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当代文学史带 来的是一个怎样的严重后果。又比如，50年代的美国文学中出现了成熟的先锋主义文学 及理论，现代派文学继20世纪初蓬勃发展之后又在整个西方世界出现了包括后现代主义 艺术的种种新的变化，而我们的文学却在实际中回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之下， 文学只是成为政治的“简单的传声筒”和驯服工具而已。落差和反差凸显出来以后，我 们再重新审视作家作品，可能会看出很多隐藏着的常识性问题。因此，回到常识的最根 本的问题还是首先寻找文化和文学的参照系，在反差的比照当中，把文本和文学现象放 在世界性的文化格局中去探讨，才有可能使文本和文学研究更加出新，更加合乎历史的 真实。沿着这条视线延伸下去，我们觉得会实现对过去治史方法的较大更新。淡化当时 过分情绪化的政治背景因素的干扰，冷峻地从文化与文学结构层面入手，细心地把各种 文本与文学现象乃至文学思潮放到世界文化进步趋向的进程格局当中去进行考察和检验 ，在这种比照里，看出它们之间的优劣，是文学史叙写的重要内在构成因素。事实证明 ，在封闭的文化观念下大谈“民族化”，只能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越说越与先进文 化拉开距离。
五四新文学始于向西方政治文明与文学艺术的学习、借鉴。中国文学艺术现代化的进 程始终与它的开放姿态密切相关。但是，40年代以后，五四精神一步步被“革命”所消 解。文学重新回到了封闭的老路上。大陆的“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时段，恰恰是五四启 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史的 时段，文学在这里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这个“复归”是有个过程的。从80年代开 始，我们可以从“文革文学”的阴影中走出来，但是，我们却似乎很难从“十七年文学 ”的阴影中走出来。这种从弱势走向强势的过程，是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1979年以后 ，文学被重新导入上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层面，产生了所谓的“伤痕文学”， 然后又从批判现实主义迅速蜕变，重蹈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覆辙。这20年的中国文学 发展与五四一样，同样几乎是在浓缩了的西方一百多年的文学史进程中行进。历史告诉 我们，中国大陆50年来的文学史的基本状况是：文学从1949年以后开始衰落；到1979年 以后才开始反弹；经过80年代的飙升，到了90年代以后尽管复旧之风不绝如缕，但终究 是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文化语境。现在，在文化层面和文学层面，我们将开始进入与世 界文化和文学真正对话的格局，中国文学可以说基本上融入了世界文学发展历史进程的 长河之中，初步构成与世界文化和文学“对等”的对话的关系。而我们的文化和文学反 弹到这样一个地步，恰恰是由于经济上首先与世界接轨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国在进入 WTO以后，肯定不会只停滞在经济层面的互动上，肯定要进入相应的文化与文学层面。 在这种文学发展图表的提示下，从选择方法的角度上来说，没有世界文化的参照系是更 不可行的。如果要以世界文化和文学进程一直向上的坐标为参照，那就是要以欧洲文化 与文学，更进一步说，是欧美文化与文学为比照内容。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以往文 学史的研究中恰恰很少顾及这一参照系。当然，梳理文学史并不是简单地作平行的比较 文学的研究，而是要获得一种开阔的世界文化与文学背景作为自身的参照视阈，惟有此 ，我们才能从中发现和认知很多文学史上有价值的具体文学现象和文学的细节问题。
也只有在这样的比照下，才可能清晰地理解“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的一批 批作家为什么会改变自己的人文价值立场，成为只会写颂歌和战歌的被动写作者而进入 “共和国文学史”的事实。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中，我们的诗歌只发出了两种声音： 一种是“颂歌”，一种是“战歌”，它符合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就此而言，它完全 是旧体制文化与文学封闭的结果，是值得深刻反思的文学与文本现象。只有将它们放在 世界文学的大文化语境当中，我们才能从时空的距离中获得真谛，研究格局与思维一旦 突破了陈旧方法的藩篱，我们就可以对文学史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无论是文学事件、文 学思潮、文学观念，都可以寻求另一种更深意义上的解读与界说。
同样，我们对“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的历史评判更应该保持一种严谨 的治史态度，因为它所面临的是历史的首次筛选，是考验我们历史眼光与审美眼光的重 要环节。当80年代中国大陆逐渐进入现代性文化语境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体味到西方文 学的“恶之花”的后果，就进入了对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狂欢之中了。“无 论在哪个时代，现代和现代主义的时代感总是处于形成过程中。它也许变成新的，不同 于以往的；也许破坏旧的，成为混乱甚至破坏的执行者。”“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席 卷一切的一种现象势必波及我们的时代。该词或其意义实际上在前此的用法中充满了重 重矛盾。比方说，我们通常誉为现代主义运动开山祖的波德莱尔把现代性说成是昙花一 现的，不稳定的，仅止半个艺术，而另一半才是永恒的。”[4]所以，当我们重新回眸 这20多年文学进程的时候，就会有那种与身在其中时的迥然不同的感受。从“朦胧诗” 到“现代派”；从“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从“新写实”到“新生代”……在眼 花缭乱的创作思潮当中，我们真切地看到了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一幕幕上演。对于这 些站在潮头上的文学创作，我们应该持有一个充分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将它们 从纷繁的理论烟雾中解放出来，还其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因此，更准确地梳理近20 年来的文学进程，让它在首次进入文学史时少留下一些遗憾，则是我们的历史叙写追求 。
总之，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的指导思想是：要具有自觉的历史感，但不为客 观历史所束缚。既然是文学的历史，就要体现出历史感，现在有很多书缺乏这方面的自 觉。前面提到的“混合主义”以及“新左派”、“后现代”的种种观念就是舍弃了历史 感。马克思、恩格斯都很强调历史感，一是要承认历史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二是要承认 这个发展过程内部前后有密切的联系。中国文学史，从文学史的“长时段”来说，它只 是19世纪末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漫长而又曲折历程中一个短暂而特 殊的阶段。我们站在“现在时”的立足点上可以叫1949年以来这一时段的文学为“中国 当代文学”，然而在未来(比如设想在半个世纪以后)的文学史著作中，它将不可能再这 样被命名。但这样的“史段命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不失历史感，准确地把握 这一史段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这一史段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不能离开特定历 史时期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同时，我们在拥有充分的历史感的同时，还要拥有再创造 历史的清晰的文化批判意识。
因此，在面对许多具体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分析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对历史进行“思 想的考古”。比如，针对文学史叙写中肯定“样板戏”和为政治服务文本的文学史叙写 思潮所造成的历史迷雾，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从“文革”前期到“文革”期间“样板戏 ”普及的历史过程写得更详细充分一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历史的叙写中获得价值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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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学始于向西方政治文明与文学艺术的学习、借鉴。中国文学艺术现代化的进 程始终与它的开放姿态密切相关。但是，40年代以后，五四精神一步步被“革命”所消 解。文学重新回到了封闭的老路上。大陆的“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时段，恰恰是五四启 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史的 时段，文学在这里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这个“复归”是有个过程的。从80年代开 始，我们可以从“文革文学”的阴影中走出来，但是，我们却似乎很难从“十七年文学 ”的阴影中走出来。这种从弱势走向强势的过程，是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1979年以后 ，文学被重新导入上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层面，产生了所谓的“伤痕文学”， 然后又从批判现实主义迅速蜕变，重蹈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覆辙。这20年的中国文学 发展与五四一样，同样几乎是在浓缩了的西方一百多年的文学史进程中行进。历史告诉 我们，中国大陆50年来的文学史的基本状况是：文学从1949年以后开始衰落；到1979年 以后才开始反弹；经过80年代的飙升，到了90年代以后尽管复旧之风不绝如缕，但终究 是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文化语境。现在，在文化层面和文学层面，我们将开始进入与世 界文化和文学真正对话的格局，中国文学可以说基本上融入了世界文学发展历史进程的 长河之中，初步构成与世界文化和文学“对等”的对话的关系。而我们的文化和文学反 弹到这样一个地步，恰恰是由于经济上首先与世界接轨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国在进入 WTO以后，肯定不会只停滞在经济层面的互动上，肯定要进入相应的文化与文学层面。 在这种文学发展图表的提示下，从选择方法的角度上来说，没有世界文化的参照系是更 不可行的。如果要以世界文化和文学进程一直向上的坐标为参照，那就是要以欧洲文化 与文学，更进一步说，是欧美文化与文学为比照内容。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以往文 学史的研究中恰恰很少顾及这一参照系。当然，梳理文学史并不是简单地作平行的比较 文学的研究，而是要获得一种开阔的世界文化与文学背景作为自身的参照视阈，惟有此 ，我们才能从中发现和认知很多文学史上有价值的具体文学现象和文学的细节问题。
也只有在这样的比照下，才可能清晰地理解“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的一批 批作家为什么会改变自己的人文价值立场，成为只会写颂歌和战歌的被动写作者而进入 “共和国文学史”的事实。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中，我们的诗歌只发出了两种声音： 一种是“颂歌”，一种是“战歌”，它符合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就此而言，它完全 是旧体制文化与文学封闭的结果，是值得深刻反思的文学与文本现象。只有将它们放在 世界文学的大文化语境当中，我们才能从时空的距离中获得真谛，研究格局与思维一旦 突破了陈旧方法的藩篱，我们就可以对文学史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无论是文学事件、文 学思潮、文学观念，都可以寻求另一种更深意义上的解读与界说。
同样，我们对“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的历史评判更应该保持一种严谨 的治史态度，因为它所面临的是历史的首次筛选，是考验我们历史眼光与审美眼光的重 要环节。当80年代中国大陆逐渐进入现代性文化语境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体味到西方文 学的“恶之花”的后果，就进入了对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狂欢之中了。“无 论在哪个时代，现代和现代主义的时代感总是处于形成过程中。它也许变成新的，不同 于以往的；也许破坏旧的，成为混乱甚至破坏的执行者。”“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席 卷一切的一种现象势必波及我们的时代。该词或其意义实际上在前此的用法中充满了重 重矛盾。比方说，我们通常誉为现代主义运动开山祖的波德莱尔把现代性说成是昙花一 现的，不稳定的，仅止半个艺术，而另一半才是永恒的。”[4]所以，当我们重新回眸 这20多年文学进程的时候，就会有那种与身在其中时的迥然不同的感受。从“朦胧诗” 到“现代派”；从“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从“新写实”到“新生代”……在眼 花缭乱的创作思潮当中，我们真切地看到了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一幕幕上演。对于这 些站在潮头上的文学创作，我们应该持有一个充分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将它们 从纷繁的理论烟雾中解放出来，还其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因此，更准确地梳理近20 年来的文学进程，让它在首次进入文学史时少留下一些遗憾，则是我们的历史叙写追求 。
总之，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的指导思想是：要具有自觉的历史感，但不为客 观历史所束缚。既然是文学的历史，就要体现出历史感，现在有很多书缺乏这方面的自 觉。前面提到的“混合主义”以及“新左派”、“后现代”的种种观念就是舍弃了历史 感。马克思、恩格斯都很强调历史感，一是要承认历史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二是要承认 这个发展过程内部前后有密切的联系。中国文学史，从文学史的“长时段”来说，它只 是19世纪末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漫长而又曲折历程中一个短暂而特 殊的阶段。我们站在“现在时”的立足点上可以叫1949年以来这一时段的文学为“中国 当代文学”，然而在未来(比如设想在半个世纪以后)的文学史著作中，它将不可能再这 样被命名。但这样的“史段命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不失历史感，准确地把握 这一史段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这一史段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不能离开特定历 史时期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同时，我们在拥有充分的历史感的同时，还要拥有再创造 历史的清晰的文化批判意识。
因此，在面对许多具体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分析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对历史进行“思 想的考古”。比如，针对文学史叙写中肯定“样板戏”和为政治服务文本的文学史叙写 思潮所造成的历史迷雾，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从“文革”前期到“文革”期间“样板戏 ”普及的历史过程写得更详细充分一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历史的叙写中获得价值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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