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帝国怛逻斯战役之败与中国文明的传播

公元751年，怛逻斯战役在唐王朝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之间暴发，结果唐军战败。此役的起因是西域石国“无蕃臣礼”，以及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过度用武,故石国向阿拔斯王朝求援。唐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边疆军事失策，而其主帅的轻敌则是导致失败的直接原因。这次战役的失利使得唐王朝在西域呈现退却之势，加上相距不久"安史之乱"暴发，于是唐王朝在西域的经营被阿拉伯帝国取代，而西域各国也逐渐开始走上伊斯兰化的历程。但是，怛逻斯战役促进了中国文明尤其是造纸术的向外传播。

关键词：怛逻斯战役，唐朝，阿拉伯帝国，中国文明，传播

怛逻斯战役

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十年）怛逻斯战役暴发，这场战争的地点在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塔拉兹（Taraz；曾用名：江布尔，Zhambyl或Djambul）市附近（见附图）。

怛逻斯战役的起因是西域藩国石国“无蕃臣礼”[1]，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假意允诺和好；但是不久高仙芝即违背承诺，攻占并血洗石国城池，捋走男丁，格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搜取财物，而且俘虏石国国王并献于阙下斩首。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大食（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中国史书称之为“黑衣大食”）求救。

有消息说大食援军计划袭击唐朝西域四镇，高仙芝的反应是采取先发制人之策，主动进攻大食。鉴于当时唐帝国在西域的影响，有许多葛逻禄及拔汗那国的军卒参加大唐的军队，组成的大唐联军有三万多人（另有说法为七万人，可信度不高——笔者注），其中唐兵占2/3。高仙芝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深入七百余里，最后在怛逻斯与大食军队遭遇。于是，一场历史上著名的战役－－怛逻斯战役打响了。

在怛逻斯战役中双方相互撕杀，战斗持续五日。其间大唐联军的葛逻禄部见势不妙，反水倒向大食，高仙芝受到大食与葛逻禄部两面夹击，无力支撑而溃不成军。副将李嗣业劝高仙芝弃兵逃跑，途中他们还恰逢同属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一处，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李嗣业惟恐大食追兵将及，挥舞大棒毙杀拔汗那军士，高仙芝等人才得以通过。《资治通鉴》亦有如下记载：“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梃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2]李嗣业在溃逃途中还被别将段秀实撞上，段斥责李为“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3]倍感羞愧的李嗣业于是与段秀实收拾唐军残卒向安西逃遁。此役以大食军完胜奔袭问罪的大唐联军为结局，唐三万余士卒近乎全没，只有少数逃脱。

怛逻斯战役失败的原因

对于唐军失败的原因史书上说的很粗略，不过唐帝国遭受怛逻斯战役之辱，唐军主帅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是脱不了干系的。

首先，石国这个西域藩国虽示不逊，但是在高仙芝上门问罪之时石国已经完全请降悔过，高亦与其允诺和好，因此，高爽约并一概屠戮石国众生，掠夺物资，此为自陷大唐于不仁与不义之地；况且在对待宗主国的关系上，类似石国之“无蕃臣礼”也算是时有发生的情况，关键是宗主国采取何种策略应对此类事件。不加区别地一味赶尽杀绝只能失去他们的人心，或者说单纯的武力征伐只能扬威于一时，而不能维系于一世。此为道义与策略之失误。史书曰：“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仙芝性贪，掠得瑟瑟十馀斛，黄金五六橐驼，其馀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2]

其次，失败是由于高仙芝等唐朝军事将领的轻敌气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高在未掌握大食军队人员装备虚实的情况下，引领大唐联军深入七百余里，便是轻敌气傲的表现。而这种轻敌气傲源于公元747年的一次战争。时任安西副都护的高仙芝（和镇将封常清等）率领一万余军士讨伐（小）勃律（今巴基斯坦吉尔吉特），俘获勃律王及吐蕃公主。史书称大食等72国“皆震恐，咸归附”[1]。这种“皆震恐，咸归附”不但表现出中国的“事后史官”的一种自淫自恋情节，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反映高仙芝在讨伐勃律几年后滋生狂妄情绪的一种高傲的心态。其实当时大食的倭马亚王朝（中国史书称之为“白衣大食”）因为内部纷争而无暇顾及勃律，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高仙芝讨伐勃律功成名就的原因。而等到怛逻斯战役暴发之时，大唐的对手——大食，已是取代倭马亚王朝、正开始处于蒸蒸日上时期的阿拔斯王朝。此大食非彼大食，但是作为武夫的高仙芝是看不到这一点的。

最后，怛逻斯战役失败更深层次则在于唐王朝的军事制度。

怛逻斯战役前后唐朝的边疆军事政策

孙子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唐王朝在唐太宗李世民时代开始，武定天下之后在西域基本上采取的是亲善、怀柔、安抚之政策，西域各方也仰视唐帝国之文明与强大，纷纷显示臣服大唐之意。但是亲善、怀柔、安抚的政策被后来的唐王朝统治者逐渐弱化，而另外奉行一套用棒槌代替胡萝卜的短期行为。

怛逻斯战役之前，唐朝在兵员制度上已经开始采取募兵制，取代先前的府兵制。这样的兵制改革，虽然节省了戍边往来于途的大量人力财力的消耗，但是后来也使得戍边军队数量庞大，远远多于内地驻军，从而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其结果是各方节度使一律自行招兵买马，拥兵自重，大权独揽，朝廷难以控制，甚至个别人身兼数个节度使之职，成为一方诸侯与霸主。

这些节度使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往往不顾国家与百姓的承受能力，频繁发动武力征讨，甚至进行疯狂的屠城和洗劫，以向朝廷邀功请赏。而中央朝廷的纵容与鼓励，也助长了边关军阀的这种野蛮行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兵车行》），正是此番写照。N"H|,O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