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论希腊古典时期的战争对雅典城市的影响

依靠其在地中海世界无与伦比的海军舰队。而雅典海军舰队中的兵勇和水手，绝大部分来自社会中下层且无财力将自己装备成重装步兵的公民。海军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这些中下层群众组成的所谓“第四等级”（THETES）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军事殖民（MILITARY　COLONY）“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了第四等级的人数。第四等级的绝大多数因此而生计有保障，或保有一块份地（A　SMALL　PARCEL　OF　LAND）。”[15](PP.13-14)“第四等级”中人数众多的兵勇和水手队伍与商人、手工业者一起，是推动雅典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的核心力量，“雅典人的最终胜利不是保守的成效，不是在马拉松战役中首次击败波斯人的有产的重装步兵，而是那些赢胜于萨拉米海战中、操纵舰队的水手和城市中的贫民。”[16](P.10)正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下，公元前443年伯里克利当选为雅典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连任10年，励精图治，不断改革和发展雅典城邦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使雅典成为希腊各城邦民主派的大本营。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进入极盛的“伯里克利时代”（PERICLEAN　AGE,公元前5世纪40～30年代），雅典城市成为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核心舞台。

其次，希波战争后，雅典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强大军事力量的形成，使民主政治的运作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靠的军事保障。尤其是向赫拉斯滂（HELLESPONT）、意大利的图里（THURII）、黑海地区的安菲波里斯（AMPHILPOLIS）等地的殖民，不仅扩大了雅典在爱琴海、黑海和意大利的影响，而且培植了大批受领征服得来的土地之“公民”（CLERUCH）。据统计，曾有10000名贫穷公民成为受领征服土地的公民。[15](　P.13)加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所提供的较为广阔的就业空间，如“伯里克利的大规模市政建设决策旨在为手工业者就业服务。”[17](P.208)从而极大地改善了贫者、无业人员、少地或无地农民等的生存与发展境遇。这便有效减少了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为雅典民主政治的施行营造了一个祥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总之，取胜波斯，对于雅典从一个蕞尔小邦发展为古典时期希腊世界的霸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城邦中心的雅典城市也随之不断强盛。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G·埃利奥特·史密斯曾这样说过：“在文明的大多数方面，领先的是爱奥尼亚诸城市。但是……随着爱奥尼亚的毁灭和雅典在希波战争之后的兴起，雅典成了包括所有爱奥尼亚人在内的帝国的中心，希腊文明的领导地位转移到雅典；正是在雅典，希腊在艺术、文学和哲学方面的成就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达到了最高点。”[18](第358页)这样的优势即便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我们仍然可以从伯里克利对身处危难之际的雅典人所说的一番话语中深深的感受得到：“在希腊一切国家中，我们所统治的希腊人人数最多；在对抗他们的联合军队和对抗他们各别国家的大战役中，我们是站得稳的；我们住在一个各方面最富有和最伟大的城市之中。”[4](Ⅱ,LⅩⅣ)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城邦由盛而衰，雅典城市经历着另一种考验。 《述论希腊古典时期的战争对雅典城市的影响(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