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
当时社会生活的直观写照，甚至连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以从现实中对应地找到，个别人物的名字还使用了谐音。这种立竿见影式的学术创作，确实对改革现实、发动革命具有促进作用，但却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使学术研究在较低的水准上徘徊，难以产生传世精品。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现象。从道咸时期的“经世致用”，到办洋务，再到变法维新，基本都是“急用先学”，将学术研究变成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式的政治任务，也就是将学术和政治等同起来。所以，近代以来的学术大家，多数是政治家或思想家。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泰斗，除了王国维是真正的学者之外，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基本都是政治家或思想家。这就使学术上的功利倾向无法逆转了。事实上，只有独立的学术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由精深的学术文化转化成服务社会的应用性的学术研究才会水涨船高，功效显著。近代学术忽视高深的纯学术研究，总是在功利的左右下在浅层次上重复，这不仅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提高，也使中国向西方文化的学习问题百出，难以摆脱困境。
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作为辛亥革命时期学术界的领袖，其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以及学术个性，自然影响巨大。从总的倾向来看，梁启超善于宏观研究，具有很好的整体把握和提炼能力，而且观点新颖、宣传有力、情感丰富，能够将高深的学术问题以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加上他主办的《新民丛报》的市场效应，其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相对来讲，章太炎的学术风格则古典厚重，善于以典雅的文字论述古代学术，在深奥中体现近代精神和时代意义，其治学精神主要影响于上层知识界。他很自信，乃至目空一切，曾扬言：“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5](P474)不过，平心而论，在中国古典文化的近代转型方面，章太炎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严复虽然是公认的翻译家，但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发展功不可没。他在翻译西方经典名著过程中不仅介绍了新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伦理等，而且传播了近代的研究方法，如大胆的怀疑精神和归纳法，严复称之为“内籀之术”，[2]（第5册，P1250）也就是西方十分流行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辛亥革命时期起步，后逐步发扬光大，一直影响了几代人。王国维热衷于纯学术研究，尤其是武昌起义后前往日本京都留学，完全醉心于学术殿堂而不可自拔。他政治上虽然日渐后退，但做学问总是运用新理论和新方法。他总是“由疑而得信”，“由博以反约”，在大量的证据基础上提出精辟的论点。[3](P38)对于做学问时的境界，王国维更视之为成败与否的生命线。他写道：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栅处，此第三境也”。[3](P67)
王国维虽然是在评论古诗时以词人的名句讲这段话的，但他强调的是学术创作时境界的极端重要性。这既包括心境、意境，也涉及及个人的学术素养和研究方法。诚然，这里着重讲的是高屋建瓴的新角度、精力集中的刻苦精神和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得出的新结论。王国维认为，只有有大境界，才会成大学问家。
总而言之，王国维等四大名家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推进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更新。他们虽然切入点不同，学术风格存异，但在突破旧传统的束缚、传播近代学术研究理念、推广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更新，也集中反映在这里。
二
“史学革命”和“文学改良”是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更新的两朵金花。“史学革命”对传统的旧史学加以揭露和批判，用进化的理念、综合和演绎的实证的科学方法，从历史的叙述中获取新意义，求得新观念。“文学改良”充分肯定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和文学价值，使小说成了时代的“宠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文坛；与之相配合，对文言文的批评以及白话杂志的崛起，昭示着文学的语言工具必将有一场变革；而话剧、西方音乐、绘画等的输入和传统戏曲的更新，则有力地促进了文学艺术的近代化。“史学革命”和“文学改良”，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在新时期的变异和新生。
扛起“史学革命”大旗的是梁启超和章太炎，其中尤以梁影响最大。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揭开了《史学革命》的序幕。梁批评中国传统的史学陈陈相因，缺少生机，至少有四大问题：一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际变成了24姓的家谱，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被置之不理；二是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历史成了少数英雄活动的大舞台，变成了个别人物的兴衰史，百姓和群体完全被排除在外；三是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所有的史书只是为死人作“纪念碑”，不能察古而知今；四是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旧史书只注重于单纯的叙事，不能从史实中总结出规律，上升到理性，然后开民智，益国民。这四大问题又引申出两大弊端，即写史“能叙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6](P1)于是，中国古代的史书难懂、难选择、无启发、少情感，不能起到开启民智、教育国民、服务国家的目的。中国传统的史学已经落后于时代，不能适应近代社会发展变革的需求，必须改革。梁启超具体提出三项革新：第一，历史学必须叙述进化之现象；第二，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第三，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研究其“公理公例”。总而言之，梁启超是以进化论为理论指导，试图对传统史学进行彻底改革。
章太炎对“史学革命”的看法几乎和梁启超如出一辙。在《ｑｉú＠①书》所收录的《哀清史》、《哀焚书》、《征七略》、《别录甲》、《别录乙》、《尊史》和《杂志》等论文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史学观点。他认为传统的旧史学，一是缺乏思想性和理论性，一般记事有余，深入分析不足，更缺少对典章制度的理论概括和演绎，至于史学批评，则基本没有涉及；二是内容单一，缺乏对科技、物质生产、文化变迁的叙述和评论，不能够反映人类文化史的演进过程；三是官修史学为主，无端歌颂太过分，浮夸习气盛而不衰，历史的真实性可疑。为此，必须对旧史学进行全方位的改造。章太炎提出的具体办法是：一、加强理性思考和理论抽象，增加史学著作的思想性和理论色彩，“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7]（第35期）二、将历史研究和现实沟通，古为今用，既讲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又“鼓舞民气”，面向未来。[8]（1902年第13号）三、扩大史学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讲清楚人类文明史的全貌，应把科技、风俗、宗教、文字、心理等等都加以叙述和研究。四、要适应史学发展的需要，变革传统的史学体例，增强现实感和方便性，同时吸收西方史学的表现手法，“鉴古知来”。概而观之，章太炎的主观愿望是要扭转旧史学死气沉沉的局面，增加新内容，改革旧写法，使历史和现实结合，让人们在“朝后看”的过程中“朝前看”，察古而知今。
在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批判旧史、呼吁史学革新的潮流。当时的许多杂志，都发表专文，讨论“史学革命”。《新世界学报》发表数篇文章，揭露旧史学的问题，呼吁写人民的历史，讲社会的变化，学西 《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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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作为辛亥革命时期学术界的领袖，其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以及学术个性，自然影响巨大。从总的倾向来看，梁启超善于宏观研究，具有很好的整体把握和提炼能力，而且观点新颖、宣传有力、情感丰富，能够将高深的学术问题以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加上他主办的《新民丛报》的市场效应，其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相对来讲，章太炎的学术风格则古典厚重，善于以典雅的文字论述古代学术，在深奥中体现近代精神和时代意义，其治学精神主要影响于上层知识界。他很自信，乃至目空一切，曾扬言：“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5](P474)不过，平心而论，在中国古典文化的近代转型方面，章太炎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严复虽然是公认的翻译家，但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发展功不可没。他在翻译西方经典名著过程中不仅介绍了新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伦理等，而且传播了近代的研究方法，如大胆的怀疑精神和归纳法，严复称之为“内籀之术”，[2]（第5册，P1250）也就是西方十分流行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辛亥革命时期起步，后逐步发扬光大，一直影响了几代人。王国维热衷于纯学术研究，尤其是武昌起义后前往日本京都留学，完全醉心于学术殿堂而不可自拔。他政治上虽然日渐后退，但做学问总是运用新理论和新方法。他总是“由疑而得信”，“由博以反约”，在大量的证据基础上提出精辟的论点。[3](P38)对于做学问时的境界，王国维更视之为成败与否的生命线。他写道：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栅处，此第三境也”。[3](P67)
王国维虽然是在评论古诗时以词人的名句讲这段话的，但他强调的是学术创作时境界的极端重要性。这既包括心境、意境，也涉及及个人的学术素养和研究方法。诚然，这里着重讲的是高屋建瓴的新角度、精力集中的刻苦精神和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得出的新结论。王国维认为，只有有大境界，才会成大学问家。
总而言之，王国维等四大名家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推进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更新。他们虽然切入点不同，学术风格存异，但在突破旧传统的束缚、传播近代学术研究理念、推广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更新，也集中反映在这里。
二
“史学革命”和“文学改良”是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更新的两朵金花。“史学革命”对传统的旧史学加以揭露和批判，用进化的理念、综合和演绎的实证的科学方法，从历史的叙述中获取新意义，求得新观念。“文学改良”充分肯定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和文学价值，使小说成了时代的“宠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文坛；与之相配合，对文言文的批评以及白话杂志的崛起，昭示着文学的语言工具必将有一场变革；而话剧、西方音乐、绘画等的输入和传统戏曲的更新，则有力地促进了文学艺术的近代化。“史学革命”和“文学改良”，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在新时期的变异和新生。
扛起“史学革命”大旗的是梁启超和章太炎，其中尤以梁影响最大。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揭开了《史学革命》的序幕。梁批评中国传统的史学陈陈相因，缺少生机，至少有四大问题：一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际变成了24姓的家谱，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被置之不理；二是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历史成了少数英雄活动的大舞台，变成了个别人物的兴衰史，百姓和群体完全被排除在外；三是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所有的史书只是为死人作“纪念碑”，不能察古而知今；四是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旧史书只注重于单纯的叙事，不能从史实中总结出规律，上升到理性，然后开民智，益国民。这四大问题又引申出两大弊端，即写史“能叙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6](P1)于是，中国古代的史书难懂、难选择、无启发、少情感，不能起到开启民智、教育国民、服务国家的目的。中国传统的史学已经落后于时代，不能适应近代社会发展变革的需求，必须改革。梁启超具体提出三项革新：第一，历史学必须叙述进化之现象；第二，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第三，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研究其“公理公例”。总而言之，梁启超是以进化论为理论指导，试图对传统史学进行彻底改革。
章太炎对“史学革命”的看法几乎和梁启超如出一辙。在《ｑｉú＠①书》所收录的《哀清史》、《哀焚书》、《征七略》、《别录甲》、《别录乙》、《尊史》和《杂志》等论文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史学观点。他认为传统的旧史学，一是缺乏思想性和理论性，一般记事有余，深入分析不足，更缺少对典章制度的理论概括和演绎，至于史学批评，则基本没有涉及；二是内容单一，缺乏对科技、物质生产、文化变迁的叙述和评论，不能够反映人类文化史的演进过程；三是官修史学为主，无端歌颂太过分，浮夸习气盛而不衰，历史的真实性可疑。为此，必须对旧史学进行全方位的改造。章太炎提出的具体办法是：一、加强理性思考和理论抽象，增加史学著作的思想性和理论色彩，“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7]（第35期）二、将历史研究和现实沟通，古为今用，既讲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又“鼓舞民气”，面向未来。[8]（1902年第13号）三、扩大史学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讲清楚人类文明史的全貌，应把科技、风俗、宗教、文字、心理等等都加以叙述和研究。四、要适应史学发展的需要，变革传统的史学体例，增强现实感和方便性，同时吸收西方史学的表现手法，“鉴古知来”。概而观之，章太炎的主观愿望是要扭转旧史学死气沉沉的局面，增加新内容，改革旧写法，使历史和现实结合，让人们在“朝后看”的过程中“朝前看”，察古而知今。
在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批判旧史、呼吁史学革新的潮流。当时的许多杂志，都发表专文，讨论“史学革命”。《新世界学报》发表数篇文章，揭露旧史学的问题，呼吁写人民的历史，讲社会的变化，学西 《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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