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排满”民族主义杂谈

一、辛亥革命“排满”民族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是在西方文化的传入下，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在中华民族固有的生存方式受到严重的威胁状态下产生的，它离不开中国特定的国情。

首先，清朝的民族压迫和民族的歧视政策是产生近代“排满”民族主义的历史原因。历史告诉我们哪里有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哪里就有民族反抗。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是清朝从过关以来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结果。

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主要表现为清朝入关时所实行的政策：剃发，易服，圈地，投充。

1，剃发

清朝在入关以前，当清朝的统治者占领辽东地区时，就强迫当地的汉人剃发梳辨，改从满俗。清朝入关后，清廷更连下剃发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强行剃发之制，但是因为当时全国各地的反抗斗争依然很激烈，而剃发更是招到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自古以来，蓄发是汉族人民的传统风俗，是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的外部表现，强迫剃发，实际上就是要灭族，这个是对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的公开挑战，而当时的清廷在全国立足未稳，为了缓和一下各地人民的反抗情绪，清廷不得不暂时停止剃发令的推行，但是随着全国各地反抗清廷势力的扑灭，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是基本上确定。1645年6月15日，清廷向全国发布“剃发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遵依者即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迟疑惜发巧辞争辩者，决不轻贷，违抗者杀无赦。”（1）在州郡的檄文中，更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2）的话。此种残暴的剃发令一出，立刻引起全国人民的反抗，人们为“为了保护他们的头发和服装所表现出来的悲愤和战斗的勇气，甚于保护他们的国家和皇帝。他们往往宁愿掉脑袋也不愿遵从鞑靼风俗”（3）。各地的反剃发的斗争最终都为清廷以残酷的镇压所压制，其中由以嘉定和江阴的斗争为烈。

2，易服

清朝入关后，在发布剃发令的同时，还颁布了“易服令”，　1645年7月9日，清廷颁布“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4）强迫各族人民改易满服，这个是清朝民族压迫的又一表现。

3，圈地

清朝入关后，对土地进行疯狂的掠夺，曾三下圈地令，以残暴的手段圈占普通百姓的土地，圈地时间从顺治元年（1644年）首颁圈地令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颁布停圈令，圈地的时间持续了四十余年，波及的地区极为广泛，除了直隶省外，各地驻防八旗，如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宁夏，四川等省的一些地区，也同样进行大规模的圈地。清朝统治者通过圈占的手段究竟掠夺了多少土地，难以做出确切的统计，根据各种不同资料的计算，总共约在十六万余倾至而是万余倾之间，数字之巨，实为惊人。民族压迫的程度可见惨重。

4，投充

迫使各地百姓投充到旗下为奴，这个又是清朝初年的一个严重的民族压迫，满族的封建主为了扩大劳动人手，凭借着权势，强迫大量的民人投充为奴。

清朝的民族歧视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官缺分满汉，满族官员可以任汉缺，而汉族官员却不能任满缺，同一职如尚书侍郎，满族的权力大于汉族，另外，满族主要出任高级别的官职，保证满族在政府机构中占绝对的优势地位。

2，满族不准许通婚，八旗女子不可以嫁于汉人，而汉族女子则可以嫁于八旗。

3，满族人只能为职业的军人，不准许从事生产活动，满族人的生活全靠政府财政供应。

4，对满族实行与汉族不同的法律，审判机构也是单独，如果是满汉纠纷，满人所受到的处罚要远远轻于汉人。

清朝从入关就开始就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歧视和压迫清廷统治下的广大人民，对各族人民　实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猜疑和压迫政策。处处提防，歧视，压迫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汉人，而辛亥革命“排满”民族主义的出现就是对这样的民族政策的反抗。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中国的解决》一文中，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的义愤，列举了清政府“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的八条罪行，控诉清朝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二百六是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其次，清朝统治者的腐朽和卖国是辛亥革命“排满”民族主义提出的根本原因。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在与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到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朝政府更是和列强签定了屈辱卖国的《辛丑条约》，从此帝国主义的势力深入中国的广大城乡，不仅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统治，清朝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为了保住小朝廷，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公能奉行“量中华之财力，结与国之欢心”“力行实政，正期图报大国之惠于后日。”（5）的卖国投降政策，彻底成为帝国主义驯服的工具，成为了“洋人朝廷”，其在中国统治的正统依据已经不存在。因此，历史赋予了辛亥革命最迫切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挽救中国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命运，只有首先推翻这个腐朽的卖国专制政府。

在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是近代“排满”民族主义产生的外部原因。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屡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面临着文化生存意义上之“数千年来又有之大变局”，危机意识日深一日，然而，基于生存理性思考而产生的危机意识成为全民族共同心理感受，还是自甲午战争中国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引起的，甲午战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震动，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遑”的紧迫感和再难以立足于世界的耻辱感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强烈的亡国忧患已成为当时思想家和政治行动家们共同的心理感受，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最迫切的任务。

最后，各国亡国史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传播和中国固有的华夷观念是近代“排满”民族主义产生的两大理论来源。近代爱国者从本民族的现实处境出发，都特别关注世界各个国家的亡国惨史的研究和介绍，力图以此为鉴，告诫国人，激发人们的救亡意识。他们大声地疾呼中国“正处在东狼西虎，南弓北矢的时代，正是千钧一发，呼吸存亡的时刻。”这些都对近代“排满”民族主义的提出起到了很强的催化作用。而“排满”革命的“光复旧物”的思想，就直接来源于传统的“华夷之辩”。用章太炎的话说就是“民族主义，自古太原之世，其跟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方始发达”，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总章》中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古典式的民族口号就直接效仿于朱元璋的讨元檄文，而其根源于传统的“春秋大义”，陈天华的“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的呐喊无不渗透着传统的华夷思想。论文辛亥革命之“排满”民族主义杂谈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y6}PV^0V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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