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华北村镇人口
《深州村图》对各村义学、乡塾的登记不如青县有规则，不少只有学塾数目而无师生人数，难以考察其具体的入学比率。以下只能选择有师生人数可稽而又百户以上的较大村庄，以其学生数与人口数作出比率B（见表7）。
表7 光绪初年深州部分村庄学塾情况表
村别 户数 口数 义学 乡塾 比率B%
西辛庄 160 665 1-7 1-3 1.50
河拦井 193 1462 1-9 2-18 1.85
曹家庄 342 1606 无 4-57 3.55
牛家庄 197 877 无 3-31 3.53
潘家庄 163 860 1-15 1-16 3.60
中魏家桥 100 535 1-14 无 2.61
王章市 135 846 1-17 1-17 4.02
二官庄 279 1108 无 3-26 2.35
南花盆村 143 850 1-17 无 2.00
高家村 190 797 1-10 无 1.25
王家井 160 700 1-15 无 2.14
李门寺村 168 656 1-6 1-8 2.13
西王家庄 150 1026 无 1-8 0.78
西蒲疃村 276 1254 1-3 2-7 0.80
宋家营村 170 862 无 2-11 1.28
东阳台村 267 1026 1-12 无 1.17
南杜家庄 110 575 无 2-18 3.13
郝家庄 130 839 1-9 1-8 2.03
蔡家营村 112 952 无 2-23 2.42
综计 3445 17496 12-134 26-263 2.21
据吴汝纶《深州风土记》，深州义学学田较多，但多为豪民所攘。他认为，义学散在四境，“虽几于村村有学，实乃连村无识字之民”，于是在任知州时把义学田没收为书院之田，但因遭到反对，大半发还。后经核查，几乎村村有学田数亩十数亩至数十亩不等，以西南、东南、西北三路284村论，约170村有义学学田。表7中的比率B平均为2.21%，较青县之1.38%优胜。有不少村，虽师生人数记录不齐备，但仍可略窥其学塾之大概。如西南路之西安庄，350户，1833人，有义学2所，各有学田35亩，义学之一有生徒10名，另一义学和一乡塾，生徒人数未载。该村有庙11座，2所义学就设在庙内；村有廪生、增生、文生共4人，义学的一名老师就是本村生员。该村的办学条件其实不错。又如窦王家庄，171户，650人，有学田44亩，义学1所，有生徒22名，另有乡塾1所，生徒数未载，即单以义学计，比率B已有3.38%。54户、247人的韩家庄也有学田28.5亩，一所义学有生徒11名，比率B达4.45%。深州村图284村，有义学108所，青县有多少义学田不详，但全县435村义学才1所。深州的比率B高于青县，其中原因之一应与义学多少有关；特别因为义学有学田支持，生徒家庭负担较轻，学龄童子有较大可能入学。19世纪80年代山东有百户左右的一村庄，设有1所乡塾，老师1人，生徒10人。问何以还有许多孩童未能入学，据答是由于家长无力分担老师的薪水——虽老师月薪才3元，膳食须还自理。（注：Robert Coltman,The Chinese,Their Present and Future:Medical,Political and
Social.Philadelphia and London,F.A.Davis,1891,p.77.）穷困肯定是入学率低的重要原因。据李景汉1928年对定县东亭镇515家调查，家有土地50亩以下者平均每家有学生1.08人，50-99亩者有3.48人，百亩以上者4.50人。可见入学率与家境的关系。但深州颇有一些村庄虽有学田，亦未办义学。郭家村35户，有义学田25.88亩，但村图不载有义学。段家左村100户，有学田30.1亩，但无义学。满家湾村有学田27.72亩，亦无义学。等等。这大概就是如吴汝纶所说学田为豪民所攘，未用于办学。
从青县、深州两地的比率B看，一百人口中现入学者只一人多或二人多。假定入学生童最低都能达到识字的程度，并且以生童的父祖辈也都曾有同样的比率入学识字计算，则青、深两地人口中的识字者，最多能达到5%-6%。即使只以人口中的男性计算，把5%-6%之数增加1倍，识字者也只有男性人口的10%左右或稍多。对晚清北方农村人口入学和识字的上述比率数，如以50多年以后的国民政府的统计作对照，可知是比较可信的。据1934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1930年度入学儿童占人口比例分别为34‰、37‰、25‰（注：朱汉国、王印焕：《20世纪20-30年代华北农村教育滞后问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则50多年前为1%-2%，符合事理。有学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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