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

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一直坚持着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历史的解释只是为了寻找到历史的规律，或者历史的真实。正像英国历史学家乔易斯所说，只要勤于耕耘，将会获得一个应然而坚实的客观性。仔细探究，导致这样的原因非常复杂，一是因为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看起来更加依赖于具体、确切的材料，才能进行解释，得出结论；二是自近代，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人们相信，在理性的引导下，我们能够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发现世界的客观真理。也正是在这种本质论与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和历史学的具体特性的结合中，历史学家把自己的工作完全等同于发现材料，获得历史的真实，他们也因此而自鸣得意，俨然以历史规律的守卫者和历史未来发展的预言者以及引导者而自居。同样，一旦人们谈起历史学家，便总是赋与了他们认真严谨，承载着探讨人类兴衰和历史规律重任的一种形象。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历史学界，一批历史学家在结构主义、后现代理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理论的促动下，开始反思历史学的上述特性，并且逐渐摆脱了历史学的上述解释模式和内含的这种目的论，开始把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看成为仅是一种叙述。随着这些观点引入我国，现在，人们，特别是年轻的历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学的这一新认识或许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对这一结论后面的理论展开或者路径取向却所知不多。我们应该知道，在西方历史学家那里，他们通过了多种不同的理论路径达到了这样的结论。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了解这一结论后面的论证远远比知道这一结论本身更为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我们透彻地理解西方历史学理论的变化，思考如何把西方的历史学理论与我国的历史解释资源相结合，走出我们自身特色的历史解释道路。

在改变历史学解释模式的多种路径中，语言对历史叙述的作用当是其重要的一种。受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和福柯的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历史学家开始关注语言与历史以及历史的解释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讲，人类的语言或者“话语”并非如镜子那样直接或完全反映着既定的社会实体和意义，相反，语言在自身的配置中生成着意义。这样，人们通过语言所作出的任何解释都只是解释者通过语言的一种“建构”。当历史学家把这样的理论应用于历史学领域时，结论自然非常明朗：正是语言配置和运用使历史学的解释无从再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和必然性。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

以往，我们总是把历史看成为是叙述一种事实，讲述一个已经发生与存在过的故事，但我们却没有仔细探讨，在我们进行这种研究、展开叙述的时候，我们除了要有对这些材料进行“发现”等主体的活动之外，我们还需要使用语言的配置这样一种重要的工具来进行讲述。一旦这样的活动展开，语言作为独立的功能就自然在发挥着作用，从而就使历史学家使用语言所描写出的历史与原来的“历史”有着不同，历史的结构和叙述具有了多样性，历史学家所“建构”起来的历史不再具有唯一性和必然性。由此，从前被看作为真实的历史现在却变成了仅仅是“一种修辞战略”，历史的故事，就好像事实的陈述一样，“是语言的本质并且有一套论述的规则”。

这种对传统历史学的“颠覆”还只是从历史学家——这个历史解释者的主体的视角出发而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转换一下研究的对象，从历史学家所依赖的历史材料——文本来看，更可以得出上述的结论。当历史学家面对着他所要研究的文本时，他如何处理这个文本，他能够对这个已经有着文本记载者所使用的语言而带来的“意义”保持全部的相信？这里，自然引伸出历史记载者所使用的词语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原来作者所使用的词语。他为什么要使用这一词语而不是另外的词语，他是如何定义这一词语的，以及如何将这一词语具体化的；在当时多种词语并存，也许常常在互相冲突的情况下，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词语能够成为占居主导地位；是什么机制、什么动力使之形成了“话语霸权”。这样，在历史的进程中，历史的演变就变成了语言的不断变化，以及围绕语言的编织而展开的过程。按照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说法，形成了“谱系”。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追溯和“解构”这样的谱系，在历史中发现延续，和更重要的“断裂”。

也许如果我们用思想史这样的个案就更能够理解这样的问题，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思想家们所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即使使用相同的一个词语，其定义也许大为不同，甚至格格不入，如“民主”、“自由”等等。因为语言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意义有所变化，不同的群体对相同的词语也会作出不同的定义；同时，语言对于意义的多重性也容易造成即使是相同的词语但也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含义。所以，我们要想理解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的话，我们就必须抓住那些“关键词”（keyword）及其语境，透过这些词语的线索来把握和理解他为什么在这样的语境下来选择这样的词语，以表达他的什么思想，并且反映了社会的什么需要。由此，思想史家认为，政治思想史研究被定义为探究和解释政治语言以及在语言体系和政治体系之间的连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与作者一起和在作者所表达的范围内认同作者的词语，去显示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如何自动行使着规定作者想说和如何想说的功能。这样，思想家们所写的思想原著不仅被看成是研究的文本，更是语言的文本。通过这样的研究方法，历史学家实现了对研究对象的彻底转换。思想史要研究的不仅仅是思想家的著作，而且更应该是思想家本身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语言结构。

无论是从历史学家这个主体和历史的研究对象这样的客体来分析，都能够看到语言在历史叙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模式，甚至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学特性的理解。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不再仅指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而是作为历史叙述者的历史学家的叙述，历史是历史学家主体的自我能动。显然，与过去的研究方法相比，这样的一种研究路径在历史研究中能够深化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将过去所忽视的内容提升到可以研究的范围，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以及能够取得大为不同的成果。总之，它开辟了历史研究的又一新方向。因此，西方历史学家将这样的一种历史研究的新变化称之为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

实际上，当代西方历史学家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要在追寻历史的意义。在历史中，意义来自哪里，是材料自己，是文本自身，还是隐含在材料与文本的语言之中，以及历史学家的主体对语言的配置之中。显然，当代历史学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并且只有在后者之中，我们才能找寻到历史的意义。

如果我们将考察的视野转移到古代的中国的话，在司马迁的《史记》那里，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历史学家的语言运用与历史叙述相结合的良好典范，太史公对语言运用的高超技巧至今仍然让人赞叹。但问题是，这样的历史学传统如何在后来发生了改变，使得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忘记了语言，忘记了语言与意义的密切关连。与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的转向相比，也与我们的历史叙述传统相比，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依然在追求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指导下，在历史事实的找寻中，形成了一种僵化而固定的语言模式，或者说“话语霸权”。但历史给我们讽刺的是，这样恰恰遮蔽了历史，影响着历史的解释和意义的发现，阻碍着历史学的发展。

“语言不断地产生意义”，面对着历史的文本，历史学家通过自己“创造”着知识和意义，而不是简单地“发现”；这样，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都是历史学家主体的一次新的“再发明”（reinvent）。面对着这些新的论点，即使在西方历史学界也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很多历史学家在“捍卫历史”的旗帜下对上述这些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一些属于后现代历史学阵营的历史学家也坦陈后现代的历史学正“伫立在悬崖边”。但是，不管这场争论的结果如何，对历史的这种新的理解却依然没有停止自己的实践脚步。相反，在经受着激烈的批评和自我的修正之后，后现代史学则愈来愈蔚为浩荡。目前，对在仍然还处在“传统”历史学解释模式的中国来说，难道我们不需要来一场这样的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