史学的　“民统”思想。维新派将新史学提高到国民意识形态高度，不仅奠定了现代史学的实践　性基础，也奠定了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剧作为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　式，此时已开始关注历史的民众主体问题。
　　新史剧的成熟期在抗战时代到来。首先是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该剧完成于1937　年，抗战已经开始，但创作的动机，据作者自己表白，却起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红色根据地　的数次“围剿”。剧中李秀成被塑造成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英雄。从与国民党争夺意　识形态领导权来看，它在国民党塑造曾国藩的意识形态典范形象的时候提出人民英雄李　秀成；从构筑人民革命意识形态来看，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　历史起点。《李秀成之死》之后一时出现了许多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陈白尘的《金　田村》与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同年完成，继而创作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　河》)，阳翰笙本人又写出《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写出《忠王李秀成》，这些剧作虽　然有不尽相同的寓意，但题材的共同性已经说明其意识形态含义。同样在1937年，张闻　天在延安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　一次大革命的中国革命历程，太平天国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从历史中构筑革命意　识形态，不仅使太平天国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历史剧创作的热点。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意识形态竞争中构成一种协调互动的结构。史学与史剧对太平天国　题材的反复演绎，都在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将太平　天国当作中国革命的起点，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国共产　党革命的次序叙述中国革命历程。历史剧创作的题材选择也很快集中到这些史学“重点　”上，夏衍写过《赛金花》《秋瑾传》，阳翰笙写出《草莽英雄》(关于四川保路会)，　同类作品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但建国后的历史剧题材主要集中在明君、忠臣、清官故事　上。意识形态主题变了，史学与史剧的题材也跟着变化。新史剧曾将新史学大众化，变　成实践斗争的力量。但是，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史学与史剧已不再是市民社会意义上　的意识形态了，而成为国家政治的工具。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　课题。现代文化策略将新史学与新史剧整合起来，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并发挥其政治实　践功能。抗战期间历史剧创作形成三大题材群，除太平天国史剧外，还有战国史剧与南　明史剧。战国史剧除郭沫若的剧作外，还有熊佛西的《卧薪尝胆》、顾毓秀的《西施》　、杨晦的《楚灵王》等，这些剧作共同的“团结御侮”主题，构成抗战意识形态的象征　。阿英研究南明史，创作南明史剧如《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明显借古喻　今。于伶的《大明英列传》、周贻白的《李香君》、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等，也是宣　传抗战意识形态之作。郭沫若以史学与史剧两种形式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具有典　型意义。许多具有国家民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充满动荡的20世纪中国社会中，都试　图将历史与戏剧整合到意识形态中，使人文知识转化为大众政治实践力量。我们不能因　为这种倾向曾经导致个人与社会的灾难就简单否定或回避它。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种将　史学与史剧整合起来的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如何。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认同所谓“有机的意识形态”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将新史学　与新史剧统一协调起来，史学创造这种意识形态的哲学层面，史剧则将其大众化，变成　所谓的“民间传说”，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　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关系，提供了理论模式。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左火右火中冖下女
　　　　@②原字左王右当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