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
>1853年2月，太平军由武昌东下江南，帆幔蔽江，炮声遥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风披靡（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41-142页。）。3月20日，太平军挟千里席卷之势，长歌涌入金陵，开始建造“人间小天堂”。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太平军继续西征、北讨和东进，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狂飙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江南地处风暴的中心，“被难情形较他省尤甚，凡不忍见不忍闻之事，怵心刿目，罄笔难书，所谓铁人见之，亦当堕泪也！”（注：寄云山人：《江南铁泪图》，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3页。）天国的将士们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人间天堂”，但它掀动的大海波潮退去后，留下来的却是一种难以复原的历史变动。
生灵涂炭：人口曲线上的罕见低谷
唐德刚教授在《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国》的“卷首语”中写道：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的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义，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唐教授用“死人无数”四字来形容这场大悲剧，至于在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唐教授没有说。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内战中，安徽全省、江苏南部、浙江西部和江西北部是受蹂躏最惨的地区。其中，安徽省是太平军和清军的必争之地，战场几经易手，争夺极为惨烈，受创最为深重。譬如，皖南的广德县，就几乎损失了所有的人口。光绪六年(1880)编纂的《广德州志》以沉重的笔触记录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奇祸”：
自庚申二月（1860年3月）贼（太平军）窜入州境，出没无时，居民遭荼，或被杀，或自殉，或被掳，以及饿殍疾病，死亡过半。存者至于无可托足，皆迁避于南乡篁村堡。堡民负险拥众，其地倚山，四面环抱，廓其中而隘于路口，故易守。贼屡攻不克，益壮其声势。最后为贼酋洪容海率党攻破，大肆屠戮，居民无得脱者。庚申至甲子五年中，民不得耕种，粮绝，山中藜藿薇蕨都尽，人相食，而瘟疫起矣。其时尸骸枕藉，道路荆榛，几数十里无人烟。州民户口旧有三十余万，贼去时，遗黎六千有奇，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奇祸也。（注：光绪六年《广德州志》卷60，第25页。）
短短5年间，广德县人口从30余万锐减至6千多，说是“奇祸”一点也不为过。当然，人口的锐减并非都直接死于战争，可能更严重的还是间接地死于战争。所谓“间接”，是指因战争而导致的灾荒使大量的人口饥饿而死，或者因大灾之后瘟疫流行而导致的人口大规模死亡。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许多战区都发生过严重的疫情，而且死于疫情的人口往往超过直接死于战争的人口。还有一个因素也不能忽视，那就是大量居民出于避乱而背井离乡，使人口锐减。
广德县的“奇祸”只是一个缩影，那样的悲剧同样发生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其他地区。据中国人口史学者何炳棣教授介绍，与广德同处皖南地区的徽州首县歙县在太平天国期间人口至少减少了一半，即从战前的近62万人降至战后的30万人。胡适的父亲胡传的自传证实：在整个徽州府，人口急剧减少并非个别的现象。他曾于1865年（即太平天国失败后1年）被族人推选负责统计幸存的族人，经过数月的彻底调查，他吃惊地发现战前的6000多族人仅剩下1200人。换句话说，幸存者只有原来的1/5。在歙县以北200里的南陵县，受曾国藩委派负责当地善后事宜的一位士绅提供的报告称，他的族人幸存者仅1/4。1851年，浙江人口约为3000万，乱后10年，即1874年，已不足1100万。
对于太平天国战争所导致的人口损失，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对太平天国战后的浙江和安徽南部所作的调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目击者触目惊心的记录：
尽管土壤肥沃，河谷地带已完全荒芜。当你走近一组隐蔽在树丛后的粉刷得洁白的房屋时，会明白它们已成了废墟。这是当年富饶的河谷地带变成荒芜的有力见证。不时可见到临时搭凑的小屋，暂为一些可怜的穷人的栖身之处，他们的赤贫与周遭肥沃的田地适成鲜明的对比。我提到过的城市，如桐庐、昌化、于潜、宁国等地到处都是废墟，每城仅数十所房屋有人居住。这些都是十三年前的太平天国叛乱所造成的。联接各城的大路已成狭窄小道，很多地方已长满高达十五英尺的荒草，或者已长满难于穿越的灌木丛。以往河谷中人烟稠密，这从村庄的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可以得到证明；所有原来的房屋都以条石或青砖建造，有两层，其式样之好说明以往这里原是非同寻常的富裕和舒适。无论河谷中的田地，还是山坡上的梯田，都已为荒草覆盖，显然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旧日的桑田因缺少照管，一半已经荒废，说明了蚕桑是以往居民们的主要产业之一。其他地方长满了老龄板栗组成的森林。……
很难想象对生命财产的破坏有比这个地方更可怕的，可是这些地方只不过是遭遇同样命运的广大地区中很小的一部分。看过像这样的地方，人们才能了解东亚的种族在感情极度冲动的时候，是能够摧残破坏到什么地步。毫无疑问，历史上曾多次沦为屠场的浙江省所遭受的生命损失必然与最近这一次（指太平天国战争）同样可怕。我在不同的地方总是打听在太平天国叛乱中幸存的人口的百分比，一般说每百人中仅有三人幸存。西天目山庙中以前有四百和尚，乱后仅三十名幸存，但乡村和城市中幸存的比例更低。大多数人是在逃往深山后死于饥饿的，但死于太平军之手的男女及儿童数量也极大。（注：冯·李希霍芬男爵：《浙江、安徽省书信》，转引自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241页。）
李希霍芬男爵的描述是依据自己的访问调查得来的，而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它的真实性是用不着怀疑的。因为它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描述就更显示出这场悲剧的沉重份量。
其实，不仅安徽、浙江如此，苏南地区的人口损失同样惊人。
江苏省的很多方志依旧例仅载丁数，这使太平天国时期江苏人口损失的统计增添了难度，但从丁数的变化中也可以大致估算出实际的人口损失数量。一向以地少人多著称的苏州府和常州府金匮县的人丁数1830年时分别是341万和26万，到1865年已分别减至129万和14万。江苏西南高淳县的人丁数1837年时为188930，到1869年已降至55159。南京附近的金坛县战前人口超过70万，战后城中仅剩3000人，四乡仅有3万人。浏河县1781年时已有32万人，到战后的1882年犹不足12万；溧水县1775年时已有23万人，到1874年已不足4万。据统计，1851年，江苏人口约为4430万，至乱后十年，即1874年，竟减至2000万不足。曾经人满为患的苏南如今成了人烟寥落之区，那令人羡慕的富庶 《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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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灵涂炭：人口曲线上的罕见低谷
唐德刚教授在《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国》的“卷首语”中写道：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的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义，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唐教授用“死人无数”四字来形容这场大悲剧，至于在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唐教授没有说。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内战中，安徽全省、江苏南部、浙江西部和江西北部是受蹂躏最惨的地区。其中，安徽省是太平军和清军的必争之地，战场几经易手，争夺极为惨烈，受创最为深重。譬如，皖南的广德县，就几乎损失了所有的人口。光绪六年(1880)编纂的《广德州志》以沉重的笔触记录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奇祸”：
自庚申二月（1860年3月）贼（太平军）窜入州境，出没无时，居民遭荼，或被杀，或自殉，或被掳，以及饿殍疾病，死亡过半。存者至于无可托足，皆迁避于南乡篁村堡。堡民负险拥众，其地倚山，四面环抱，廓其中而隘于路口，故易守。贼屡攻不克，益壮其声势。最后为贼酋洪容海率党攻破，大肆屠戮，居民无得脱者。庚申至甲子五年中，民不得耕种，粮绝，山中藜藿薇蕨都尽，人相食，而瘟疫起矣。其时尸骸枕藉，道路荆榛，几数十里无人烟。州民户口旧有三十余万，贼去时，遗黎六千有奇，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奇祸也。（注：光绪六年《广德州志》卷60，第25页。）
短短5年间，广德县人口从30余万锐减至6千多，说是“奇祸”一点也不为过。当然，人口的锐减并非都直接死于战争，可能更严重的还是间接地死于战争。所谓“间接”，是指因战争而导致的灾荒使大量的人口饥饿而死，或者因大灾之后瘟疫流行而导致的人口大规模死亡。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许多战区都发生过严重的疫情，而且死于疫情的人口往往超过直接死于战争的人口。还有一个因素也不能忽视，那就是大量居民出于避乱而背井离乡，使人口锐减。
广德县的“奇祸”只是一个缩影，那样的悲剧同样发生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其他地区。据中国人口史学者何炳棣教授介绍，与广德同处皖南地区的徽州首县歙县在太平天国期间人口至少减少了一半，即从战前的近62万人降至战后的30万人。胡适的父亲胡传的自传证实：在整个徽州府，人口急剧减少并非个别的现象。他曾于1865年（即太平天国失败后1年）被族人推选负责统计幸存的族人，经过数月的彻底调查，他吃惊地发现战前的6000多族人仅剩下1200人。换句话说，幸存者只有原来的1/5。在歙县以北200里的南陵县，受曾国藩委派负责当地善后事宜的一位士绅提供的报告称，他的族人幸存者仅1/4。1851年，浙江人口约为3000万，乱后10年，即1874年，已不足1100万。
对于太平天国战争所导致的人口损失，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对太平天国战后的浙江和安徽南部所作的调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目击者触目惊心的记录：
尽管土壤肥沃，河谷地带已完全荒芜。当你走近一组隐蔽在树丛后的粉刷得洁白的房屋时，会明白它们已成了废墟。这是当年富饶的河谷地带变成荒芜的有力见证。不时可见到临时搭凑的小屋，暂为一些可怜的穷人的栖身之处，他们的赤贫与周遭肥沃的田地适成鲜明的对比。我提到过的城市，如桐庐、昌化、于潜、宁国等地到处都是废墟，每城仅数十所房屋有人居住。这些都是十三年前的太平天国叛乱所造成的。联接各城的大路已成狭窄小道，很多地方已长满高达十五英尺的荒草，或者已长满难于穿越的灌木丛。以往河谷中人烟稠密，这从村庄的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可以得到证明；所有原来的房屋都以条石或青砖建造，有两层，其式样之好说明以往这里原是非同寻常的富裕和舒适。无论河谷中的田地，还是山坡上的梯田，都已为荒草覆盖，显然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旧日的桑田因缺少照管，一半已经荒废，说明了蚕桑是以往居民们的主要产业之一。其他地方长满了老龄板栗组成的森林。……
很难想象对生命财产的破坏有比这个地方更可怕的，可是这些地方只不过是遭遇同样命运的广大地区中很小的一部分。看过像这样的地方，人们才能了解东亚的种族在感情极度冲动的时候，是能够摧残破坏到什么地步。毫无疑问，历史上曾多次沦为屠场的浙江省所遭受的生命损失必然与最近这一次（指太平天国战争）同样可怕。我在不同的地方总是打听在太平天国叛乱中幸存的人口的百分比，一般说每百人中仅有三人幸存。西天目山庙中以前有四百和尚，乱后仅三十名幸存，但乡村和城市中幸存的比例更低。大多数人是在逃往深山后死于饥饿的，但死于太平军之手的男女及儿童数量也极大。（注：冯·李希霍芬男爵：《浙江、安徽省书信》，转引自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241页。）
李希霍芬男爵的描述是依据自己的访问调查得来的，而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它的真实性是用不着怀疑的。因为它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描述就更显示出这场悲剧的沉重份量。
其实，不仅安徽、浙江如此，苏南地区的人口损失同样惊人。
江苏省的很多方志依旧例仅载丁数，这使太平天国时期江苏人口损失的统计增添了难度，但从丁数的变化中也可以大致估算出实际的人口损失数量。一向以地少人多著称的苏州府和常州府金匮县的人丁数1830年时分别是341万和26万，到1865年已分别减至129万和14万。江苏西南高淳县的人丁数1837年时为188930，到1869年已降至55159。南京附近的金坛县战前人口超过70万，战后城中仅剩3000人，四乡仅有3万人。浏河县1781年时已有32万人，到战后的1882年犹不足12万；溧水县1775年时已有23万人，到1874年已不足4万。据统计，1851年，江苏人口约为4430万，至乱后十年，即1874年，竟减至2000万不足。曾经人满为患的苏南如今成了人烟寥落之区，那令人羡慕的富庶 《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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