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

们结合　起来。陈独秀原来是一个革命家，他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的秘书长，是　搞政治的，但到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他认识到光靠暴力、靠革命，还不行，他就转向了　思想文化启蒙。当时他在上海办了《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青年思想杂志，里面有很多新的思想，比如反孔反传统。但是在1915　年，他在上海办这个杂志的时候，虽然有影响，但这个影响远远没有后来那么大。上海　是个商业社会，这个杂志在文化市场上与许多杂志放在一起，除了它比较激进外也没有　特殊的地位。可是这个杂志一旦到1917年进入北大以后，其地位和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　完全不一样，它有了高等学府这么一个知识分子岗位，这两个岗位一经结合以后，在全　国的学术界、思想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我们整个民族国家的主流语言、　思维形态和文化心理。所以，这件事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鼓舞，迄今为　止，我们一讲到“五四”还津津乐道，觉得知识分子真的有过光辉的历史。就那么一本　杂志，发表一些文章，居然会闹到那么大的一个局面。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因为那个　时代整个“广场”上一片空白。这个“空白”有两个意思，一是还没有人那么做，第一　个做的总是影响比较大；二是因为还是空白，所以国家统治者也没注意到怎么去控制它　。当时的军阀政府只管自己争权夺利，注意力还没转到这个“广场”上面。新文化运动　开辟了这一“广场”以后，它就直接起到了一个跟民众发生关系的桥梁的作用。这样一　个现代文化运动，实际上包含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全部追求和全部梦想。
　　因此，我们所说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实际上已经不是通常说的学生爱国运动，而　是整个知识分子在转型过程当中，必须要寻找到一个代表他形象、表达他声音的这么一　种方式、一种渠道。这个方式和渠道恰好被陈独秀、胡适之、蔡元培他们找到，他们利　用、创造了一个有学校、有杂志(我们今天说就是媒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他们自身拥　有的来自西方的思想学术，通过这三个东西结合，构成了一个新的现代的知识分子的岗　位。这个岗位里面透彻了职业和精神两个方面。首先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职业，他们写　书要换稿费，教书要拿薪水，杂志要投入市场运作，赚钱赢利。但是，除了职业以外，　它还有高于职业的这么一种精神能量。而这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民间岗　位。
　　　　　　二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新文学思潮。我想以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的作品为代表，来　讨论这个文学思潮的某些特征。为什么我们不讨论像陈独秀、胡适这样一些更有名、更　具有原创动力的知识分子作为了解这个运动思潮的代表?一个原因是我们讲的是新文学　思潮而不是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我们要限制在文学上讨论这个问题。当然陈独秀、胡　适在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上也都有他们的贡献，但从文学创作来说，周氏兄弟更有代表　性。我一向以为，要研究一种创作思潮，不能只看他们的理论宣言，更重要的是读他们　的创作，从这一思潮的最有代表性的审美倾向中来把握思潮的文学意义。周氏兄弟的文　学创作及其审美倾向，反映了“五四”新文学思潮的一个基本倾向和两种发展趋向。
　　周氏兄弟在“五四”前后新文学开创时期的文学活动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他们都是从　章太炎那一路学术转向新文学，对旧的传统文化充满了批判的热情。他们对新文学又都　是后起者，原先也不属于《新青年》文人集团的主角，但是一旦登上了文坛，立刻在创　作上显示出新文学运动的真正实绩。鲁迅的小说和杂感，周作人的散文、新诗和文学理　论，都是胡适、陈独秀所不及的。胡适曾经说他们这一般人在新文学初期“提倡有心，　创作无力”(注：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参见胡适纪念馆编印《胡适讲演集》(　中册)，1978年修订版，第385页。)，但对周氏兄弟的创作成绩却是承认的。但周氏兄　弟的创作成就虽然很大，他们各自所走的道路却很不一样。不仅是创作的艺术风格不一　样，而且在风格背后体现出两种完全不同，但又是同根同源、相辅相成的精神传统。这　两种精神传统与“五四”新文学思潮中知识分子的两种价值取向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所　以，我们通过阅读和研究周氏兄弟的作品可以大致了解新文学思潮的趋向。
　　20世纪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道”并没有真正形成，知识分子都是通过向西方学习　，找来一种哲学、一种思想或者一种学说，作为中国人的一个范本。比如，胡适就是把　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和西方的民主制度都看作是中国人努力的一个范本。其他人也是这　样，他们习惯于把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与西方的某一种学说衔接起来，作为我们今天的　指导方针。这样一来，急功近利的态度是必不可免的。有时为了引进和推广某种学说，　免不了有些“机会主义”的态度。比如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因为祖上的阴功，　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　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注：鲁迅：《拿来主义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这是鲁迅说的。针对“　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和民族自大症，拿来主义是一帖有效的良药，但是从吸收西方文　化营养的本身态度而言，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适合我的就拿来，不适合我的就放弃　，这仍然是一种急功近利。它不是从根本上来了解中西文化传统的特点及其结合的可能　性，当然也就不可能对中西文化作出理性的科学的研究，以及尝试其彼此的融合。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佩服周氏兄弟。当他们在接受西方的时候，都关注了非常深　远的东西。从表面上看，鲁迅与周作人的个人风格完全不一样，这些比较的话很多人都　说过了。鲁迅好像也没有专门谈论过古希腊的传统，但是，在追寻西方文化源头的意向　上，研究者们似乎很少注意到鲁迅最早的一篇小说作品，在1903年的时候，鲁迅发表了　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这篇作品有点像编译的，过去一般学者把它当作翻译作品，　很少当作鲁迅的创作来研究。但是，至今为止，好像也没有人指出这部翻译作品所依据　的原本(注：《鲁迅全集》第7卷收入了《斯巴达之魂》，但没有注明本文是根据何种原　本翻译的。日本学者山田敬三的《鲁迅世界》一书中讲到《斯巴达之魂》，指出该书“　出典不明，但文中的‘愿汝持盾而归来，不然则乘盾而归来’的句子，与《新民丛报》　第13号第5页的‘愿汝携ｄùｎ@①而归来不然则乘ｄùｎ@①而归来’(斯巴达小志)极　其酷似，照例应出一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但真正的出处仍然没有揭　示。而这文中所引的这句话，出自普鲁塔克《斯巴达妇女的言论》，收其《道德论集》　)。见裔昭印《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转注。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　79页。)。鲁迅后来对自己的这部早期作品也抱以少见的羞涩态度(注：鲁迅在《集外集　·序言》里承认这篇小说是他在编杂文集《坟》时自己故意删除的。因为：“我记得自　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　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欲　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　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

《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