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

繁华随之化作了昨日的故事，取而代之的是一派“愁惨气氛”。《中国之友报》的副主笔在苏州陷落后曾由上海前往苏州考察，他所写的《苏州旅行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位亲眼目睹者的真确记述。在这篇游记中，他写道：“我们离开上海后，沿途经过了低洼的平原，其间河道纵横。这片中国最富饶的土地，一直伸展到天边，我们的视线除了时或为不可胜数的坟墓、牌坊和成堆的废墟所阻外，可以一直望到天边的尽头。荒芜的乡间，天气虽然优美，但显得沉郁幽闷。举目四望，不见人影。这片无垠的田野，原为中国的美丽花园，今已荒废不堪，这种景象更加重了周围的愁惨气氛，好像冬天要永远留在这里似的。”（注：呤＠①著，王维周、王元化译：《太平天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1页。）这段近乎白描的写实文字比数据更具象地外化了内战的狂飙过后苏南地区的死寂景象！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一个谜。1883年，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为5000万，而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这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作的估算，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中国现当代人口史学者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上对此重新进行估算，有的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有的学者则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给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至少达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单就人口损失而言，太平天国战争就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注：魏斐德著，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必须指出的是，太平天国期间中国人口的过量死亡并非都是太平军所致，许多史料显示太平军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穷人，有时甚至宽容富人，而曾国藩和他的同僚们则坚决主张将太平军斩尽杀绝，即使对叛变投降者和俘虏也不例外。李秀成在被俘后写的自述中回忆：如果曾国藩及其部将对说广西（太平天国的发源地）话的太平军采取纳降、而不是坚持一概杀戮的话，太平军早已自行解体了。湘军和淮军除了一再上演这样的兽行，还在安庆、苏州、天京等地陷落后进行过惨无人道的大屠城。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死于清军之手的人口绝不亚于死于太平军之手。
　　　　大移民：废墟上的新主人
　　与人口锐减相伴偕来的是土地的大量抛荒。据苏南地区各厅州县册报，“抛荒者居三分之二”；浙江一省，荒芜田、地、山、荡多至112366顷；各省之中又“以皖南北荒田为最多，其它地方亦以皖南为最盛，如宁国、广德一府一州，不下数百万亩”。换句话说，江南地区战后已化作一片废墟。
　　然而，这些地方一向是朝廷赋税的命脉所在，田地的大量抛荒势必影响到朝廷的财政收入。因此，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已成为当政者的首要急务。而要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就必须有相应的劳动力作保证。由于战争造成了巨量的人口损失，而巨量的人口损失又必然导致劳动力的奇缺。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与劳动力奇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招垦”成了唯一的选择。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招垦，地方上的父母官更迫不及待地设立招垦局或招垦分局，制订各种优惠的招垦政策，鼓励和吸引各地移民前来垦荒。如安徽凤阳、定远两地的招垦分局就规定：“如有外来客民，情愿领田耕种，取具得保，由总局察验实系安分农民，一体借与牛力种子，准其开垦。”尽管朝廷和地方当局都以招垦为要务，但最初并不顺利，所谓“求之汲汲，而应者寥寥”。战后长江下游许多地方的人口移入的确是一个逐渐进行的、非常缓慢的过程。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移民耕种稻田能力的制约，每人一般很难超过二三英亩（一二十亩）；也有垦荒资金的限制，长期抛荒的土地需要垦复，对幸存的一贫如洗的田主和初来乍到的移民来说，垦荒所必需的资金是他们面临的共同的难题。当然，还有新移民对地权的疑虑：前来垦种荒地的人都是一些穷苦农民，他们希望自己垦种的荒地成为自己的财产，但荒地中绝大多数都有“原主”，如果这些原主还在，新移民们知道这些荒地将来不可能成为他们自己所有，自然不肯“赔贴心力，代人垦荒”了。为了打消垦荒者的疑虑，从1869年起，主持江苏垦务的官员特别订立了一项章程，规定：“必以无主之田招人认垦，由政府发给印照，永远归垦荒者所有。自垦熟之年起，三年之后再交粮纳税。”浙江严州当局则规定，政府招募棚民垦种之地，如果三年内无业主指认，则准许垦户“作为己业，过户完粮”。如果遇到投机取巧的业主，等移民们将荒地垦熟以后，再向政府呈报，当局将他进行处罚，即把他所耕种的田亩的一半罚归垦户所有。这一类规定从法律上保证了垦荒者的合法权益，使响应政府的招垦令而前来垦荒的人有机会成为荒地上的新主人。对于新移民来说，这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于是，受这些保护性优惠政策的吸引，一批又一批移民开始从湖北、湖南、河南和苏北等地，从四面八方翻山越岭涌到苏南、浙江、安徽和江西，在荒芜而陌生的土地上刀耕火种，建立新的家园，由此出现了江南历史上罕见的大移民。湖北一些县整村整村的农民蜂拥而来，希望能耕种无主良田，占有无主的好屋。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争垦”的现象，譬如湖州就曾闹出了“客民入境，争垦无主废田数千亩，讼呶呶不休”的事情，比之最初的“应者寥寥”，自是另一番气象了。据估计，战后苏南地区接纳了大约160-260万移民人口，主要来自安徽、湖北和苏北，外省移民约占100万；浙江省大约接纳了132万移民；安徽接纳的移民最多，约有264万人，其中皖南地区接受的移民人口约为136万，皖北地区接受的移民约为128万。
　　皖、苏、浙、赣四省一向是人烟稠密的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地少人多，长期以来只有向外移民，极少向内移民。但太平天国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大逆转，在一派废墟上一下子冒出了大量的新移民。新移民的大量涌入，对于饱经战乱之苦的长江下游地区社会生产的恢复和战后的重建注入了新的生力军，他们对江南城市和乡村的复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新移民的到来也给这些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移民们明白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常常强加条件，有时甚至采取威吓手段；解甲的士兵和移民中的雇农对农村的太平安宁是更大的威胁。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以地权为焦点而日趋激化的土客矛盾。这种矛盾可以说是无时无之，无地无之。从四面八方涌入的新移民往往成群结队，他们反客为主，有恃无恐地“择其屋之完好者距而宅之，田之腴美者播而获之”，由此造成了“有主之业，百不获一；侵占之产，十居其九”的既成局面。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由此激化，为争地权而发生的械斗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一火延及数十家，一斗毙及十余命”已不是什么个别的现象。移民的强悍蛮横导致了土著异常的不满，他们往往团结起来，与移民展开肉搏。1883年，浙江北部就曾发生过土著屠杀成百外来移民的悲惨事件。还有一些是因为土著对移民的成见而导致的冲突。苏南地区的土著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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