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
天国定都天京后，江南便成了攻防易守的战区。1860年5月，太平军决定东征苏州、上海，由李秀成统帅数万大军。于是，江南最富庶的地区亦沦为战区，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兵锋所至，官绅、商人和地主纷纷携着逃跑。苏州是当时江苏省的省城，由巡抚徐有壬负责城防，对抗李秀成军。徐有壬和总兵马德昭出于城防的需要，颁布三道命令：“首令民装裹，次令迁徙，三令纵火”。三令一出，苏州向来万商云集市肆繁盛的金门、阊门一带，顷刻之间烟焰蔽天，日夜不息，城内外秩序大乱，号哭之声震天。时人曾作《姑苏哀》，讽刺当道：“清军十万仓皇来，三日城门闭不开。抚军下令烧民屋，城外万户成寒灰。健儿应募尽反颜，弃甲堆积如丘山。”（注：转引自李寿龄《匏斋遗稿》卷3，第6-7页。）城外是延烧不息的大火，城内则鸡飞狗跳、惊惶失措，守城兵勇见大势不好，四处焚掠，一派末日景象。
6月2日，李秀成军攻克了苏州，并以苏州为首府建立了太平天国苏福省。作为李秀成的“分地”，苏福省建立后，采取了一些稳定社会秩序的有效措施，苏州的商业重新出现了兴旺景象，所谓“百货云屯，流民雨集，盛于未乱时倍蓰”。但，苏州亦遭受严重破坏。太平军不仅摧毁了城市里的行会组织，也破坏了手工业工场和作坊，许多行业陷于停顿。据太平天国史专家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称：一向十分活跃的行会组织完全被摧毁，行会董事大多逃散或死于战乱，丝经行、丝行商人的行会丝业公所的董事“遭兵四散”；水木作行会“自遭兵燹，前董均多物故”；刺绣业的锦文公所、剃头业的整容公所以及明瓦业公所、圆金业公所等行会，“公所房屋被毁无存”；小木公所“房屋被毁，所有各项帐目及行规等件，一并失去”（注：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此后，苏州一直“是太平天国整个东南战场的指挥中心，又是太平军南下浙江、东进上海的基地，并以其强大的财力、物力，支援了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皖北沦丧后，苏州更成为天京赖以依托的后方和物资供应基地”（注：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但是，只要是战区，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恢复和繁荣。随着整个战局的大逆转，湘军由战略守势转入战略攻势，李秀成苦心经营的苏福省也就成了湘军、淮军的必争之地。在曾国藩的整个战略中，重点是天京会战，苏南和浙江是牵制战场，意在牵制李秀成的后方力量，减少围攻天京的阻力。但李鸿章、左宗棠抓住天京会战吸引李秀成主力之机，在苏南和浙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使李秀成顿时陷入困境。1863年初，李鸿章统帅的淮军向苏福省挺进，李秀成军与之展开惨烈的大搏杀。
大搏杀开始以后，李秀成治下的苏福省的情况变得恶劣起来。到处是触目惊心的荒凉惨象，到处呈现出混乱、荒寂、悲惨的光景。
在这场大搏杀中，繁华的江南“尽成废墟”，田园荒芜，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被摧毁殆尽，人口锐减。据统计，1831年时，苏州府九县一厅，“实在人丁”340余万，到1865年只剩下128万左右。1863年12月苏州陷落后，李鸿章对苏州城进行“大清洗”，至少有3万太平军将士被押至刑场处死。据说，屠杀发生20天以后，抛满尸体的河道仍旧水带红色，地下3英尺深都浸染了鲜血。1865年1月13日《上海之友》报发表了一位外国商人从苏州到南京的沿途见闻：
在白齐文到南京去的时候（案：白齐文于1863年7月去苏州，8月到南京），南京和苏州之间一带乡间是可爱的花园，运河两岸十八里内全都排列着房舍，居民像蜂群似的忙碌着，处处显示出这些人民有理由可以预期到的繁荣景象。自苏州复归于清军之手后，这些房舍以及无数桥梁全都消失了。整个十八里之内没有一幢房子，四周乡间，举目荒凉。人民畏清兵如豺虎，一见就惶惶逃命。看不见男人，看不见妇女，看不见儿童，也看不见任何一头牲畜。……在通往无锡的路上，遍地荒芜，荆草漫生。……可是沿途布满了数不清的白骨骷髅和半腐的尸体，使人望而生畏。这里没有做买卖的船只，商业绝迹，无锡已成为一片废墟。……到常州府，沿途九十五里，仍旧是一片荒芜凄惨的景象，不见一个做工的人。遍地荒蒿，杂草没胫。……从常州府到丹阳遍地布满了白骨，不幸的太平军，更可能是无辜的村民，一定遭到了极其可怕的屠戮。我从丹阳前进四十五里，前进得越远，地方上的情况就越坏，一言以蔽之，整个情况是“一团糟”（注：呤＠①著，王维周、王元化译：《太平天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6-568页。）。
浩劫之后，江南“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苏州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经济上的富庶与繁华随风而逝，文化上的极致与优雅亦如梦幻般消失了。
和苏州的命运相似，受太平军战事的强力冲击，杭州从19世纪中叶开始加速地走向衰落，并最终促成了江南地区城市中心等级的重新调整。首先，杭州丧失了在以京杭大运河为南北命脉的古老商业网络中的战略地位。1853年，太平军占领江南地区时，封锁了大运河上的交通运输，切断了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清廷和商人只好发展途径上海的海上运输，这种变化导致了运河城市带的急遽衰落；其次，太平军和清军的战斗，加速了杭州城市衰落的命运。19世纪60年代初，太平军摧毁了杭州城，号称天堂的杭州，城市人口从80余万骤减至20万，一度仅剩下数万人。重要的是，杭州衰落之日，正是上海崛起之时。得益于破坏杭州繁荣的上述两个因素，以及在对外通商的刺激下，上海从过去普通的滨海县城，迅速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大都市（注：参见Liping Wang,Tourism and Spacial Change in Hangzhou,1911-1927,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Edited by Joseph W.Eserick,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Honolulu,1999.）。
上海的崛起：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
苏州、杭州在太平天国战后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地处长江入海口的滨海县城——上海却因缘时会快速崛起，大踏步地向近代化国际性大都市迈进。从1860年代开始，上海迅速走向繁荣，并取代苏州和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这种取代，是现代城市对传统城市的取代。因此，苏州、 《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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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李秀成军攻克了苏州，并以苏州为首府建立了太平天国苏福省。作为李秀成的“分地”，苏福省建立后，采取了一些稳定社会秩序的有效措施，苏州的商业重新出现了兴旺景象，所谓“百货云屯，流民雨集，盛于未乱时倍蓰”。但，苏州亦遭受严重破坏。太平军不仅摧毁了城市里的行会组织，也破坏了手工业工场和作坊，许多行业陷于停顿。据太平天国史专家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称：一向十分活跃的行会组织完全被摧毁，行会董事大多逃散或死于战乱，丝经行、丝行商人的行会丝业公所的董事“遭兵四散”；水木作行会“自遭兵燹，前董均多物故”；刺绣业的锦文公所、剃头业的整容公所以及明瓦业公所、圆金业公所等行会，“公所房屋被毁无存”；小木公所“房屋被毁，所有各项帐目及行规等件，一并失去”（注：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此后，苏州一直“是太平天国整个东南战场的指挥中心，又是太平军南下浙江、东进上海的基地，并以其强大的财力、物力，支援了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皖北沦丧后，苏州更成为天京赖以依托的后方和物资供应基地”（注：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但是，只要是战区，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恢复和繁荣。随着整个战局的大逆转，湘军由战略守势转入战略攻势，李秀成苦心经营的苏福省也就成了湘军、淮军的必争之地。在曾国藩的整个战略中，重点是天京会战，苏南和浙江是牵制战场，意在牵制李秀成的后方力量，减少围攻天京的阻力。但李鸿章、左宗棠抓住天京会战吸引李秀成主力之机，在苏南和浙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使李秀成顿时陷入困境。1863年初，李鸿章统帅的淮军向苏福省挺进，李秀成军与之展开惨烈的大搏杀。
大搏杀开始以后，李秀成治下的苏福省的情况变得恶劣起来。到处是触目惊心的荒凉惨象，到处呈现出混乱、荒寂、悲惨的光景。
在这场大搏杀中，繁华的江南“尽成废墟”，田园荒芜，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被摧毁殆尽，人口锐减。据统计，1831年时，苏州府九县一厅，“实在人丁”340余万，到1865年只剩下128万左右。1863年12月苏州陷落后，李鸿章对苏州城进行“大清洗”，至少有3万太平军将士被押至刑场处死。据说，屠杀发生20天以后，抛满尸体的河道仍旧水带红色，地下3英尺深都浸染了鲜血。1865年1月13日《上海之友》报发表了一位外国商人从苏州到南京的沿途见闻：
在白齐文到南京去的时候（案：白齐文于1863年7月去苏州，8月到南京），南京和苏州之间一带乡间是可爱的花园，运河两岸十八里内全都排列着房舍，居民像蜂群似的忙碌着，处处显示出这些人民有理由可以预期到的繁荣景象。自苏州复归于清军之手后，这些房舍以及无数桥梁全都消失了。整个十八里之内没有一幢房子，四周乡间，举目荒凉。人民畏清兵如豺虎，一见就惶惶逃命。看不见男人，看不见妇女，看不见儿童，也看不见任何一头牲畜。……在通往无锡的路上，遍地荒芜，荆草漫生。……可是沿途布满了数不清的白骨骷髅和半腐的尸体，使人望而生畏。这里没有做买卖的船只，商业绝迹，无锡已成为一片废墟。……到常州府，沿途九十五里，仍旧是一片荒芜凄惨的景象，不见一个做工的人。遍地荒蒿，杂草没胫。……从常州府到丹阳遍地布满了白骨，不幸的太平军，更可能是无辜的村民，一定遭到了极其可怕的屠戮。我从丹阳前进四十五里，前进得越远，地方上的情况就越坏，一言以蔽之，整个情况是“一团糟”（注：呤＠①著，王维周、王元化译：《太平天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6-568页。）。
浩劫之后，江南“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苏州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经济上的富庶与繁华随风而逝，文化上的极致与优雅亦如梦幻般消失了。
和苏州的命运相似，受太平军战事的强力冲击，杭州从19世纪中叶开始加速地走向衰落，并最终促成了江南地区城市中心等级的重新调整。首先，杭州丧失了在以京杭大运河为南北命脉的古老商业网络中的战略地位。1853年，太平军占领江南地区时，封锁了大运河上的交通运输，切断了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清廷和商人只好发展途径上海的海上运输，这种变化导致了运河城市带的急遽衰落；其次，太平军和清军的战斗，加速了杭州城市衰落的命运。19世纪60年代初，太平军摧毁了杭州城，号称天堂的杭州，城市人口从80余万骤减至20万，一度仅剩下数万人。重要的是，杭州衰落之日，正是上海崛起之时。得益于破坏杭州繁荣的上述两个因素，以及在对外通商的刺激下，上海从过去普通的滨海县城，迅速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大都市（注：参见Liping Wang,Tourism and Spacial Change in Hangzhou,1911-1927,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Edited by Joseph W.Eserick,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Honolulu,1999.）。
上海的崛起：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
苏州、杭州在太平天国战后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地处长江入海口的滨海县城——上海却因缘时会快速崛起，大踏步地向近代化国际性大都市迈进。从1860年代开始，上海迅速走向繁荣，并取代苏州和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这种取代，是现代城市对传统城市的取代。因此，苏州、 《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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