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英以借款为名索取财物案
「案情」
被告人：王秀英，女，55岁，浙江省慈溪县人，原系国家计划委员会生产调度局副局长。1991年4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王秀英在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经济技术协作局总经济师期间，曾于1988年4月帮助北方塑料工业编织集团获得75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同年7月初，王秀英向北方塑料工业编织集团总经理商禄（另案处理）提出，她的儿子准备自费公派去英国留学，需要1.5万美元的保证金，请商禄帮忙解决，待儿子获得助学金后即归还。商禄当即表示愿意帮忙。7月中旬，商禄通知集团成员河北省承德市塑料三厂，以购买原料为名，将公款人民币9万元兑换成1.5万美元，并按王秀英的要求，汇到英国其子留学的担保人处。王秀英之子出国后，将1.5万美元全部支出使用。事后，商禄多次找王秀英问及其子的助学金一事，王只讲其子出国留学情况，避而不谈归还借款之事。1989年秋，商禄再次到王秀英家，重提助学金问题，王交给商一份由其子署名接受1.5万美元的证明书，其中表明，如果不能用资金偿还，就以回国后在商禄处工作的智力投资偿还。第二天早上，王秀英又给商禄打电话将证明书要回。1990年11月，商禄因经济问题被检察机关审查，王秀英的上述问题被发现，王将赃款折合人民币9万元连同利息人民币1.2万元全部退还。
「审判」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王秀英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向他人索取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犯罪情节严重，本应严惩，鉴于王秀英能退还全部赃款并偿还利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五十二条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1）项的规定，于1992年1月22日判决，以受贿罪判处王秀英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宣判后，王秀英不服，以自己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和量刑过重为理由，提出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认为，原审法院根据被告人王秀英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对王秀英的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王秀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该院于1992年3月5日依法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王秀英的行为应定何罪，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王秀英在给北方塑料工业编织集团办理外汇额度时，还未涉及其子出国留学的事，所办的外汇额度是根据领导上的批示，按正当手续办理的，并非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王秀英后来向商禄提出的是借款，讲明待其子出国留学取得助学金之后即行归还。其子出国前，王还让他写了一张证明书，证明接受了北方塑料工业编织集团的1.5万美元，并表示日后偿还。王秀英长期没有归还此款，属于挪用公款的性质。因此对王秀英的行为应定挪用公款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王秀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关系单位提供巨额公款归自己使用，实属索取贿赂，其行为应定受贿罪。理由是：（1）王秀英向商禄要求帮助解决一笔巨额美金，并没有履行任何借款手续。王让其子写过一张证明书，证明收到此款并表示日后可能用资金也可能用智力投资偿还，但这只是一张何时还钱、如何还钱都不确定的证明书。就是这样的证明书，也是在商禄多次提到助学金问题，暗示要王还款的情况下，王才给商，次日又要回了。王秀英确有还款能力，但时过二年多分文未还。这些事实表明，王秀英主观上具有以借款为名进行索贿的故意。（2）王秀英为北方塑料工业编织集团办理外汇额度，虽然是根据领导上的批示，按照正当手续办理的，但这只能说明，她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的是合法利益，不能认为她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事后王秀英向商禄索取钱财，显然是以曾为商禄办理外汇额度为因由，利用了她的职务之便；商禄拿出巨额公款供王秀英使用，也是看到王有职有权，以便有求于她。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了财物，达到了一定的数额，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何况王秀英已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了利益，索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符合受贿罪的特征。至于王秀英为北京塑料工业编织集团办理外汇额度一事在前，向该集团总经理索取钱财一事在后，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第一、二审法院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对王秀英的行为定受贿罪，是正确的。 《王秀英以借款为名索取财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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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王秀英，女，55岁，浙江省慈溪县人，原系国家计划委员会生产调度局副局长。1991年4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王秀英在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经济技术协作局总经济师期间，曾于1988年4月帮助北方塑料工业编织集团获得75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同年7月初，王秀英向北方塑料工业编织集团总经理商禄（另案处理）提出，她的儿子准备自费公派去英国留学，需要1.5万美元的保证金，请商禄帮忙解决，待儿子获得助学金后即归还。商禄当即表示愿意帮忙。7月中旬，商禄通知集团成员河北省承德市塑料三厂，以购买原料为名，将公款人民币9万元兑换成1.5万美元，并按王秀英的要求，汇到英国其子留学的担保人处。王秀英之子出国后，将1.5万美元全部支出使用。事后，商禄多次找王秀英问及其子的助学金一事，王只讲其子出国留学情况，避而不谈归还借款之事。1989年秋，商禄再次到王秀英家，重提助学金问题，王交给商一份由其子署名接受1.5万美元的证明书，其中表明，如果不能用资金偿还，就以回国后在商禄处工作的智力投资偿还。第二天早上，王秀英又给商禄打电话将证明书要回。1990年11月，商禄因经济问题被检察机关审查，王秀英的上述问题被发现，王将赃款折合人民币9万元连同利息人民币1.2万元全部退还。
「审判」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王秀英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向他人索取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犯罪情节严重，本应严惩，鉴于王秀英能退还全部赃款并偿还利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五十二条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1）项的规定，于1992年1月22日判决，以受贿罪判处王秀英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宣判后，王秀英不服，以自己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和量刑过重为理由，提出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认为，原审法院根据被告人王秀英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对王秀英的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王秀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该院于1992年3月5日依法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王秀英的行为应定何罪，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王秀英在给北方塑料工业编织集团办理外汇额度时，还未涉及其子出国留学的事，所办的外汇额度是根据领导上的批示，按正当手续办理的，并非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王秀英后来向商禄提出的是借款，讲明待其子出国留学取得助学金之后即行归还。其子出国前，王还让他写了一张证明书，证明接受了北方塑料工业编织集团的1.5万美元，并表示日后偿还。王秀英长期没有归还此款，属于挪用公款的性质。因此对王秀英的行为应定挪用公款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王秀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关系单位提供巨额公款归自己使用，实属索取贿赂，其行为应定受贿罪。理由是：（1）王秀英向商禄要求帮助解决一笔巨额美金，并没有履行任何借款手续。王让其子写过一张证明书，证明收到此款并表示日后可能用资金也可能用智力投资偿还，但这只是一张何时还钱、如何还钱都不确定的证明书。就是这样的证明书，也是在商禄多次提到助学金问题，暗示要王还款的情况下，王才给商，次日又要回了。王秀英确有还款能力，但时过二年多分文未还。这些事实表明，王秀英主观上具有以借款为名进行索贿的故意。（2）王秀英为北方塑料工业编织集团办理外汇额度，虽然是根据领导上的批示，按照正当手续办理的，但这只能说明，她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的是合法利益，不能认为她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事后王秀英向商禄索取钱财，显然是以曾为商禄办理外汇额度为因由，利用了她的职务之便；商禄拿出巨额公款供王秀英使用，也是看到王有职有权，以便有求于她。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了财物，达到了一定的数额，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何况王秀英已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了利益，索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符合受贿罪的特征。至于王秀英为北京塑料工业编织集团办理外汇额度一事在前，向该集团总经理索取钱财一事在后，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第一、二审法院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对王秀英的行为定受贿罪，是正确的。 《王秀英以借款为名索取财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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