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
上是很典型的。
当现代社会发生转型，传统士大夫的经国济世的抱负无以施展、然而又不仅仅满足于 自己的民间岗位的时候，知识分子必然要在这中间开辟一个渠道，让他们能发挥对社会 对国家的责任与热情。这样一种发挥热情的价值取向，我把它称为“广场”。“广场” 是个空间的象征，传统庙堂的对象是国君或者说统治者，那么，现代“广场”的对象是 什么呢?当然是民众。“广场”里熙熙攘攘的都是老百姓。然后，“广场”需要英雄， 需要能人，需要知识分子来告诉老百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中国的出路。这样一个过 程就是“启蒙”。“广场”与庙堂在价值取向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 有成就的理论家冯雪峰曾有一个说法：知识分子实际上像一个门神。门神是贴在大门上 的，门开了他是站在庙堂的门口；门关了他就面对民众，成了民众的导师。这个比喻非 常有意思。门神是贴在门上的，如果庙堂接纳他，他就在为国家服务的行列里；如果庙 堂不需要他，门关掉了，他在门外面倒变成导师了。这当然是一个自嘲，但用来理解20 世纪初士大夫阶级到知识分子形成的过程很深刻。我觉得中国士大夫阶级在转型为现代 知识分子的初期阶段，通常就扮演了这种双重的角色。
中国20世纪文化跟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大区别，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古代社会 和古代文化是在一个自成一体的封闭体系里运作的，士大夫的道统、学统、政统是完全 融合一体的，是非常和谐的。可是到了现代社会，由于西方的介入，这样一个自成一体 的东方社会运作机制被打破。知识分子从这个打破的裂缝里面走出去了，学到了西方的 一套所谓现代化的东西，就是说，中国要向世界学习，要跟世界同步发展，也就意味着 必须要向西方学习，吸收甚至模仿他们的东西才行。
在这样一个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原来治国平天下的“道”被淘汰了，再去讲什么君君 臣臣，跟这个现代化毫无关系。中国那么大，没有了原来的道统，中国人又没有恒定的 宗教传统，不像西方，社会虽然变来变去，但上帝是不变的。中国原来讲究天不变道也 不变，现在是明明白白地变天了，再去拿什么东西作为民族凝聚力，使这个国家能够重 新凝聚起来?这个问题一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我们变来变去，好多次 了，拿来的都是各种各样西方的学术思想和社会实践，除了新儒家企图重返儒家传统以 外，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没有人谈了，日本的“脱亚入欧”获得成功就是一 个极端的例子。整个现代中国要走向世界，成为一个现代性的中国，必须要从西方引进 一个适合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统来凝聚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尽管20世纪流行的思想学 术内涵不太一样，它们的根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其根源都是跟西方的现代化有关的。 我们总是引进最先进的，过去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现在是美国，它的生产力最先进， 文明程度最高，总是把这样一个标准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而这个标准我们用一个 概念来概括，就是“现代性”，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新道统吧。到现在还是这样。
那么，从追求、学习到整合、探索这样一套来自于西方的新道统，实际上也就是成了 这部分知识分子的专利。其实也不是他们的专利，只是因为在“五四”的时候，他们这 批人最早出国，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他们到国外，首先看到了 西方先进国家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也不见得都学好，就是一知半解，有的学点技术回来 ，有的学点制度回来，有的学点文化风俗回来，实在没有的就学点语言回来，他们觉得 这些东西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用。这就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有资格在“广场”上启蒙民众的 一个资本。这种资本也可以称作是在营造一个新的道统。当然，很难说真的有一个什么 新的道统，但是有关这个新的道统的幻觉强烈地吸引着知识分子。这是启蒙知识分子引 以为骄傲的资本。
知识分子的启蒙自觉是在戊戌变法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19世纪末还是延续着庙堂的 传统，比如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希望通过君权来实现治国平天下。戊戌变法失败以 后，知识界就开始有了从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自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转 向了对民众的思想文化教育。梁启超办了《新小说》，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 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 小说》第1号，1902年。)的口号，呼吁小说界革命，中国的现代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 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梁启超目的非常清楚，他提倡小说界革命就是为了“新民” 。康有为说得更加赤裸裸，他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 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 ；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日本书目志 》，大同译书局，1897年。)康有为说得非常具体，他们要传播新的思想，就要通过小 说来完成。为什么不通过诗歌?因为诗歌比较艰深，小说是讲故事的，比较通俗。这个 思潮以后就慢慢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所以，我们现代文学其实 起点是不高的。它不像什么唯美主义，一开始就把艺术搞得很崇高很神秘，中国的现代 小说一开始就是通俗文学。“通俗文学”是我们今天的理解，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因 为小说和戏剧从来就是通俗的，他们就把它看成是一种向民众传播思想教育的工具。
当时的士大夫开始明显地意识到他们对国家社会所负的责任，今后不能再指望国家了 ，他们要把力量放在对老百姓的教育上面，就是所谓“开民智”。最典型的是严复。严 复原来也是参与维新的，但这时他认为：“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 ，他就说自己以后“惟以译书自课”(注：严复致张元济书，转引自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编印《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页。)。严复后半辈子没有做 过什么官，就是做过几个大学的校长，还有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翻译著作，从靠朝廷 奉禄转换为一个靠版税来生活的职业翻译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从一个士大夫变成 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再有可能通过获得政治权力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与梦想 ，他们只有利用民间岗位来发表自己的言论，表达对治国平天下的热情。这个民间岗位 ，就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的岗位，而是具有两层意义，一层是职业，一层是思想。知识分 子的岗位跟一般的民间岗位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鞋匠，也有一个岗位，这个岗位就 是为人家做好鞋，一个厨师的岗位就是把菜烧好。可是，知识分子的岗位通常既是一个 谋生的手段，同时，他会超越自己的岗位，超越自己的职业，成为一种思想。教师是知 识分子的岗位，一个教师在讲坛上讲课，他讲的东西除了传授知识以外，还有一种超越 知识的能力，鼓励大家从精神上去追求对人生的认识高度。一个报社的记者或者出版社 的编辑，写新闻稿或者编书是他的职业岗位，但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可以创造出一种精 神财富，这种财富为全社会所有。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第一次在“广场”上操练，第一次通过自己 的民间岗位的形式，而不是通过庙堂的形式，来履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你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通过什么渠道的?一个是北大的讲台，另外一个是《新青年》杂 志，第三就是学生社团，如新潮社等，把知识分子的阵地——也就是岗位，把它 《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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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代社会发生转型，传统士大夫的经国济世的抱负无以施展、然而又不仅仅满足于 自己的民间岗位的时候，知识分子必然要在这中间开辟一个渠道，让他们能发挥对社会 对国家的责任与热情。这样一种发挥热情的价值取向，我把它称为“广场”。“广场” 是个空间的象征，传统庙堂的对象是国君或者说统治者，那么，现代“广场”的对象是 什么呢?当然是民众。“广场”里熙熙攘攘的都是老百姓。然后，“广场”需要英雄， 需要能人，需要知识分子来告诉老百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中国的出路。这样一个过 程就是“启蒙”。“广场”与庙堂在价值取向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 有成就的理论家冯雪峰曾有一个说法：知识分子实际上像一个门神。门神是贴在大门上 的，门开了他是站在庙堂的门口；门关了他就面对民众，成了民众的导师。这个比喻非 常有意思。门神是贴在门上的，如果庙堂接纳他，他就在为国家服务的行列里；如果庙 堂不需要他，门关掉了，他在门外面倒变成导师了。这当然是一个自嘲，但用来理解20 世纪初士大夫阶级到知识分子形成的过程很深刻。我觉得中国士大夫阶级在转型为现代 知识分子的初期阶段，通常就扮演了这种双重的角色。
中国20世纪文化跟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大区别，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古代社会 和古代文化是在一个自成一体的封闭体系里运作的，士大夫的道统、学统、政统是完全 融合一体的，是非常和谐的。可是到了现代社会，由于西方的介入，这样一个自成一体 的东方社会运作机制被打破。知识分子从这个打破的裂缝里面走出去了，学到了西方的 一套所谓现代化的东西，就是说，中国要向世界学习，要跟世界同步发展，也就意味着 必须要向西方学习，吸收甚至模仿他们的东西才行。
在这样一个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原来治国平天下的“道”被淘汰了，再去讲什么君君 臣臣，跟这个现代化毫无关系。中国那么大，没有了原来的道统，中国人又没有恒定的 宗教传统，不像西方，社会虽然变来变去，但上帝是不变的。中国原来讲究天不变道也 不变，现在是明明白白地变天了，再去拿什么东西作为民族凝聚力，使这个国家能够重 新凝聚起来?这个问题一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我们变来变去，好多次 了，拿来的都是各种各样西方的学术思想和社会实践，除了新儒家企图重返儒家传统以 外，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没有人谈了，日本的“脱亚入欧”获得成功就是一 个极端的例子。整个现代中国要走向世界，成为一个现代性的中国，必须要从西方引进 一个适合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统来凝聚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尽管20世纪流行的思想学 术内涵不太一样，它们的根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其根源都是跟西方的现代化有关的。 我们总是引进最先进的，过去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现在是美国，它的生产力最先进， 文明程度最高，总是把这样一个标准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而这个标准我们用一个 概念来概括，就是“现代性”，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新道统吧。到现在还是这样。
那么，从追求、学习到整合、探索这样一套来自于西方的新道统，实际上也就是成了 这部分知识分子的专利。其实也不是他们的专利，只是因为在“五四”的时候，他们这 批人最早出国，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他们到国外，首先看到了 西方先进国家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也不见得都学好，就是一知半解，有的学点技术回来 ，有的学点制度回来，有的学点文化风俗回来，实在没有的就学点语言回来，他们觉得 这些东西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用。这就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有资格在“广场”上启蒙民众的 一个资本。这种资本也可以称作是在营造一个新的道统。当然，很难说真的有一个什么 新的道统，但是有关这个新的道统的幻觉强烈地吸引着知识分子。这是启蒙知识分子引 以为骄傲的资本。
知识分子的启蒙自觉是在戊戌变法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19世纪末还是延续着庙堂的 传统，比如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希望通过君权来实现治国平天下。戊戌变法失败以 后，知识界就开始有了从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自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转 向了对民众的思想文化教育。梁启超办了《新小说》，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 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 小说》第1号，1902年。)的口号，呼吁小说界革命，中国的现代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 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梁启超目的非常清楚，他提倡小说界革命就是为了“新民” 。康有为说得更加赤裸裸，他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 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 ；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日本书目志 》，大同译书局，1897年。)康有为说得非常具体，他们要传播新的思想，就要通过小 说来完成。为什么不通过诗歌?因为诗歌比较艰深，小说是讲故事的，比较通俗。这个 思潮以后就慢慢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所以，我们现代文学其实 起点是不高的。它不像什么唯美主义，一开始就把艺术搞得很崇高很神秘，中国的现代 小说一开始就是通俗文学。“通俗文学”是我们今天的理解，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因 为小说和戏剧从来就是通俗的，他们就把它看成是一种向民众传播思想教育的工具。
当时的士大夫开始明显地意识到他们对国家社会所负的责任，今后不能再指望国家了 ，他们要把力量放在对老百姓的教育上面，就是所谓“开民智”。最典型的是严复。严 复原来也是参与维新的，但这时他认为：“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 ，他就说自己以后“惟以译书自课”(注：严复致张元济书，转引自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编印《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页。)。严复后半辈子没有做 过什么官，就是做过几个大学的校长，还有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翻译著作，从靠朝廷 奉禄转换为一个靠版税来生活的职业翻译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从一个士大夫变成 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再有可能通过获得政治权力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与梦想 ，他们只有利用民间岗位来发表自己的言论，表达对治国平天下的热情。这个民间岗位 ，就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的岗位，而是具有两层意义，一层是职业，一层是思想。知识分 子的岗位跟一般的民间岗位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鞋匠，也有一个岗位，这个岗位就 是为人家做好鞋，一个厨师的岗位就是把菜烧好。可是，知识分子的岗位通常既是一个 谋生的手段，同时，他会超越自己的岗位，超越自己的职业，成为一种思想。教师是知 识分子的岗位，一个教师在讲坛上讲课，他讲的东西除了传授知识以外，还有一种超越 知识的能力，鼓励大家从精神上去追求对人生的认识高度。一个报社的记者或者出版社 的编辑，写新闻稿或者编书是他的职业岗位，但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可以创造出一种精 神财富，这种财富为全社会所有。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第一次在“广场”上操练，第一次通过自己 的民间岗位的形式，而不是通过庙堂的形式，来履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你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通过什么渠道的?一个是北大的讲台，另外一个是《新青年》杂 志，第三就是学生社团，如新潮社等，把知识分子的阵地——也就是岗位，把它 《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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