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
杭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又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在长达10余年的内战烽火洗礼下，大量难民纷纷避入江南地区唯一的安全区域——上海租界，所谓“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这个“丛集”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才和资金向上海汇聚的过程，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激增至30万，1862年又增至50万，一度还曾达到70余万。另据最保守的估计，从1860年到1862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至少有650万银元的华人资本流入租界。难民的大规模涌入，给上海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它为近代上海的崛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资金、劳动力和需求市场。上海租界以一隅之地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成为难民的福地；而源源不断的难民则以他们的智慧、资金和技艺等给上海的都市化和社会经济的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他们与界内的外侨一起共同缔造了近代上海的初次繁荣。王韬说：“上海城北，连甍接栋。昔日桑田，今成廛市，皆从乱后所成者。”“当租界成为城市的主体的时候，上海的意义完全改变了，它不再是过去那个传统的棉花和棉布的生产基地，不再是普通的滨海小县城，而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远东的国际商港。上海正在从‘江南鱼米乡’的那个社会模式中国游离出来，成为镶嵌在东西方之间的一块中性地带，一个新开发的商业王国。”（注：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此后，上海便步入了超乎常规的大发展时期。以外贸为例，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就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1860-1900年，上海进出口总值平均占全国的一半以上，1864年占57%，1900年占55%，其中进口通常占六成以上。在转口贸易、国内埠际贸易方面，上海起了枢纽作用。从上海进口的洋货，有70%以上要运到内地其他口岸；从内地运到上海来的土货，有80%以上要出口到国外或运到国内其他口岸。转口贸易地区，以长江流域为主，占60-70%；其次是华北地区，再次为华南地区。至20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在全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内埠际贸易中的地位都处于特大中心地位，其外贸在全国贸易总额中占40%左右，1936年达55%。1936年上海的埠际贸易值包括转口贸易值为8、9亿元，占全国各通商口岸埠际贸易总值的75%（注：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外贸优势地位的确立又带动了相关产业包括航运、金融、工商业、信息乃至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19世纪中后期上海已成为中国的航运中心、外贸中心、金融重镇和西学传播中心，到20世纪30年代，更进一步发展成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商业、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和集教育、出版、电影、广播、娱乐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文化中心，并跻身国际性大都市的行列，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有所谓“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之誉。
作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上海的崛起对整个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江南地区固有的城市格局，而且加速了上海与江南腹地的互动，并以一种新的经济力量重构了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和人文秩序。20世纪初期，就已有人把这种互动中的重构不无夸张地称之为“普遍的‘上海化’”。“普遍”两字用之于全国显然是言之过甚了，但有一点却是可以确认的，上海对江南地区的辐射力，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明显增强。以前是上海“城中慕苏、扬余风”，现在轮到苏、杭来沐浴“海上洋气”了；以前富庶莫过江浙，苏杭称雄天下，而苏州更执江南全局之牛耳，松江市面就曾以“小苏州”为荣，现在是“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以上海为枢纽，从南北两线展开的“扇形地带”，又伴着上海的节奏“起舞”，嘉兴、无锡、宁波等地，欲夸耀其市容商业繁盛，每每改以“小上海”称之。这种变化，从表面上看，是江南地区城市格局在近代前后的“主从倒置”，其实，在这种“主从倒置”的背后包含着极为复杂而深广的社会历史底蕴，它构成了中国区域现代化史上最亮眼的历史事件之一。
上海的崛起给江南地区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市场网络到产业布局，从城镇格局到社会生活，受上海强有力的牵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以上海为龙头的一体化趋势。此前的上海是江南的上海，此后的江南则成了上海的江南。且以江南地区城镇体系的演化为例，略加论列。江南地区的城镇布局向以苏州为中心，上海崛起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呈现出归向上海的重新组合，逐渐形成唯上海马首是瞻，以上海港内外贸易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新的城镇体系”（注：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140页。）。譬如，无锡、常州素以从属于苏州的米、布转运码头著称，上海开埠以后，它们与苏州的经济联系逐渐削弱，与上海的联系不断加强，进口商品及南北货，经由上海采购的常占无锡转口内销总额的70%-80%。1908年沪宁铁路贯通后，沿线城镇与上海的联系更加便捷，更加紧密。其他城镇如杭州及杭嘉湖地区城镇的进出口商品也大多直接纳入上海的货物集散渠道，“浙江的丝，不管政治区域上的疆界，总是采取方便的水路运往上海这个丝的天然市场”（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05页。）。至于上海周边地区的城镇，受上海的影响就更为显著了。与上海联系的疏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江南地区城镇的盛衰。“一部分以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原料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趋于衰败，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适应进出口贸易增长及城市发展需要的新兴市镇。”（注：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而且，这一类新兴市镇发展迅猛，1870年代以后，松江府属各市镇比“太平战乱”之前增加3倍，据统计，单苏州、杭州、嘉兴和松江4府所属市镇在同光年间就增加了110个（注：据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09-117页所附《十九世纪中叶后江南新兴市镇表》统计。）。这样一批市镇的兴起，以及城镇空间的重新布局，是近代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有位外国学者形象地将这一区域称为“镶饰在老式长袍四周的新式花边”（注：R.H.Tawney,Land and Labor in China (London,1932),P.13.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08页。）。它表明江南地区城镇格局已由内向型向外向型逐步转化，这种转化又使江南地区卷入到世界市场的循环之中，并使它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行区域。
收稿日期：2002-08-31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口加利
《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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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10余年的内战烽火洗礼下，大量难民纷纷避入江南地区唯一的安全区域——上海租界，所谓“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这个“丛集”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才和资金向上海汇聚的过程，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激增至30万，1862年又增至50万，一度还曾达到70余万。另据最保守的估计，从1860年到1862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至少有650万银元的华人资本流入租界。难民的大规模涌入，给上海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它为近代上海的崛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资金、劳动力和需求市场。上海租界以一隅之地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成为难民的福地；而源源不断的难民则以他们的智慧、资金和技艺等给上海的都市化和社会经济的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他们与界内的外侨一起共同缔造了近代上海的初次繁荣。王韬说：“上海城北，连甍接栋。昔日桑田，今成廛市，皆从乱后所成者。”“当租界成为城市的主体的时候，上海的意义完全改变了，它不再是过去那个传统的棉花和棉布的生产基地，不再是普通的滨海小县城，而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远东的国际商港。上海正在从‘江南鱼米乡’的那个社会模式中国游离出来，成为镶嵌在东西方之间的一块中性地带，一个新开发的商业王国。”（注：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此后，上海便步入了超乎常规的大发展时期。以外贸为例，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就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1860-1900年，上海进出口总值平均占全国的一半以上，1864年占57%，1900年占55%，其中进口通常占六成以上。在转口贸易、国内埠际贸易方面，上海起了枢纽作用。从上海进口的洋货，有70%以上要运到内地其他口岸；从内地运到上海来的土货，有80%以上要出口到国外或运到国内其他口岸。转口贸易地区，以长江流域为主，占60-70%；其次是华北地区，再次为华南地区。至20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在全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内埠际贸易中的地位都处于特大中心地位，其外贸在全国贸易总额中占40%左右，1936年达55%。1936年上海的埠际贸易值包括转口贸易值为8、9亿元，占全国各通商口岸埠际贸易总值的75%（注：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外贸优势地位的确立又带动了相关产业包括航运、金融、工商业、信息乃至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19世纪中后期上海已成为中国的航运中心、外贸中心、金融重镇和西学传播中心，到20世纪30年代，更进一步发展成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商业、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和集教育、出版、电影、广播、娱乐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文化中心，并跻身国际性大都市的行列，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有所谓“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之誉。
作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上海的崛起对整个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江南地区固有的城市格局，而且加速了上海与江南腹地的互动，并以一种新的经济力量重构了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和人文秩序。20世纪初期，就已有人把这种互动中的重构不无夸张地称之为“普遍的‘上海化’”。“普遍”两字用之于全国显然是言之过甚了，但有一点却是可以确认的，上海对江南地区的辐射力，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明显增强。以前是上海“城中慕苏、扬余风”，现在轮到苏、杭来沐浴“海上洋气”了；以前富庶莫过江浙，苏杭称雄天下，而苏州更执江南全局之牛耳，松江市面就曾以“小苏州”为荣，现在是“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以上海为枢纽，从南北两线展开的“扇形地带”，又伴着上海的节奏“起舞”，嘉兴、无锡、宁波等地，欲夸耀其市容商业繁盛，每每改以“小上海”称之。这种变化，从表面上看，是江南地区城市格局在近代前后的“主从倒置”，其实，在这种“主从倒置”的背后包含着极为复杂而深广的社会历史底蕴，它构成了中国区域现代化史上最亮眼的历史事件之一。
上海的崛起给江南地区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市场网络到产业布局，从城镇格局到社会生活，受上海强有力的牵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以上海为龙头的一体化趋势。此前的上海是江南的上海，此后的江南则成了上海的江南。且以江南地区城镇体系的演化为例，略加论列。江南地区的城镇布局向以苏州为中心，上海崛起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呈现出归向上海的重新组合，逐渐形成唯上海马首是瞻，以上海港内外贸易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新的城镇体系”（注：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140页。）。譬如，无锡、常州素以从属于苏州的米、布转运码头著称，上海开埠以后，它们与苏州的经济联系逐渐削弱，与上海的联系不断加强，进口商品及南北货，经由上海采购的常占无锡转口内销总额的70%-80%。1908年沪宁铁路贯通后，沿线城镇与上海的联系更加便捷，更加紧密。其他城镇如杭州及杭嘉湖地区城镇的进出口商品也大多直接纳入上海的货物集散渠道，“浙江的丝，不管政治区域上的疆界，总是采取方便的水路运往上海这个丝的天然市场”（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05页。）。至于上海周边地区的城镇，受上海的影响就更为显著了。与上海联系的疏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江南地区城镇的盛衰。“一部分以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原料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趋于衰败，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适应进出口贸易增长及城市发展需要的新兴市镇。”（注：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而且，这一类新兴市镇发展迅猛，1870年代以后，松江府属各市镇比“太平战乱”之前增加3倍，据统计，单苏州、杭州、嘉兴和松江4府所属市镇在同光年间就增加了110个（注：据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09-117页所附《十九世纪中叶后江南新兴市镇表》统计。）。这样一批市镇的兴起，以及城镇空间的重新布局，是近代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有位外国学者形象地将这一区域称为“镶饰在老式长袍四周的新式花边”（注：R.H.Tawney,Land and Labor in China (London,1932),P.13.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08页。）。它表明江南地区城镇格局已由内向型向外向型逐步转化，这种转化又使江南地区卷入到世界市场的循环之中，并使它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行区域。
收稿日期：2002-08-31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口加利
《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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