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族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人的两大“疆域”受到“侵犯”.　一是“国土”疆域，一是“文化”

疆域。国土受犯，全民共愤，一致对外，不言而喻。而当“文化”疆域受到挑战，引起的回应就复

杂得多。西化派对文化旧“疆域”投以鄙夷，对西方新学术热烈欢迎。或如鲁迅的“拿来主义”，

或如胡适的“全盘西化”，几同“开门揖盗”.　文化民族主义虽则欢迎西学的播入，然而对国学多

一分情结。他们力倡传统再造，文化复兴，与批判主义“楚河汉界”，门径大异。

就象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批判史学属于文化启蒙与批判主义思想派别，中国民族史学

属于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阵营。这个史学派别强调考实与求真，不期然被文化民族思想支配。他们

用翔实的史料说话，表达民族性的精神诉求。具体史观自可多彩纷呈，基本的态度却大体一致：对

传统尊崇与弘扬，同时也对旧史学作深刻反思与检讨；对本位文化首肯与实践，形成史学形态的

“三大理论”；对人生问题予以特别的关照，建构独自的“心灵”体系。这一切既为民族史学的基

本特点，也为该史学的重要学术与思想成果。

第一节　深刻的反思与新史论的创设上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出现批评旧史学的飓风。这个史学

批评运动的掌旗人不属于启蒙批判学派，而为民族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等人。奇特的历史现象启迪

人思：中国民族史学本世纪的最初登场，非以“保守”姿态亮相，而以“批评”形象面世。

一、审读旧史与“新史”精神梁启超对旧史的批评梁启超是中国民族史学的最主要的代表之一。

他在上世纪初发表的《新史学》一文，成为至今研究民族史学演化进程的经典之作。梁启超在《新

史学》中对中国旧史学进行系统批判。依梁所论，中国旧史学推其大端，有以下四方面弊端：其一，

“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十四史非史也”，只不过是中国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产生这样

弊端，是因为过去的史家总抱着如此的想法：天下者乃君主一人之天下。故此为史也只是论述某朝

以何而得之，以何而失之。梁启超说明，国家与朝廷不是一回事。要正确认识什么是国家，国家是

君主与国民合而所成之物。单为君主作史而舍民众，是乃非完整之史学，或根本不为“史”.　其二，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中国史学乃君主与“个人”之史。中国历史成为君主的家谱与彰显

“个人”功德的“墓志铭”.　中国历史不否认个人的作用，但也绝不可忽视民众的作用。他将民众

说成是“群”.　中国“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其文化根源就在

这里。

其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记录陈迹，乃是为今务服务。记陈迹而不求于今务的实际

效用，其记录乃是无用之记录。事实正是，记录与分析过去，如同诊病，中国民族于近代已有沉病

在身。“史”犹如“尸”，解“史”如解“尸”.　解“史”可知中国历代王朝症状，据之又可知近

代社会不振之病因，继而投以药石。进而言之，今天是过去的继续，洞悉今天，即可对历史作更深

刻的探究，舍今而研史，也无法对史作正确的判断，将无新意，无发见，无创获。

其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举例说若人有四肢身体，有手足、脏器与皮毛。中国过

去的史学研究外部事变，如研究人体之皮毛。然而，精神与哲学是中国之史的内在驱动，表现了中

国的理想与追求。中国历史过程，是时间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人精神发展与演化的过程。研究

“历史”而不去研究中国“精神”，则使所记录的人物如蜡人院的蜡象，全无生气。如此，中国人

治史，只对皇帝治术有加，而于民智启发，究有何用？

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引人注意，令人感悟：新史学创造无法新旧并举，旧史学是新史学的阻

力与陷阱，对旧史学批判愈是彻底，新史学的前景愈益廓清与开阔。不过也要说明，梁启超毕竟没

有将这项工作坚持到底，也许他认为只要给予一定的火力，封建史学就会寿终正寝，不再还魂。也

许他对史学建设的兴趣远远超过批评与破坏。他似乎不久就放下了这项工作，集中精力转向新史学

的建设工作上去。而这项别具攻坚性的使命不久就旗帜易手，由更勇猛坚决的五四青年去担当了。

然而历史还是证明：自上世纪初开始，中国民族史学，已经出现自觉更新的气象，于自我反思的立

场出发，追随时代进步，自造适应时代的新史学精神。

刘师培“新史”论中的旧史批评意义刘师培是无政府主义，同时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当他从

事史学活动时，更表现出民族史家应有的见地与立场。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别具一格的“新史”论，

与梁启超同样对中国旧史学作有力批判。AtWs)[fR(I6W0 93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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