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败检验“走出疑古”

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正式启动，国家史无前例地投入了几千万元的资金　，让一向经费少得可怜的社科界瞠目结舌。5月16日在该“工程”启动会议上，宣读了《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官方发言，政府将“工程”定性为“凝聚力工程”　，从此，有人自称于1992年“大胆”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由一个私人口号上升为官方口号。外国学者观察到：“‘走出疑古时代’正演变为国家的口号”　。提倡者抓紧机会，马不停蹄地接待媒体采访，强调“工程”“将大大有利于中国文明的寻根探索，提高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这显然是在说：一贯鼓吹“东周以上无史”的“疑古派”推翻战国以来三代同源、黄帝一元的古史框架，打消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瓦解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不利于统战　，副作用更加明显。“工程”结束后又投入400多万元进行“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走出疑古”的提倡者依然是领导。这还是预备性研究，真要研究起来，还不知是何等规模。由于事态还在发展，“走出疑古”的发展趋势还无法预料　。

学者纷纷指出，“走出疑古时代”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以是两件事，也可以是一件事，且不论实际主持的学者与这两件事息息相关，即使单就理念论，二者也是共通的　。因此，根据“工程”的成败来检验“走出疑古”论，无疑是最恰当的。200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民族学院专家历时三年编纂而成的专题论文集《古史考》九卷由海南出版社，它汇集国内外经典力作，旨在展示1949年至2003年54年间中国古典学的重大进展和前沿成果，是高起点的纯学术著作，《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誉之为“一套全面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第九卷全面否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标志着围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大讨论由2000的网上落实到纸上。本文主要是围绕这一卷来讨论。

一、　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错误

假如现在在北京某地挖出一个沙锅，在没有文字等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能否断定这个沙锅是2002年生产的或者2003年生产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工程”既然叫“夏商周断代工程”，就需要把夏和商、商和周从时间上断开。令人吃惊的是，“工程”就是按断沙锅的思路确立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

“工程”坚持：“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第一、二号宫殿建筑的废弃，以及偃师商城在其东面6公里处的崛起，这一兴一废，明确无误地反映出夏商二王朝的更替和兴衰”。说得如此肯定，好像亲眼所见，实际上考古学也是有局限的一门科学，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判断相对年代，而“断代工程”求得的是绝对年代。而且正如考古学者所说，一座大型建筑的毁坏，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人为破坏，也有自然破坏。在没有充分的考古证据判断其真实原因时，应该持审慎态度，即使提出某种倾向性意见，也应对另外的可能予以分析、说明。二里头一号建筑毁于三期之末，二号建筑毁于四期之末或更晚，有什么“明确无误”的理由能肯定一号建筑肯定是人为破坏，而且一定是成汤所为？那么二号建筑的毁坏又是什么原因，何人所为？成汤为什么仅毁一号，不毁二号？二里头遗址还有其他大型建筑，其毁坏又如何解释　？

关于商、周分界，“工程”坚持高领袋足鬲只能是周人留下的遗存，不顾这只是一种未经证明的假说，周原、凤翔、宝鸡等地发现的高领袋足鬲，实际上只能从年代上进一步证明这个假说是错误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以这样一个不正确的假说为依据，断然为所谓“商－周考古界标”设置了年代上限。考古学者质疑：在类型学研究上，有什么特征可以作为区分“成王前期”和“成王后期”的标志？什么样的器物、器型、组合、陶质、陶色、纹饰或其比例统计可以作为区别“成王前期”和“成王后期”的依据？如果在类型学上拿不出铁证，又有什么参照物，什么标尺，什么工具，什么技术，什么方法，什么理论可以把“成王前期”的陶器和“成王后期”的陶器分开？又如何把这两期从成王中间断开而令其不能交错　？

二、四大文明古国重新排座的刺激

中国人有一种“五千年情结”，即坚信中华民族有比别的民族有更悠久的“五千年”文明史。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国虽列其中，并宣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可是要凑够五千年谈何容易！特别是商朝以前的一千多年怎么办？为了凑够五千年，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当老大，大家真是费尽了心机。“走出疑古时代”的第十三批判正是抓住了中国人的“五千年情结”，一再诉求只有“走出疑古”才能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他指责“疑古派”鼓吹“东周以上无史”，抹杀炎帝、黄帝文明，打消了民族自信心、瓦解了民族凝聚力。他谈道，在相当多的西方书籍中，中国古代文明被列为四大文明中最晚的一个。中国人自己讲起5000年历史也总有点小心翼翼，不敢笃定其实。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一个“凝聚力工程”　，所公布的年表粗看起来，可能和过去我们在辞典上常常见到的年表也差不多。可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只推到夏朝初年，夏朝初年在公元前21世纪，还差了将近一千年。因而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要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把视野再扩大一下，在时间上再往上推一千年。李先生说，根据我们已有的知识来估计，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帝离现在约5000年，五千年文明史就是这么来的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历史年表》，明确把传说中的燧人氏与陕西蓝田猿人并列为距今100万年的时代，伏羲的时代被定为距今10万年，神农被定为公元前7000年前，黄帝被定为公元前3000年，并说“前2697为黄帝纪元元年。”这似乎反映了社会上涌动的一股落实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渴望。2002年，李学勤先生等亮相中央电视台，就“断代工程”接受了记者采访。被采访者中有位女学者，在发言中介绍了西方媒体有一种意见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女学者即席作了批驳，说，西方也有媒体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搞沙文主义不对，但搞点民族主义有什么错？美国也搞民族主义，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民族主义？“我可以肯定地说，民族主义是个褒义词。”　可见“工程”成员大有“文不在兹乎”的使命。

为了缩短黄帝时代与商周时代的悬隔，“工程”除了把夏代的起点往前拉，大概没有别的办法。在媒体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一片欢呼声中，考古学者发现其对夏代年代和夏文化测年有不少问题。刘绪先生指出，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文化也落在公元前1治理发愣功－前1555年之间，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也应属商代初年，属早商文化，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和二里冈下层同时了。这与公认的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冈文化的考古学编年相矛盾。即使主张二里头遗址为西亳、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为早商文化的学者，也未否认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早于二里冈下层文化的事实，因为这是被多处遗址的地层关系反复证实了的，已属考古常识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性成果》（简本）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则两组测年结果肯定有一组不可靠，应该重新测定　。可以补充的是，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的组长邹衡先生透露，自己虽然是专家组成员，也是“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组长，但由于种种原因，参加的工作非常有限。邹先生说，“断代工程”关于夏文化的工作没有什么新鲜的，无非是在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和禹县瓦店新开掘了几个探方，发掘的结果同过去的也没什么不同，并没有什么新发现。问题是旧问题，意见是老意见。根据“断代工程”的精神，是不提倡学术上的争论的，最好是用协商的办法，求同存异，基本上大家认同即可。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最后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夏文化争论二十年，争论的诸方，都从不相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样争论下去，再过几十年，恐怕也得不到认同。然而，“断代工程”不会让这场争论继续下去，否则，“断代工程”就无法得出商朝的起始年和整个夏朝的年代了。“断代工程”的领导者针对这种情况，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协商。大家之所以很快意见一致，这项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里头文化虽经“协商”全为夏文化，可是《简本》所见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却落在早商文化范围内，还是矛盾重重。论文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败检验“走出疑古”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而且正如刘绪先生所说，把二里头晚期部分（无论二期以后还是三期或四期以后）分出归商之后，所剩早期部分无论如何不够夏代年数，只能用龙山文化最晚一部分来补充，以至形成了同一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属夏商，不同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凑合成夏的奇怪现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14C测年数据表明，该文化的下限年代为公元前2030－前1965年，即公元前2000左右。以往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遗址龙山文化的年代也有测定，下限与此相当，应该接近于实际。这说明各地区龙山文化的结束基本是同步的，它的结束也标志着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确实出现了若干新的考古学文化，构成了又一新的历史时代，二里头文化仅是其中之一，并非偶然现象，这应该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很可能与最初王朝的产生密切相关。因此，以龙山文化的下限年代为夏代起始之年更合情理　。还应该指出，将夏的起始年提前，代表了多年来将四大文明古国重新排座的势头。8b!G;/.s7'?x +W\NBa.2D,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