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悲剧

近来看到几幅八国联军和清兵杀戮义和团民的照片，不禁恻然心动，思绪沉重，久久难平。

一个民族，倘若没有记性，大约总难免重蹈覆辙；一个民族倘若不知从苦难中汲取教训，怕是要万劫不复。应当有记性，应当懂教训的，首先应当是这个民族的知识份子和它的有历史责任感的民众。

其中一张：行刑完毕，被砍掉的几颗脑袋滚了一地，那些无头的尸体佝偻着倒在地上，身子还被捆绑着，地上一大滩乌血，旁边一些人在袖着手默然观看。

另一张：一群义和团民被清兵押上刑场，这些即将被杀头的汉子们大都木然无表情，亦可说是沉着自若，绝无罗丹雕刀下的“加莱义民”那种痛苦万状的神情，亦无希腊雕刻家刀下的“拉奥孔”那种被毒蛇缠身的痛苦和绝望的表情。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是否有被出卖的沉痛感。

然而，使我格外注意的是，中间一位精壮的汉子，赤着上身，腰间束一根布带，脚上趿着一双破布鞋，两臂交叉在胸前，脸上微微露笑，神态泰然自若，似乎在等着领奖，或是去就餐，这表情决不是几分钟后就跪在地上，引颈就戮，鲜血喷溢，身首异处了。

义和团民这种视死如归的气度，这种面对死亡冷静沉着的神态，这种丝毫不露内心痛苦的性格，大约是国人那种对生命的理解的一种外现：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则死耳，何饶舌也？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是的，他们也许就是这样一批追求理想的农民，象他们的几世孙红卫兵那样青春无悔，死亦无悔，至今还在为往日的风光而自豪。

执行死刑杀他们的，是手执大砍刀，一脸横相的大清刽子子。别忘了，这些将要被杀的汉子们，当初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扶清灭洋”四字，现在他们要被大清帝国杀戮无赦。

洋人杀中国人，则用洋枪；此时，他们待在一边作壁上观，欣赏这东方野蛮的杀人奇景。

这就是１９００年８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北京街头的真实情景。九十六年前，大批慷慨激昂、仇洋杀洋的中国农民就是这样被历史白白牺牲掉了。洋人没杀多少，他们自己却在老佛爷的出卖和洋人的围剿下成群地喋血故土。

这些死者若是活着，至少应当是一百二十岁的老翁了；他们若是有后代，现在应当是五世孙了。不知这些儿孙们是在跑单帮呢，还走在种地？是在乡下开小店呢，还是跑到大城市去打工？是落草为寇了呢，还是在酝酿着新的教派？是在浑浑噩噩地聚众赌博呢，还是在读书求知？

义和团是上个世纪末年（兴盛期为１８９８—１９００）在中国北方山东农村自发兴起的民众组织。它最初名为义和拳。不久之后，他们改为义和团，口号为“扶清灭洋”，标志着这个民间组织在性质上的改变，显示出它己经被清政府利用，成为这个腐败政府的一群家奴和粗野的打手。这是义和团走向历史大悲剧的一个根本性质的转变。

反清灭洋可能也以悲剧告终，但是却和扶清灭洋而失败大不相同。反清，标志着一种独立的政治倾向、清醒的头脑和正义的立场，至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打击和扫荡清政权的腐败因素，促使它的政权内部产生某种变化；而扶清却起到了为这个病入膏肓的腐败政权加剧罪恶的消极作用，不仅使中国的国际形象丧尽脸面，而且使中国陷入空前灾难和极度耻辱的境地。这些只有血勇而缺乏清醒头脑的农民作了一件十分可悲的蠢事，不仅惨遭国际帝国主义力量的残酷绞杀，而且也遭到慈禧政权翻脸无情的迫害。

毫无疑问，最初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有着相当的民族正义性质和反抗**的政治性质。这一运动的重要起因之一，就是反抗某些洋教人士在中国的不法活动和对某些恶徒的包庇。他们的活动，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农民对此已经忍无可忍。

时人记载：“当时耶稣教民恃势惯与平民争讼，而官吏畏之如虎，一遇词讼，对于教民无不左袒，故积而成仇。加以甲午而后，强邻肆虐，中国怯弱，人民益愤，因思外洋所恃者枪炮，必有避枪炮之术，乃能御之，而金钟罩神拳之说兴矣。”（周之桢等篡：《茌平县志》”卷１１，民国二十四年本第１９页）

“去岁拳民抢教，牵连数府，到处响应，其事虽出于拳民之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太横……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平民。甚至教士为教民包揽词讼，该教民不递诉状，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差役又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曲直未判，真伪未分，而良民已受无穷之累犊连篇……近数年来，何省不兴教案？而抑之愈深，激之愈甚。若不釜底抽薪，而徒恃搜拿以镇压，窃恐柔懦者尽趋于洋教，强悍者愈增其不平，……（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案：“泰安府属剿办拳匪卷”，泰安府禀，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到）

一位御使道：“山东义和等团，非欲谋乱也。平日受侮教堂，久已痛深骨髓。自德人占据胶澳，教焰益张，宵小恃为护符，藉端扰害乡里，民间不堪其苦，以致衅端屡起，地方官不论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遂令控诉无门，保全无术，不得已自为团练，藉以捍卫身家。”（“御史黄桂均折”，光绪２５年１１月２５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４４页）

这些历史记载，清楚地勾画出这样一幅末世怪现状：洋人欺压农民；官府怕洋人，反过来压迫中国百姓；百姓走投无路，揭杆而起。

清政府对中国民间自发组织和秘密结社一向采取严厉镇压和取缔手段（例如对白莲教，天地教），视为政权之大敌。然而，他们对待义和团却采取安抚和利用的手段，这是很耐寻思之事，显然它对了掌权者的胃口和需要。|o^roGj4&h5s(s,.7*}}(a^b|yy1bAGh#n毕业论文网0uKps rq 19fH?~pD#q^GQ\Z=

在最初阶段，地方政府当局对义和团的态度并不一致，有的官员主张采取镇压手段（例如袁世凯），有的官员则采取招抚和引导的态度（例如大学士刚毅、端王载漪、山东巡抚毓贤等）。他们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互相对立。这是一种有趣的末世现象，也是一种大有学问的新式宫廷斗争手段。镇压者，是为了整个统治集团利益；而招抚和利用者，乃是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为了那一部分更自私更保守的集团的利益。这种引民间力量来向国内反对派或国外干涉者示威的手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中开了先河。

义和团在反洋教问题上采取的那种横扫一切的态度，那种由反对不法教士到反洋教，发展到反对一切西方文化和科学发明的立场，那种由杀教士、烧教堂发展到凡是西方发明的东西都要摧毁，于是干起扒铁轨、倒电杆、毁电线之类的愚蠢行为。诚如一位智者所言，这些人“口诵咒语，能避火炮，且能闭火门，而不使之发。然能是者，百人中二三而已，且可暂不可久。总之，虽有法力，只可以倡乱，不足以成事。……闻者惊以为神术，遂开千古未有之奇祸……四月，保定有烧电杆，毁铁路之举。不知电杆，铁路乃国家营造者，既悬“保清灭洋”之旗，而又烧焚公家之物，是直与国家为难，非乱民而何。……而老成谋国者，以为乱民不可恃，兵端不可开。”（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７９－８０页）论文义和团悲剧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这种野蛮行为一方面强烈地表现出中国民众对于近几十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剥削产生的痛恨和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则深刻地表现出中国民族文化本身的某些保守性心态。不思社会发展，自私腐败的清帝国造成了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结果，使西方文化在中国成为征服者文化，使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而失去平衡，从而把羡慕变成了仇恨。究其原因，皆因中国社会与政治的长期不长进，不能给人民以进步，尊严与富强。

这种野蛮和愚蠢的行为终于使痛恨西方列强的慈禧集团眼睛一亮，发现从贫瘠的黄土地上冒出一支完全可以利用的力量。这对于镇压变法因而陷入穷途末路的慈禧集团，无疑是一个绝望中的惊喜。不走现代化道路，不走政治改革道路，难道就真的没有路，就真的要受帝国主义的窝囊气，挨帝国主义的打么？你瞧，这天兵天将不就在老佛爷脚下的黄土地泉水般涌出来了吗？此时正是民心可用，何不创造一场历史大奇迹？

慈禧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她不知羞耻地谈起“总以顺民心为最要”（袁昶：《乱中日记残稿》）的堂皇道理：“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义和团的神奇气功和神秘符咒，它吹嘘的所谓“刀枪不入”（即今日中国人又一次大肆吹嘘的“特异功能”之类功夫，这种吹嘘总是末世现象之一），也是使慈禧集团十分沉醉的一个因素。他们终于相信民间那套神秘的土功夫能够抵抗西方的洋枪洋炮。此时的慈禧，大约完全忘记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咸丰皇帝仓皇逃往避暑山庄，圆明园化为焦土；完全忘记了１８９５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此时的他们，大约是最“爱国”，最“维护”民族尊严和民族文化的一夥人了。那些王公们如获至宝地连吹带捧，把义和团从华北平原的乡村引入京城，把这些雄赳赳气昂昂的造反的农民请进王府，请进皇宫，引见给慈禧皇太后，让他们在老佛爷面前露露刀枪不入的奇异功夫。

有人不无忧虑地写道，“（一个僧人）自称，浑身气功，能拒枪炮，金刚附体，外洋无敌。复以上峰奖许，练拳乡民，尊之敬之，踵门拜师者，趋之若鹜，此辈乡曲豪强，原非善类，今骤拥此声势，渺视官府法纪，日后隐患，正难预科。”（“季桂芬致泰安知府姚松云函”，１８９９，１０，１３；《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９１—１９２页）这就象当年红卫兵兴起，由于最高领导人支持，无人敢说不好，于是一面倒，但却隐藏着日后的许多问题。

这些人扬言“不穿洋布，不用洋火，诚心用功，可以避刀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