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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


己也不免耳朵发热。”(《鲁迅全集》 第7卷,第4页。))。在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把翻译也当自己创作,那个时候是 不算剽窃的,因为它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一种选择和一种提倡。当鲁迅在日本的时候,很 多文章都是把人家东西编译过来的,如《摩罗诗力说》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可是为什 么对这篇小说却一定要强调它是翻译作品呢?至少,小说中所出现的神采飞扬、慷慨激 昂的文言语言和民族主义的煽情,应该是鲁迅创作中非常独特的一种现象。
  那么,鲁迅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斯巴达之魂》来表达他的愿望?这也是鲁迅的第一 部小说,他是用文言文写的,写得是激情昂扬,完全不像后来冷峻的鲁迅。斯巴达是古 希腊一个城邦,这个城邦的公民讲究尚武精神,非常狂热,他们为了一个信念,一种国 家主义的道德观,常常表现出热血沸腾、甘愿牺牲。当时强大的波斯国来侵犯,斯巴达 300壮士随国王出去打仗,结果都战死了。其中有2个人,因为患眼病去治疗,得以免死 。他们两人意见分歧,一个带着奴隶重返战场,结果也战死了。另一个不愿意去死,就 回到家里,可是自己的妻子正在与情人约会,——据说斯巴达城邦法律规定女性可以自 己找情人,也可以与情人生孩子,都是允许的。这大约是斯巴达的男人比较容易牺牲的 缘故,但后来欧洲的女权主义者把斯巴达的女性理想化了——这时,那位女权主义先驱 者堵在家门口,不让丈夫进去,她说:人家都死了,你回家来干嘛?这个人嗫嚅地回答 :我爱你呀。妻子听了就更加生气了,说:你如果真的爱我,就赶快去死吧,否则我去 死。于是那女人就用刀自己抹脖子自杀了。这个逃回来的丈夫羞愧之下又重返希腊军队 ,终于在一场击退波斯国的大战役中也牺牲了。但是,当希腊人正议论要给他立烈士碑 的时候,他妻子原先的那个情人出现了,说出了自己的情人以死激励丈夫的情景,于是 希腊人为那位逃兵的妻子立了碑,这个叫作阿里司托戴莫斯(Aristotle,鲁迅译作阿里 士多德摩)的人还是白死了。不过他也没有白死,许多历史著作都记载了这件事,他仍 然名垂不朽。后来有个电影《斯巴达三百壮士》,内容有点不一样。但斯巴达精神一直 流传,形成西方古希腊的一个传统。虽然斯巴达是个小国,但斯巴达精神到今天为止还 在被人传说,被人们记着。这种精神就是一种狂热的、偏执的、爱国的、自我牺牲的精 神。
  从资料中发现,关于斯巴达城邦及其精神的主要依据都来自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 传》里的《吕库古传》,吕库古是斯巴达律法的制定者,普鲁塔克很欣赏他,此人是个 铁腕人物,他在斯巴达取消货币、取消对外贸易、提倡朴素的生活,将男女分住,还办 集体食堂等等,推广原始的军事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使城邦一度变得很强大。后来的 学者公认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受了斯巴达的影响。柏拉图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都是反 对雅典城邦的民主体制,有贵族政治倾向,而通常贵族政治与专制制度有相通的地方。 至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故事,主要依据的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关于这个阿里司 托戴莫斯有这么两段记载:一段是说阿里司托戴莫斯回到家乡后受到非议和蔑视,以致 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愿意把火给他,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说话,大家称他为“懦夫”,结 果他在普拉塔伊阿的战斗中洗清了所蒙受的一切污名;另一段记载是说:战后希腊人评 功的时候,有人提出阿里司托戴莫斯虽然最勇敢,但他是因为受到责备后抱着一死的愿 望去杀敌的,这不算真正的英雄,于是没有得到光荣的表彰,但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 那是别人嫉妒他才这么说的(注: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 1年版,第557、654页。)。但是很奇怪,所有的蓝本里都没有那个阿里司托戴莫斯的妻 子,也没有那个在旁边目睹现场的情人,不知是鲁迅编出来的,还是当时在日本为其他 通俗小说作者所编。其实这个烈女并不可爱,那情人更加可鄙,为这样的男女树碑立传 不像鲁迅一贯的风格。所以鲁迅后来读了感到脸红。
  不过可以肯定,鲁迅对斯巴达精神是倾心喜欢的。鲁迅后来写的小说里一直有这种斯 巴达精神的成分,比如《铸剑》,就是强调了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样一种精神。这种 精神,我觉得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子里是有的。中国过去有武侠传统,有墨家传统,而 且往往是知识分子继承的这些东西,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为了对朋友的承诺,宁愿 牺牲自己,毫无眷恋。有人称为“儒侠”,既是儒,又是侠,平时饱读史书,一旦国家 有难,也能挺身而出,从汉代的张良到清代的曾国藩,都有这种记载。中国知识分子当 时学习西方成为思潮,在中西大交融的过程中,很多知识分子都感到眼花缭乱,一到西 方觉得那么多好东西,喜欢什么就拿什么。而鲁迅恰恰相反,在他的最初的拿来主义里 面,找到了古希腊的源头,他从这样一种欧洲最古老的狂热的精神传统中,寻找到了一 种与中国传统相契合的东西。这也可以说是无意的,因为后来连鲁迅自己也把它掩盖起 来;但又仿佛是有意为之的,是一个潜在的、必然的、不能小觊的思潮,这个思潮包括 后来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左翼思潮,一路发展下来。这种精神其实也贯穿在新文化运 动中的知识分子的追求、奋斗和可歌可泣的牺牲中,那是一种为了一个信念可以自我牺 牲的,带有狂热的、偏执的东西。
      三
  相比之下,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感情要比鲁迅更加深沉且持久。
  周作人对于狂热吸收西方文化营养的思潮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写过一篇文章叫 《北大的支路》,他赞扬北大敢于做人家不做的事情,譬如开多种外语课程等,接下来 他就说:“近年来大家喜欢谈什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我不知两者是不是根本上有什 么差异,也不知道西方文化是不是用简单的三两句话就包括得下的,但我总以为只根据 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希腊我想似乎不能不予以 一瞥,况且他的文学哲学自有独特的价值,据臆见说来他的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 地方,总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他的,我可以担保。”(注:周作人:《北大的支路》, 《苦竹杂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12页。)这段话我觉得他讲得非常之好,他后面 还讲到了中国人应该注意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对英美文化霸 权的抵抗(注:王友贵:《翻译家周作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不过那个时候要说英美文化霸权还嫌早了一些,当时别说法国德国,就连日本文化对我 们来说大约也算得上是一霸。当时霸权也有多元性,不像近几年的中国学术界,一些名 流学者只会跟着几个美国教授的观点走。但周作人对古希腊的文化的研究是贯穿其一生 的,因为他真切地认为,欧洲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要吸取西方文化营养首先就应该从 根子上来研究和学习。有的研究者指出,周作人对中国文化深层的东西失望太多,于是 希望从域外文明中多引进未有的东西,并导之以人道的精神(注:参见孙郁《鲁迅与周 作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页。)。这种从根本上了解西方文化的态度, 是当时一些严肃的知识分子都意识到的,茅盾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茅盾没有读过大学 ,也没有出过国,但他是懂一点英语的,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就觉得自己的知识不 够。当时他就决心要学西方文化,要从源头学起,从古希腊学起,茅盾早期还编写过古 希腊神话的著

《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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