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

一

国家起源一直是历史学研究中的棘手问题。实际上，我们几乎没有可靠的证据，以真正重现世界上任何地方政治权威的中央集权化和固定结构的源起。文字书写要晚於国家的出现，然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只有文字固定了以后，才能提供历史学赖以依据的基础。文字的晚出使得历史记载的年代总是太晚。从部落组织发展到政治组织的过程也就必然笼罩在相对黑暗之中，只有凭藉考古学或人类学上的推测才有可能稍示端倪。在这种情况下，可信程度参差不一的假说也就连翩而起了。在近期的研究论著中，人口增长、商业机会、司法发展乃至精神上的个人化，都被提出来充作解决国家起源问题的万能钥匙。不过，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具想像力、影响力的解释范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起源於原始社会分化为阶级；而这种源自劳动日渐复杂的社会分工的分化本身，乃是以生产力的技术（或组织）进步为基础的。这种解释的关键概念是对剩余产品的看法。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认为，正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超过了生活的基本必需，导致了占有这些剩余产品的剥削阶级的出现，从而损害了绝大多数生产者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论点的核心就是在文明开始的时候，社会中剩余产品还太少，不敷进行平均分配，倘若跨过了这道门槛，剩余产品足够丰富了，但却又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那么人类历史和文化就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一旦生产力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就出现了残暴的分裂，以此为基础就出现了包括城市、文字、国家在内的一系列发展。

这种对国家起源的古典看法至今仍然有其力量。但是，长期以来大家一直注意到，马克思的范式有一个根本性的逻辑弱点，即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无疑是国家出现的必要条件，然而，它是不是充分条件呢？剩余产品也许会诱使潜在的剥削者对之加以垄断，那么，是甚么保证他们如愿以偿呢？大多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甚么不断然拒绝这种企图，从他们那里将自己辛苦劳作的成果没收回来呢？平均分配日益增长的社会产品不会引致统治阶级独占闲暇和权力这样的文明进步，然而，却显然会回应庞大人口的立即需要，至少在同样产出的情况下，适度地缩短劳动时间。

要使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转为充分条件，似乎还要求必须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原则。那么，哪里才能找到这些原则呢？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眼於社会内部的动力——亦即在同一社会内部敌对集团之间的关系。但是，在逻辑上还有两个与国家兴起有关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与其所处自然环境，以及与其他社会之关系。马克思在其关於历史演变的一般理论中，经常抽去上述两个因素，亦即自有人类以来，在其发展过程中就是不平等的、社会就是多样化的。然而，对於国家构造而言，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一直就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萨特（Jean-Paul　Sartre）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竭力试图将这些并列配合因素加以理论化，直接纳入马克思主义框架之中。不过，有意义的是，它们也许表明了存在著残酷的历史否定性：“匮乏”和“分散”背后的力量削弱了人类群体控制自身发展、将事业联合起来的能力，而这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视作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之路的长期意义。萨特从最普泛的层次探索了自然匮乏和社会多样化对所有地区人类秩序建构的逻辑作用，为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极敏锐且根本的洞见。首先，它们有助於我们理解宗教与战争在国家出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两者正是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宗教仪式试图缓解以无形力量永远降下贫困和灾难的、难以控驭的自然界；而军事准备则旨在支配各种社团展现身手的舞台，这些社团彼此毗邻而又互相差异，永远怀有潜在的敌意。两者都显示了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的社会功能，控制并且增强了对周边物理和人类环境的“外在”干预。对剩余产品（它使国家有能力保持组织化的宗教、供养有力的军队提供了物质起点）的“内在”占有挪用，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合法性资源。因此，也许可以合理地假设，国家兴起的常规形态应该是三种动力的组合：经济剩余的产生容易导致不平等的分配；建立起以圣事等级制度为条件的宗教体系；产生出军事机构，使级别差距必要化。假如说战争和宗教在早期最大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太大了，那首先是因为，在建立起少数人对多数人稳定的、中央集权化政治统治过程中——以少数人征用多数人的剩余产品为基础，两者都促使了“必要条件”向“充分条件”的转换。

但是，应该注意到，尽管社会—自然之间和社会之间的动力在结构上“覆盖”了阶级分化与国家建构的社会内部动力，却不能将之简单地化约为——用萨特的术语来讲——魔术般地消除匮乏、避免多样性。在这些概念中，某种悲观主义特征使萨特的思想具有一种特定的偏见。因为，自然界当然不仅是饥荒与恐惧，而且也是肥沃与丰饶的背景，既导致生命的减少、衰灭，也促使生命的再生。同样，不同社会间的关系也未必一定就只能充满敌意：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或战争间隙，贸易给双方都带来好处。这样的“积极性”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被忽视了，但是，它们对国家起源的潜在重要性乃是显而易见的。农业一出现，宗教信念就能从与谷物相关的仪式中获取颇新的效能；贸易一出现，军队保护商路和市场安全的能力就赋予军事力量另外一种意义。不过，与上面描述的压倒一切的进程相比，这些在某种意义上都只能是次要的了。因为，在最早向国家转化的过程中，自然尚完全不由人类控制，而邻人仍然主要是敌人和对手，而非夥伴。二

古代中国国家的兴起提出了两个相对明确、可供比较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怎样在早期国家体系宽泛的类型学中，定位中国文明史上最早的政治秩序形式——商周君主政体？第二个是：这种秩序崩坏后，中国国家发展的特殊性何在？怎样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安置随后而至的国家形式？近二十年来，中国考古已成为全世界史前史研究中最富活力的领域，由於当代中国考古学的进展日新月异，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所做的推测随时会被新发现所推翻。不过，由於这些问题很值得思考，本文尝试对之作一些基本考察。

青铜时代的商朝很接近德国学者称为“高级文化”（HOCHKULTUREN）的模式。所谓“高级文化”乃是指最早出现的伟大文明，除了商朝以外，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文明也是其主要代表。它们代表了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最戏剧性的通往国家之路。相较於“高级文化”之显赫夺目，另外还有一条从部落通往政治威权的路径，不过就没有那么壮丽堂皇、也常常不为人注意——例如，铁器时代凯尔特人或日耳曼蛮族建立的王国就属於另一类别（也许在它们自己的地域里，造就了先於“高级文化”出现的发展阶段）。1xdR+T)&H D% jZ6(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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