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评判的思想资源。我们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社会背景，才能真正地体 现出强烈的、而且是真实的历史感。
50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20世纪初到现在的一 百多年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其中有曲折，有断裂，有变形，并呈现出革命化与现代 化的交叉矛盾状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革命化有时推动现代化，有时候又阻碍现代 化，当革命化代表了先进的要求来冲击旧体制的时候，它推动现代化，但当革命化一旦 形成一种带有封闭性的高度的政治专权，就会阻碍现代化。所以我们就应该区别五四革 命和以后的伪革命的本质的区别。比如国民党40年代的腐败政治文化以及“文革”时期 的极左政治文化，这个时期的革命化就是阻碍现代化的，是伪革命。在此，我们应该强 调和关注那些特殊历史时段中人的精神生活层面的一些东西。
过去所强调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中的许多有影响的作品，现在也应该历 史地被列入重新审视的范畴的，我们的文学史一定要涉及。其理由是，它们参与了当时 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种塑造。我们应该对精神生活有一个比较宽泛的解释，因为它是 中性的，所有的精神性的东西，包括作为一种被扭曲了的精神生活，被毒化的精神生活 和意识形态生活，也应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精神生活。“十七年”和“文革”那个时代 的人也有精神生活，不过是一种被扭曲的被异化的精神生活，是一种不正常的现代社会 中现代人不应有的精神生活。可以说，那个时代的人没有现代意识的精神生活，因为没 有现代人应享有的人的生存空间和基本权利，没有个人性，没有主体性，那是被强加而 不自知的精神生活。我们把精神生活这个概念做为我们文学史里的核心概念之一，可以 解决很多文学史的难题。如果我们在每一章里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评价作品 ，认识到一些作品怎样曾经参与了对当代50年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塑造，甚至是一种扭曲 的强加的奴化的，它曾经在我们的思想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也许我们就会拨开层 层叠叠的理论和思想迷雾，在叙述当代文学50年的历史时，尽量努力去缝合价值立场与 历史情境之间的错位和裂隙。
对关键词的重新清理和厘定是文学史叙写的另一个关键所在。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文 学的历史，有一系列的关键词需要加以廓清，并需要对它们重新进行批判性的认识。比 如“深入生活”的提法，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是创作的源泉，没有生活体验就无法写作， 这本是创作的基本常识问题。外国作家不提“深入生活”并不是说不要生活，而是强调 作家体验到的独特生活，它涉及到每个作家生活的人生经验与感悟等丰富的情感内涵。 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却将这个常识注入了很特殊的内容，演变为强迫作家下去进行 思想改造的机制。“深入生活”至今仍然还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话语词条。事实证明 ，凡是带着主观设定的问题、带着强加的政治任务去“深入生活”者，写出的作品是很 少有成功的，包括最高明的作家像赵树理在内。因为它根本违背了文学本身的创作规律 。同样，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词条，这是建国后评论文章中使用得极为 频繁的话语，是随时可以戴在作家头上的一顶帽子，事实上这是乌托邦话语和封建专制 主义之下为了排挤知识分子而虚造的一个话语体系。再如“时代精神”这个关键词也用 得非常混乱，动辄评价某某文学作品反映了“时代精神”，它成为话语霸权者的一个“ 奖牌”。另外，“民族化”、“大众化”、“党性”、“人民性”、“革命现实主义” 、“两结合”、“三突出”以至“红色经典”等等概念，也需要重新厘定。这些在当代 文学史上似乎已经形成公论甚至定势的概念术语，需要我们今天以先进的、发展的历史 眼光来加以考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不断地膨胀，同时国际上狭隘 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的势头也很凶猛。在这种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许多人又开始眷顾 “民族化”、“大众化”之类的词语。实际上，在当代如果片面强调民族精神而不提现 代精神，就是对五四文化的一种反动。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仅靠民族精神是远远不 够的，现代精神仍然是最值得强调的人文价值判断，也只有在这样的价值判断下，上述 概念才会得到澄清。譬如，“革命现实主义”与“两结合”，“革命”是从政治层面上 说的，“现实主义”却是从创作方法上说的，两者不属于同一范畴。“红色经典”更是 一种非常缺乏学理性的概念，其要害是抽掉了文学艺术的全人类共通的价值，以“革命 ”和“政治”的名义取代艺术。经典就是经典，是经过了历史选择和人文识别的好作品 ，不存在什么不伦不类的“色”之别。
整体的理论框架和价值立场确定之后，具体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可能还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尤其是80年代以后文学的梳理还没有经过时间的历史积淀，还 没有经过较多反复的“经典化”的历史筛选，所以，有一些在以往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 中广泛使用的既定词条，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被时间 证明是不够科学的，我们应该慎用，或者用的时候首先要进行文化批判性的清理。对于 新时期以来的一些流行的概念，它们的产生只是当时文学状况的一种不甚准确的无奈表 述而已，今天在重新归纳和分析这些作品的时候确实需要重新考虑对它们修正，使之更 加符合文学史的实际。如“改革文学”甚至可以完全不用，“反思文学”是针对那一批 特定的作品，其实“反思文学”与“伤痕文学”是交叉的，同时也包括当时出现的一批 无法归类的新的文学作品。这些都是当时评论中约定俗成的概念，我们只是在表明当时 的文学状态时带引号地慎重使用。还有“潜在写作”这个新的词条出现，我们认为也要 加以澄清。一部分在当时非法处境中创作出来的作品得以流行，用“地下文学”称之比 较准确。还有的是在私下偷偷写作而并没有进入“读者社会”的作品(如沈从文1949年 私下写的一篇手记)，则只能作为研究作家的史料，而不能作为作品进入史述之中。
审察中国当代文学50年有了一个一以贯之的视角和立场，就会对文学思潮、现象、文 本有一个清醒的总体把握与认识。但这只是一种背景性和学理性的表达，而显露在文学 史前台的还是具体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比如对《三家巷》这样的作品，我们是把它 纳入历史的叙述，还是略之不提?如果要提及，那么在具体层面上怎么操作?它在一定程 度上带有的浪漫主义的气息，是否对当时的文学史话语霸权形成了对抗?又如对赵树理 及他的作品如何评价?即使是十七年那些后来公认为是难得的好作品，如《百合花》、 《关汉卿》、《茶馆》等等，以何种面貌进入文学史的叙述体系?能否把《百合花》定 位为短篇小说的经典?这些都是需要甄别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我们文学史叙写的指导 思想和历史叙事的方法的具体操作问题。作为一本教材，文学史应该注重“三性”，即 严谨性，稳定性，规范性。其中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实现编写者的视界与历史上具体文学 作品的对话做到尽可能的融合。如果我们能在对具体作品的认识评价上有所突破，也是 文学史叙写的一种进步。比如说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里刘世吾这个人物形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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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20世纪初到现在的一 百多年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其中有曲折，有断裂，有变形，并呈现出革命化与现代 化的交叉矛盾状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革命化有时推动现代化，有时候又阻碍现代 化，当革命化代表了先进的要求来冲击旧体制的时候，它推动现代化，但当革命化一旦 形成一种带有封闭性的高度的政治专权，就会阻碍现代化。所以我们就应该区别五四革 命和以后的伪革命的本质的区别。比如国民党40年代的腐败政治文化以及“文革”时期 的极左政治文化，这个时期的革命化就是阻碍现代化的，是伪革命。在此，我们应该强 调和关注那些特殊历史时段中人的精神生活层面的一些东西。
过去所强调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中的许多有影响的作品，现在也应该历 史地被列入重新审视的范畴的，我们的文学史一定要涉及。其理由是，它们参与了当时 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种塑造。我们应该对精神生活有一个比较宽泛的解释，因为它是 中性的，所有的精神性的东西，包括作为一种被扭曲了的精神生活，被毒化的精神生活 和意识形态生活，也应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精神生活。“十七年”和“文革”那个时代 的人也有精神生活，不过是一种被扭曲的被异化的精神生活，是一种不正常的现代社会 中现代人不应有的精神生活。可以说，那个时代的人没有现代意识的精神生活，因为没 有现代人应享有的人的生存空间和基本权利，没有个人性，没有主体性，那是被强加而 不自知的精神生活。我们把精神生活这个概念做为我们文学史里的核心概念之一，可以 解决很多文学史的难题。如果我们在每一章里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评价作品 ，认识到一些作品怎样曾经参与了对当代50年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塑造，甚至是一种扭曲 的强加的奴化的，它曾经在我们的思想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也许我们就会拨开层 层叠叠的理论和思想迷雾，在叙述当代文学50年的历史时，尽量努力去缝合价值立场与 历史情境之间的错位和裂隙。
对关键词的重新清理和厘定是文学史叙写的另一个关键所在。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文 学的历史，有一系列的关键词需要加以廓清，并需要对它们重新进行批判性的认识。比 如“深入生活”的提法，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是创作的源泉，没有生活体验就无法写作， 这本是创作的基本常识问题。外国作家不提“深入生活”并不是说不要生活，而是强调 作家体验到的独特生活，它涉及到每个作家生活的人生经验与感悟等丰富的情感内涵。 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却将这个常识注入了很特殊的内容，演变为强迫作家下去进行 思想改造的机制。“深入生活”至今仍然还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话语词条。事实证明 ，凡是带着主观设定的问题、带着强加的政治任务去“深入生活”者，写出的作品是很 少有成功的，包括最高明的作家像赵树理在内。因为它根本违背了文学本身的创作规律 。同样，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词条，这是建国后评论文章中使用得极为 频繁的话语，是随时可以戴在作家头上的一顶帽子，事实上这是乌托邦话语和封建专制 主义之下为了排挤知识分子而虚造的一个话语体系。再如“时代精神”这个关键词也用 得非常混乱，动辄评价某某文学作品反映了“时代精神”，它成为话语霸权者的一个“ 奖牌”。另外，“民族化”、“大众化”、“党性”、“人民性”、“革命现实主义” 、“两结合”、“三突出”以至“红色经典”等等概念，也需要重新厘定。这些在当代 文学史上似乎已经形成公论甚至定势的概念术语，需要我们今天以先进的、发展的历史 眼光来加以考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不断地膨胀，同时国际上狭隘 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的势头也很凶猛。在这种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许多人又开始眷顾 “民族化”、“大众化”之类的词语。实际上，在当代如果片面强调民族精神而不提现 代精神，就是对五四文化的一种反动。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仅靠民族精神是远远不 够的，现代精神仍然是最值得强调的人文价值判断，也只有在这样的价值判断下，上述 概念才会得到澄清。譬如，“革命现实主义”与“两结合”，“革命”是从政治层面上 说的，“现实主义”却是从创作方法上说的，两者不属于同一范畴。“红色经典”更是 一种非常缺乏学理性的概念，其要害是抽掉了文学艺术的全人类共通的价值，以“革命 ”和“政治”的名义取代艺术。经典就是经典，是经过了历史选择和人文识别的好作品 ，不存在什么不伦不类的“色”之别。
整体的理论框架和价值立场确定之后，具体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可能还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尤其是80年代以后文学的梳理还没有经过时间的历史积淀，还 没有经过较多反复的“经典化”的历史筛选，所以，有一些在以往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 中广泛使用的既定词条，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被时间 证明是不够科学的，我们应该慎用，或者用的时候首先要进行文化批判性的清理。对于 新时期以来的一些流行的概念，它们的产生只是当时文学状况的一种不甚准确的无奈表 述而已，今天在重新归纳和分析这些作品的时候确实需要重新考虑对它们修正，使之更 加符合文学史的实际。如“改革文学”甚至可以完全不用，“反思文学”是针对那一批 特定的作品，其实“反思文学”与“伤痕文学”是交叉的，同时也包括当时出现的一批 无法归类的新的文学作品。这些都是当时评论中约定俗成的概念，我们只是在表明当时 的文学状态时带引号地慎重使用。还有“潜在写作”这个新的词条出现，我们认为也要 加以澄清。一部分在当时非法处境中创作出来的作品得以流行，用“地下文学”称之比 较准确。还有的是在私下偷偷写作而并没有进入“读者社会”的作品(如沈从文1949年 私下写的一篇手记)，则只能作为研究作家的史料，而不能作为作品进入史述之中。
审察中国当代文学50年有了一个一以贯之的视角和立场，就会对文学思潮、现象、文 本有一个清醒的总体把握与认识。但这只是一种背景性和学理性的表达，而显露在文学 史前台的还是具体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比如对《三家巷》这样的作品，我们是把它 纳入历史的叙述，还是略之不提?如果要提及，那么在具体层面上怎么操作?它在一定程 度上带有的浪漫主义的气息，是否对当时的文学史话语霸权形成了对抗?又如对赵树理 及他的作品如何评价?即使是十七年那些后来公认为是难得的好作品，如《百合花》、 《关汉卿》、《茶馆》等等，以何种面貌进入文学史的叙述体系?能否把《百合花》定 位为短篇小说的经典?这些都是需要甄别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我们文学史叙写的指导 思想和历史叙事的方法的具体操作问题。作为一本教材，文学史应该注重“三性”，即 严谨性，稳定性，规范性。其中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实现编写者的视界与历史上具体文学 作品的对话做到尽可能的融合。如果我们能在对具体作品的认识评价上有所突破，也是 文学史叙写的一种进步。比如说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里刘世吾这个人物形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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