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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


,是值得庆祝的一件幸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改良”新潮的冲击下,中国最早的文学史也应运而生了。1904年,20多岁的北大教授林传甲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编写出了《中国文学史》,观点和方法虽然没有太大的突破,但却是中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几乎与此同时,黄人用了7年的时间,在1910年完成了内容新颖的《中国文学史》,被学界视作研究文学史的奠基之作。该书受西方文化和“文学改良”思潮的影响,以进化论为指导,比较系统地评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改变了不少传统的观点,给小说以一定的地位,同时吸收了西方的美学理论,提出文学的真谤就是追求真、善、美,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求真明善”。[12]五四以后的文学史论著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这部文学史的影响。比黄人取得更显著成果的是王国维。他应用西洋哲学重新研究《红楼梦》,于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认为该书的主旨是“写人生男女之欲”,“及如何解脱之道”,“其中人物,多为此欲所困苦,贾宝玉初亦备尝男女之欲的苦痛,其后弃家为僧,否认生活之欲,是为解脱”。[3](P33)在王国维看来,人生即欲望;欲望即生活;人的欢乐痛苦皆由于欲望所致。而一切欲望之中,男女之欲压倒一切。《红楼梦》的高人之处就在于将此高深的哲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此论一出,开辟了研究《红楼梦》的新视角,为许多人所赞许。1910年,王国维又完成了他的不朽名著《人间词话》,以其独特的美学思维,按照“意境”的基本思路,从“自然境”、“心境”、“心物境”等多个侧面轻松自如地评说了中国诗词的演变历程。1913年,王国维写就了《宋元戏曲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在追述了宋以前的戏曲渊源之后,对宋代的滑稽戏、小说杂戏、乐曲以及元杂剧、元剧的结构等作了全方位的阐述,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经典之作。时人评论此书是前无古人,“虽不敢云后无来者”,但想超越极为困难。[13](第1卷第3期)平心而论,王国维这些学术成就,不仅初步奠定了他崇高的学术地位,也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界增加了新的亮点。
    三
  中国近代许多新学科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初步确立的,例如社会学、哲学、教育学、军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即使像自然科学领域的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医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等,虽然出现较早,但比较规范的学术研究,也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才起步的。这些新学科,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起了意想不到的分解作用,也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增加了新内容,推进了中国学术的近代化进程。
  1.社会学。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一些维新志士已经注意到了西方的社会学,并零星地有所介绍。严复1898年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取名《群学肄言》,发表在天津的《国闻报》上,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标志。但此书1903年才由文明编译局出版。而章太炎所译的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则在1902年由广智书局出版,较严复将社会学译为“群学”来讲,章氏的社会学影响面要广得多,并最后被全社会所接受。章太炎对社会学情有独钟,认为找到了一个研究社会的新的途径,他和梁启超讨论编中国通史时,曾主张广泛吸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他在《社会学自序》中称:
  “社会学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借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侯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也”。[5](P138)
  这种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确打开了人们的新思路。所以,社会学在清末民初迅速传播。就在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1903年又出版了市川源三易的《社会学提纲》,1911年还有一本《社会学》问世。与此同时,不少报刊经常出现介绍和研究社会学的论文。1906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学堂要设立社会学的课程,1908年在上海圣约翰大设立了社会课程,聘请一位美国教授讲授。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设社会学课程,1916年章太炎的学生康心孚被聘为北大社会学教授,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学的学术地位。清华学堂在1917年也设立了社会学课程。个别的留学生如朱友渔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于1911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所写的博士论文《中国的慈善事业》,颇有见地。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陶孟和,师从著名社会学家霍布浩斯和韦斯托马克,著有《中国的乡村与城市生活》,归国后任教北京大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领头人。到30年代前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其发源点则是辛亥革命时期。
  2.哲学。传统的中国学术研究虽然早已包含了哲学的内容,但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系统的哲学研究门类。哲学真正作为近代的新型学科,起源于清末民初。这是西方哲学逐步传入的结果。据现在所掌握的较为可靠的资料来看,西方哲学最早传入中国,始于1595年利玛窦在《天学实义》里将欧洲哲学翻译为理学。1623年,艾儒略在《西学凡》一书中,同样将英文的philosophy翻译成理学。此后的三百余年间,虽然也有一些书籍把西方哲学译为“性学”(超性之学)、“爱知学”、“智学”等,但理学最为流行。最早将哲学一词介绍到中国来的是黄遵宪。他在1885年初刻本的《日本国志·学术志》里,讲到日本东京大学的学科分类时,使用了“哲学”一词。[14](第32卷,P10)1898年康有为在上奏光绪皇帝的《请开学校折》中也使用了“哲学”一词。1899年6月出版的《清议报》第23期,报道了梁启超在东京参加日本哲学会的消息,梁还在会上介绍了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泰西哲学”的情况。后来在梁启超的论著中,“哲学”一词的使用就习以为常了。到1905年前后,许多中文报刊都较多地采用“哲学”这一术语了。
  “哲学”一词,本为日本人西周助所创。1870年,他在给学生讲解西方哲学时指出:“哲学是诸学的统辖,诸学皆一致归哲学统辖”,哲学是“诸学之上学”。[15](第4卷,P145)由于这个概括比较合理,迅速为日本学界所采用。赴日的中国外交官、学者和留学生也受到了影响,把“哲学”一词介绍到了中国,很快为社会所接受。清政府甚至把哲学看作传播自由、民权的有害之学,在1903年制订的《学务纲要》中公然删掉了哲学这门课程,禁止在大学堂开设。为此,王国维著文反对,指出哲学的意义和社会价值,宣布“哲学非有害之学”。[16](第3卷,P47)与此同时,王国维、蔡元培等努力钻研哲学,为中国哲学的勃兴奠定了基础。王国维早在1899年就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尤其注意研究德国哲学,深受叔本华的影响。1902年翻译了日本人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同时译有《哲学小辞典》。1903年后,他陆续写出了《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等论著。他深深为哲学的深奥所吸引,称哲学为“伟大之形而上学”,又常常为哲学的艰深所困惑,称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3](P38)1905年后,他虽然将研究的重点转移

《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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