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

作(注：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有这样记载：“　在当时，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既要借鉴于西洋，就必须穷本溯源，不能尝一脔而辄止。　我从前治中国文学，就曾穷本溯源一番过来，现在既把线装书束之高阁了，转而借鉴于　欧洲，自当从希腊、罗马文学开始，横贯十九世纪，指导世纪末。……这就是我从事于　希腊神话、北欧神话之研究的原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周作　人一生都研究古希腊文化，到晚年80多岁了，还完成一部文学巨著《卢奇安对话集》的　翻译，说这是他最愉快的工作。其实卢奇安不是古希腊时代人，他是公元2世纪古罗马　时期的叙利亚人，但他用希腊文写作，以讽刺的喜剧笔法改写希腊神话故事，对神明多　有挖苦讽刺，比如其中有一篇是描写希腊爱神与希腊战神私通，一个美丽一个勇猛，结　果却在床上被人活捉，变得很可笑(注：周作人译：《卢奇安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　社1991年版，第63-64页。)。我想周作人翻译这部他向往已久的著作，肯定苦涩的脸上　会时时露出微笑。周作人说这部对话集主要是“阐发神道命运之不足信，富贵权势之不　足恃，而归结于平凡生活最适宜”(注：周作人：《愉快的工作》，收陈子善编《知堂　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597页)。这其实也是周作人所坚持的最　本色的特点。
　　周作人多次翻译过希腊神话，他不喜欢基督教神话，不喜欢古罗马神话，惟独对希腊　神话情有独钟，但他又以同样的喜欢来翻译那部颠覆希腊神话的《对话集》，这也是一　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说明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充满了求知的兴趣和研究的态度，而不是　狂热盲目的古典主义者。他对希腊文化的兴趣也是有选择的，比较偏重于理性的民主的　求知的传统，我们也可以称其为雅典精神。雅典精神是古希腊的主流，很早就开始研究　科学、民主、理性，进行学理的讨论。古希腊的哲学家都叫智者。他们往往关心的是比　较抽象的形而上的问题，探讨宇宙的起源奥秘问题。这样一种绝对的求知精神，直接推　动了科学的发展。周作人关于希腊精神写过许多文章，有的是翻译，有的是介绍，在一　篇叫《希腊人的好学》的文章里，他特别讲了伟大的力学家阿基米德的故事。阿基米德　发明许多力学原理，帮助了自己的城邦击退了敌人强兵的进攻，3年后，城被敌人攻破　，他正在地上画几何图形，敌兵来了，他急忙阻止敌人，不让他们破坏他画的图形，结　果被敌人杀了。这个故事其实大家早已经知道了，科学家对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的热爱　，超越了任何现实的利害，甚至生命，这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岗位至上的精神。周作人　在文章里也特别地说：“好学亦不甚难，难在那样的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非为实用。　——其实，实用也何尝不是即在其中。”其实阿基米德发明的力学原理虽然被用在防守　城池的战争中，但对科学家本人来说，他的兴趣似乎更在求知本身。所以，周作人最后　说，这样的好学求知，不计其功，对于国家教育大政方针未必能有作用，但在个人，则　不妨当作寂寞的路试着去走走(注：周作人：《希腊人的好学》，收《瓜豆集》，岳麓　书社1989年版，第88、89页。)。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话。在另一篇文章里，周作　人把希腊精神归结为求知求真求美三条，这三条加上《卢奇安对话集》里所表现的过平　凡人生活的思想，可以说，对周作人一生的学术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周作人终其一生在寻找一个人类文化，或者说西方文化的源头。我们看到，周作人的　小品文始终是非常平和、淡泊、学理化的，思想里有一种非常透彻、非常澄明的智慧，　而且他从来没有什么长篇大论，都是对话或者小品，三言两语，表达智者的一种启示。　这样一种雅典式的理性精神后来也就变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种制约知识分子的倾向　：坚守自己的民间岗位，探讨知识与学理，不迷信任何权威，尊重普通人的平凡欲望和　世俗尊严，等等。我读过一本研究周作人翻译希腊文学的书，作者把周作人与这种希腊　精神的关系分析得很贴切，他是这么说的：“《卢奇安对话集》写于早期基督教时期，　跟文艺复兴以及之后的知识分子的对神的批判有所不同。卢奇安止于对神的质疑和后人　对荷马史诗的在宗教意义上的迷信态度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有着将神话还原为艺术作　品的作用。他并不像一些启蒙主义者那样暗中期望作神的取代者，作人类的精神导师。　因而也没有试图在推倒神坛之后建立新的神坛。卢梭就是这一类启蒙主义者的代表。然　而在批判精神和叛逆精神一面，卢奇安跟后者是相通的。在一点上，翻译家周作人亦是　跟西方古代和现代知识分子神气相通。周作人自己一定没有意识到，启蒙主义已经浸透　到他的每一条血管里，包括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难以更换的人类精神导师的道袍。周作人　与卢梭们的不同，或许在于他慢慢地不想做那一呼百应的神，只想做一个人。这恐怕主　要得益于古希腊文学和古代日本文学。”(注：王友贵：《翻译家周作人》，四川人民　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页。)这位研究者用了一个词：慢慢地，来说明周作人从“五四　”初期的启蒙主义者到后来的变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使他“慢慢地”与卢梭式的启蒙　主义知识分子——也就是我说的“广场”的价值取向划分了界限，这个变化，也可以看　作是古希腊的雅典精神和古代日本文学对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西方的哲学、历史和政治史的研究者早已经把古希腊的雅典精神与斯巴达精神视为欧　洲文化的两种源头。但在中国，似乎很少有人这么来理解西方文化的渊源。公开揭示出　这一现象并引起广泛注意的是顾准的遗著。顾准在研究古希腊政治制度的《僭主政治与　民主》一文里专门指出：“我们说西欧民主渊源于希腊民主是对的，但是说希腊政治除　了民主潮流而外没有别的潮流就不对了。希腊政治史和希腊政治思想史一样有两大潮流　汹涌其间，雅典民主的传统，和斯巴达民主集体主义、集体英雄主义……的传统，雅典　民主是从原始王政经过寡头政体、僭主政体而发展起来的，斯巴达传统则始终停留在寡　头政体的水平上。如果说雅典民主引起了世世代代民主主义者的仰慕，那么，必须承认　，斯巴达精神也是后代人仰慕的对象。”(注：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　994年版，第256页。)如果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知识分子充满着追求现　代性的意义的向西方攫取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同样会遭遇到两种传统的资源。在古希腊　的源头，所谓的雅典精神和斯巴达传统，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对应性，某种意义上又　可以看作是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与民间岗位意识的区分标志，也可以看作是保　守主义思潮与激进主义思潮的区分标志。我想顾准在困厄中潜心研究这两种精神传统，　也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的。它们虽然来自于西方，但是都跟当时处于时代主流的新文学　思潮中的知识分子处境、追求倾向密切相关，跟他们自身的文化素养与教育传统也是密　切相关，所以它们就很容易也很快地传播到中国来，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践结合成如此　密不可分的关系。
　　虽然周氏兄弟都是从中国文化传统熏陶中走出来的，可他们思想的出发点，他们所接　受的西方文化，都与西方文化中最古老的精神渊源相关。所以在这两位作

《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