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选择出来的文本或文化现象要抱一种慎重的态 度，不要陷入另外一种极端化的偏向。
我们须得防止的另一种倾向是“混合主义”治史态度。把历史的链条切断，把历史进 程的前后次序打乱，抽象出一个个具体现象和文本来进行解读，这显然只是抓到了事物 的表面现象，而从根本上混淆了事物的新与旧、先进与落后、新生与没落的价值界限。 当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历史混合主义。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是针对现 代性的弊病而发展的一种思想文化观，它注重反思工业文明时期现代性的一些偏执和极 端，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其合理性，但有时却是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即使 如此，西方学者也普遍认为现代性在西方社会文化进程中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而中国 的“后学”者们却忽略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还是一个远远没有完成的仪式这一历史事实 !中国尚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方那样的十分典型的工业文明历史阶段，它目前正处于一个 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混合交杂在同一时间与空间维度平面上的历史时期，而把西方后 现代主义的理论硬性地移植和运用到中国来，就形成了严重的理论与实践的错位，成为 阻碍社会进步和文化进步的一种反动力。把一些反现代的东西，如带有封建专制主义性 质的某些极左的思想都当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精华，这无疑是对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嘲 讽与亵渎。西方的后现代在批判现代性的时候，试图更符合西方当代社会文化的人性发 展的要求，是他们的文化发展到一个更高历史阶段的精神文化诉求。而中国的后现代主 义者们在批判现代性的时候却是一古脑儿地盲目反现代性的，这恰恰是离开了中国的文 化语境，许多理论根本不符合当代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实际，所以，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 论拙劣的效颦只能给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带来更多的负面效应。
针对重新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肯定“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学术背景，我们要 持有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基本文化批判立场。所谓“没有‘十七年文学’，没有‘文革 文学’，哪里来的‘新时期文学’”的观点，貌似历史的公允，将历史的环链紧紧相扣 ，其实是完全否定了具体历史文化内涵的巨大差异性，取消了“十七年文学”、“文革 文学”、“新时期文学”三者在文化观念、艺术价值取向、人的精神状态等各个方面本 质上的区别。通常说“新时期文学”还有一些旧的因素在延续，如一些“左”的倾向没 有肃清，作家头脑中的种种旧观念在创作中还时有表现，等等。但有些人却运用一种高 度抽象化的手法，来论证“十七年文学”中某些主流的东西与“新时期文学”是一致的 ，从“五四”到“十七年”到“新时期”是无差别的历史时段。在他们看来，批判“文 革”的文学叙事策略和修辞方法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一脉相承，歌颂“文 革”的文学与反对“文革”的文学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历史叙写，并由此抽象出一个虚空 的政治道德化的叙事策略。如果把文学分析抽象到这种程度，那么从古到今的文学都是 没有差异性的，任何作品都是由文字和语言所构成的，也就没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了，这 显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诡辩术。
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庸俗的技术主义。我们的文学过去有长期的严重的政治化现象，被 政治意识形态统治的历史创痛过于深切，于是，颠覆宏大的历史叙事，成为一种时尚， 技术主义思潮的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近几年来思想文化的多元趋向，远离政治中 心的呼声日益增强，许多人试图完全回到文学本身，建立一种新的文学话语体系。但是 这又往往走进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在文学审美的旗号之下，舍弃社会历史文化的具体内 涵，陷入纯粹技术主义的迷宫，甚至要在文学史的叙写中消解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完成的 五四启蒙话语。过去有人讽刺俄国形式主义只注重分析各种叙事技巧的搭配，近年来这 种文学上的形式主义倾向在中国的创作界与学界愈演愈烈。同样，在所谓文学史“民间 话语”的发掘中，也潜藏着这种倾向，它无形消解了许多文本的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政治 文化内涵，这种“民间”文化立场显然是从巴赫金对拉伯雷的分析中得到启迪，但这些 文学史论者却舍弃了巴氏话语中的哲学文化批判的历史内容。巴氏认为拉伯雷是利用“ 民间”观点批判当时那个夸夸其谈、自命不凡的官方的“美好的图景”，而到了我们的 “民间话语”的发掘者手上，“民间”却成了纯技术性的形式主义工具。又如，有人在 所谓“审美历史语境”中发现和获得了浩然的《艳阳天》这样的伪现实主义小说的“艺 术成就(审美价值)”比《创业史》、《三里湾》、《白鹿原》等高得多的结论。如果真 有脱离历史政治文化内涵的“审美”，那么毒瘤上的红色也同样是鲜艳灿烂的。离开社 会背景、离开文化内涵、离开政治文化背景，离开发展的人性内容，而单纯注重叙事技 术等形式因素，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学术氛围下，可能是一部分学者的有意选择 ，我们是不能避开这个话题的。把叙事技术与巨大丰富的历史思想内容分割开来的方法 ，应该说是文学史叙写的一种隐形的倒退。“去政治化”、“去社会化”、“去人性化 ”的极端就是把文学与社会文化思想进行有意识的割裂，使之成为一个僵死的、机械的 物质现象，此种文学的技术主义至上思想已经成了一个具有较大普遍性的学术倾向。所 以，我们一方面要反对用单一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一切作品的陈旧的极左观念，同时，也 要反对文学史的叙写走向纯技术的形式主义的陷阱。其实，过去的文学史叙写已经证明 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以往文学史的撰写往往忽略了对世界文化与文学背景的描述，因而缺乏一个先进文化 与文学的参照系，这样我们就很难在文学史的平面化的叙写中看清楚我们文学史所处的 真实位置。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在历史的叙述中穿插对同时期世界先进文学的概括性叙 写，在宏阔的视野中获得对文学史对象的背景清晰和清醒的把握。
在1949年以来大陆的文学研究中(当然也包括起始时对文学的即时性评价)，我们所犯 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致命错误就是采取了封闭的研究方式：完全删除了这段文学史与当 时整个世界文化格局的关联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序格局，只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文学”当作先进的榜样，而将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强势的反差和落差遮蔽起来， 这样就很难从一个更新更历史客观的高度来看清楚这段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和本质特征。 其实，从文化特征来看，整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文化背景就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东西方冷 战对峙的格局，就是一个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争斗过程。而这在当时是无法鉴别其优劣 的，只有在与这段历史拉开了时空距离以后的今天，我们才能获得更广阔的视阈和更有 效的发言权。
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现代性把握的关键，不仅在于作家作品的文本选择，而且 在于方法的选择。“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乃至“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 文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当代文学史讨论翻来覆去乏善可陈，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我们 在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始终只限定在一种视角框架之中而不能自拔的结果。如果我们把 视阈稍稍放宽一点、远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完全改变对当代文学史的认知方式：比如 观照40年代末“二战”以后欧洲的文化和文学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思考它对以后的世界 文化与文学格局有着什么样的深远影响等重大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 认清中国文化与文学在关闭了与西方文化和文学交流和沟通的大门后，给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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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须得防止的另一种倾向是“混合主义”治史态度。把历史的链条切断，把历史进 程的前后次序打乱，抽象出一个个具体现象和文本来进行解读，这显然只是抓到了事物 的表面现象，而从根本上混淆了事物的新与旧、先进与落后、新生与没落的价值界限。 当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历史混合主义。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是针对现 代性的弊病而发展的一种思想文化观，它注重反思工业文明时期现代性的一些偏执和极 端，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其合理性，但有时却是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即使 如此，西方学者也普遍认为现代性在西方社会文化进程中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而中国 的“后学”者们却忽略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还是一个远远没有完成的仪式这一历史事实 !中国尚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方那样的十分典型的工业文明历史阶段，它目前正处于一个 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混合交杂在同一时间与空间维度平面上的历史时期，而把西方后 现代主义的理论硬性地移植和运用到中国来，就形成了严重的理论与实践的错位，成为 阻碍社会进步和文化进步的一种反动力。把一些反现代的东西，如带有封建专制主义性 质的某些极左的思想都当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精华，这无疑是对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嘲 讽与亵渎。西方的后现代在批判现代性的时候，试图更符合西方当代社会文化的人性发 展的要求，是他们的文化发展到一个更高历史阶段的精神文化诉求。而中国的后现代主 义者们在批判现代性的时候却是一古脑儿地盲目反现代性的，这恰恰是离开了中国的文 化语境，许多理论根本不符合当代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实际，所以，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 论拙劣的效颦只能给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带来更多的负面效应。
针对重新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肯定“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学术背景，我们要 持有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基本文化批判立场。所谓“没有‘十七年文学’，没有‘文革 文学’，哪里来的‘新时期文学’”的观点，貌似历史的公允，将历史的环链紧紧相扣 ，其实是完全否定了具体历史文化内涵的巨大差异性，取消了“十七年文学”、“文革 文学”、“新时期文学”三者在文化观念、艺术价值取向、人的精神状态等各个方面本 质上的区别。通常说“新时期文学”还有一些旧的因素在延续，如一些“左”的倾向没 有肃清，作家头脑中的种种旧观念在创作中还时有表现，等等。但有些人却运用一种高 度抽象化的手法，来论证“十七年文学”中某些主流的东西与“新时期文学”是一致的 ，从“五四”到“十七年”到“新时期”是无差别的历史时段。在他们看来，批判“文 革”的文学叙事策略和修辞方法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一脉相承，歌颂“文 革”的文学与反对“文革”的文学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历史叙写，并由此抽象出一个虚空 的政治道德化的叙事策略。如果把文学分析抽象到这种程度，那么从古到今的文学都是 没有差异性的，任何作品都是由文字和语言所构成的，也就没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了，这 显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诡辩术。
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庸俗的技术主义。我们的文学过去有长期的严重的政治化现象，被 政治意识形态统治的历史创痛过于深切，于是，颠覆宏大的历史叙事，成为一种时尚， 技术主义思潮的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近几年来思想文化的多元趋向，远离政治中 心的呼声日益增强，许多人试图完全回到文学本身，建立一种新的文学话语体系。但是 这又往往走进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在文学审美的旗号之下，舍弃社会历史文化的具体内 涵，陷入纯粹技术主义的迷宫，甚至要在文学史的叙写中消解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完成的 五四启蒙话语。过去有人讽刺俄国形式主义只注重分析各种叙事技巧的搭配，近年来这 种文学上的形式主义倾向在中国的创作界与学界愈演愈烈。同样，在所谓文学史“民间 话语”的发掘中，也潜藏着这种倾向，它无形消解了许多文本的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政治 文化内涵，这种“民间”文化立场显然是从巴赫金对拉伯雷的分析中得到启迪，但这些 文学史论者却舍弃了巴氏话语中的哲学文化批判的历史内容。巴氏认为拉伯雷是利用“ 民间”观点批判当时那个夸夸其谈、自命不凡的官方的“美好的图景”，而到了我们的 “民间话语”的发掘者手上，“民间”却成了纯技术性的形式主义工具。又如，有人在 所谓“审美历史语境”中发现和获得了浩然的《艳阳天》这样的伪现实主义小说的“艺 术成就(审美价值)”比《创业史》、《三里湾》、《白鹿原》等高得多的结论。如果真 有脱离历史政治文化内涵的“审美”，那么毒瘤上的红色也同样是鲜艳灿烂的。离开社 会背景、离开文化内涵、离开政治文化背景，离开发展的人性内容，而单纯注重叙事技 术等形式因素，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学术氛围下，可能是一部分学者的有意选择 ，我们是不能避开这个话题的。把叙事技术与巨大丰富的历史思想内容分割开来的方法 ，应该说是文学史叙写的一种隐形的倒退。“去政治化”、“去社会化”、“去人性化 ”的极端就是把文学与社会文化思想进行有意识的割裂，使之成为一个僵死的、机械的 物质现象，此种文学的技术主义至上思想已经成了一个具有较大普遍性的学术倾向。所 以，我们一方面要反对用单一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一切作品的陈旧的极左观念，同时，也 要反对文学史的叙写走向纯技术的形式主义的陷阱。其实，过去的文学史叙写已经证明 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以往文学史的撰写往往忽略了对世界文化与文学背景的描述，因而缺乏一个先进文化 与文学的参照系，这样我们就很难在文学史的平面化的叙写中看清楚我们文学史所处的 真实位置。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在历史的叙述中穿插对同时期世界先进文学的概括性叙 写，在宏阔的视野中获得对文学史对象的背景清晰和清醒的把握。
在1949年以来大陆的文学研究中(当然也包括起始时对文学的即时性评价)，我们所犯 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致命错误就是采取了封闭的研究方式：完全删除了这段文学史与当 时整个世界文化格局的关联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序格局，只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文学”当作先进的榜样，而将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强势的反差和落差遮蔽起来， 这样就很难从一个更新更历史客观的高度来看清楚这段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和本质特征。 其实，从文化特征来看，整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文化背景就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东西方冷 战对峙的格局，就是一个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争斗过程。而这在当时是无法鉴别其优劣 的，只有在与这段历史拉开了时空距离以后的今天，我们才能获得更广阔的视阈和更有 效的发言权。
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现代性把握的关键，不仅在于作家作品的文本选择，而且 在于方法的选择。“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乃至“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 文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当代文学史讨论翻来覆去乏善可陈，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我们 在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始终只限定在一种视角框架之中而不能自拔的结果。如果我们把 视阈稍稍放宽一点、远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完全改变对当代文学史的认知方式：比如 观照40年代末“二战”以后欧洲的文化和文学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思考它对以后的世界 文化与文学格局有着什么样的深远影响等重大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 认清中国文化与文学在关闭了与西方文化和文学交流和沟通的大门后，给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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