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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败检验“走出疑古”


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正式启动,国家史无前例地投入了几千万元的资金 ,让一向经费少得可怜的社科界瞠目结舌。5月16日在该“工程”启动会议上,宣读了《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官方发言,政府将“工程”定性为“凝聚力工程” ,从此,有人自称于1992年“大胆”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由一个私人口号上升为官方口号。外国学者观察到:“‘走出疑古时代’正演变为国家的口号” 。提倡者抓紧机会,马不停蹄地接待媒体采访,强调“工程”“将大大有利于中国文明的寻根探索,提高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这显然是在说:一贯鼓吹“东周以上无史”的“疑古派”推翻战国以来三代同源、黄帝一元的古史框架,打消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瓦解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不利于统战 ,副作用更加明显。“工程”结束后又投入400多万元进行“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走出疑古”的提倡者依然是领导。这还是预备性研究,真要研究起来,还不知是何等规模。由于事态还在发展,“走出疑古”的发展趋势还无法预料 。

学者纷纷指出,“走出疑古时代”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以是两件事,也可以是一件事,且不论实际主持的学者与这两件事息息相关,即使单就理念论,二者也是共通的 。因此,根据“工程”的成败来检验“走出疑古”论,无疑是最恰当的。200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民族学院专家历时三年编纂而成的专题论文集《古史考》九卷由海南出版社,它汇集国内外经典力作,旨在展示1949年至2003年54年间中国古典学的重大进展和前沿成果,是高起点的纯学术著作,《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誉之为“一套全面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第九卷全面否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标志着围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大讨论由2000的网上落实到纸上。本文主要是围绕这一卷来讨论。

一、 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错误

假如现在在北京某地挖出一个沙锅,在没有文字等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能否断定这个沙锅是2002年生产的或者2003年生产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工程”既然叫“夏商周断代工程”,就需要把夏和商、商和周从时间上断开。令人吃惊的是,“工程”就是按断沙锅的思路确立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

“工程”坚持:“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第一、二号宫殿建筑的废弃,以及偃师商城在其东面6公里处的崛起,这一兴一废,明确无误地反映出夏商二王朝的更替和兴衰”。说得如此肯定,好像亲眼所见,实际上考古学也是有局限的一门科学,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判断相对年代,而“断代工程”求得的是绝对年代。而且正如考古学者所说,一座大型建筑的毁坏,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人为破坏,也有自然破坏。在没有充分的考古证据判断其真实原因时,应该持审慎态度,即使提出某种倾向性意见,也应对另外的可能予以分析、说明。二里头一号建筑毁于三期之末,二号建筑毁于四期之末或更晚,有什么“明确无误”的理由能肯定一号建筑肯定是人为破坏,而且一定是成汤所为?那么二号建筑的毁坏又是什么原因,何人所为?成汤为什么仅毁一号,不毁二号?二里头遗址还有其他大型建筑,其毁坏又如何解释 ?

关于商、周分界,“工程”坚持高领袋足鬲只能是周人留下的遗存,不顾这只是一种未经证明的假说,周原、凤翔、宝鸡等地发现的高领袋足鬲,实际上只能从年代上进一步证明这个假说是错误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以这样一个不正确的假说为依据,断然为所谓“商-周考古界标”设置了年代上限。考古学者质疑:在类型学研究上,有什么特征可以作为区分“成王前期”和“成王后期”的标志?什么样的器物、器型、组合、陶质、陶色、纹饰或其比例统计可以作为区别“成王前期”和“成王后期”的依据?如果在类型学上拿不出铁证,又有什么参照物,什么标尺,什么工具,什么技术,什么方法,什么理论可以把“成王前期”的陶器和“成王后期”的陶器分开?又如何把这两期从成王中间断开而令其不能交错 ?

二、四大文明古国重新排座的刺激

中国人有一种“五千年情结”,即坚信中华民族有比别的民族有更悠久的“五千年”文明史。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国虽列其中,并宣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可是要凑够五千年谈何容易!特别是商朝以前的一千多年怎么办?为了凑够五千年,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当老大,大家真是费尽了心机。“走出疑古时代”的第十三批判正是抓住了中国人的“五千年情结”,一再诉求只有“走出疑古”才能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他指责“疑古派”鼓吹“东周以上无史”,抹杀炎帝、黄帝文明,打消了民族自信心、瓦解了民族凝聚力。他谈道,在相当多的西方书籍中,中国古代文明被列为四大文明中最晚的一个。中国人自己讲起5000年历史也总有点小心翼翼,不敢笃定其实。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一个“凝聚力工程” ,所公布的年表粗看起来,可能和过去我们在辞典上常常见到的年表也差不多。可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只推到夏朝初年,夏朝初年在公元前21世纪,还差了将近一千年。因而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要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把视野再扩大一下,在时间上再往上推一千年。李先生说,根据我们已有的知识来估计,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帝离现在约5000年,五千年文明史就是这么来的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历史年表》,明确把传说中的燧人氏与陕西蓝田猿人并列为距今100万年的时代,伏羲的时代被定为距今10万年,神农被定为公元前7000年前,黄帝被定为公元前3000年,并说“前2697为黄帝纪元元年。”这似乎反映了社会上涌动的一股落实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渴望。2002年,李学勤先生等亮相中央电视台,就“断代工程”接受了记者采访。被采访者中有位女学者,在发言中介绍了西方媒体有一种意见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女学者即席作了批驳,说,西方也有媒体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搞沙文主义不对,但搞点民族主义有什么错?美国也搞民族主义,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民族主义?“我可以肯定地说,民族主义是个褒义词。” 可见“工程”成员大有“文不在兹乎”的使命。

为了缩短黄帝时代与商周时代的悬隔,“工程”除了把夏代的起点往前拉,大概没有别的办法。在媒体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一片欢呼声中,考古学者发现其对夏代年代和夏文化测年有不少问题。刘绪先生指出,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文化也落在公元前1治理发愣功-前1555年之间,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也应属商代初年,属早商文化,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和二里冈下层同时了。这与公认的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冈文化的考古学编年相矛盾。即使主张二里头遗址为西亳、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为早商文化的学者,也未否认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早于二里冈下层文化的事实,因为这是被多处遗址的地层关系反复证实了的,已属考古常识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性成果》(简本)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则两组测年结果肯定有一组不可靠,应该重新测定 。可以补充的是,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的组长邹衡先生透露,自己虽然是专家组成员,也是“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组长,但由于种种原因,参加的工作非常有限。邹先生说,“断代工程”关于夏文化的工作没有什么新鲜的,无非是在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和禹县瓦店新开掘了几个探方,发掘的结果同过去的也没什么不同,并没有什么新发现。问题是旧问题,意见是老意见。根据“断代工程”的精神,是不提倡学术上的争论的,最好是用协商的办法,求同存异,基本上大家认同即可。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最后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夏文化争论二十年,争论的诸方,都从不相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样争论下去,再过几十年,恐怕也得不到认同。然而,“断代工程”不会让这场争论继续下去,否则,“断代工程”就无法得出商朝的起始年和整个夏朝的年代了。“断代工程”的领导者针对这种情况,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协商。大家之所以很快意见一致,这项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里头文化虽经“协商”全为夏文化,可是《简本》所见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却落在早商文化范围内,还是矛盾重重。论文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败检验“走出疑古”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而且正如刘绪先生所说,把二里头晚期部分(无论二期以后还是三期或四期以后)分出归商之后,所剩早期部分无论如何不够夏代年数,只能用龙山文化最晚一部分来补充,以至形成了同一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属夏商,不同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凑合成夏的奇怪现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14C测年数据表明,该文化的下限年代为公元前2030-前1965年,即公元前2000左右。以往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遗址龙山文化的年代也有测定,下限与此相当,应该接近于实际。这说明各地区龙山文化的结束基本是同步的,它的结束也标志着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确实出现了若干新的考古学文化,构成了又一新的历史时代,二里头文化仅是其中之一,并非偶然现象,这应该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很可能与最初王朝的产生密切相关。因此,以龙山文化的下限年代为夏代起始之年更合情理 。还应该指出,将夏的起始年提前,代表了多年来将四大文明古国重新排座的势头。8b!G;/.s7'?x +W\NBa.2D,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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