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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父下凡”和“天王密诏”探求“天京之变”的历史真相


公元1856年,正当太平天国不断取得对满清政权的胜利,并向全国范围推进之时,在天京却爆发了决定太平天国命运的“天京之变”事件。从此,太平天国走向覆亡之路。

我们若对太平天国的历史作一番考察便知,“天京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以谋取最高权力,洪秀全为维护其最高权威令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正是其主要动因。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出身于“世以种山烧碳为业”的贫苦农民家庭。早在1845年,在冯云山的引导下,他参加了由洪秀全创建的拜上帝会。由于其出色的政治组织才能,迅速成为拜上帝会的一个重要核心人物。

1851年1月11日,杨秀清和洪秀全等,组织发动了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同年3月,洪秀全称天王,杨秀清功封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12月,晋爵东王,称“九千岁”,其他诸王皆受其“节制”。1853年3月29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杨秀清受命主持朝政,从此他“众权独揽”,“一切专擅”,成为当时太平天国实际最高负责人。史载,彼时庞大的东王府,成了太平天国真正的最高决策机关,所有的事物均在那里集议,然后再启奏天王,而天王无不照例批准。

1856年8月,因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并“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天王与东王之间的权力之争,日趋激化。

不仅如此,大权在握的杨秀清,理政期间飞扬跋扈,盛气凌人,以致于诸王亦“积怨甚多。”北王韦昌辉则“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

韦昌辉也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848年加入拜上帝会,不久成为中坚,与洪秀全,冯云山结为兄弟,称天父第五子。金田起义后,韦昌辉任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封北王称“六千岁”。天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韦昌辉的地位仅次于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但他对大权在握的杨秀清,素怀不满。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洪秀全,杨秀清和韦昌辉这“三角关系”的权力斗争中,盖由“天父下凡”和“天王密诏”之事件引发。

杨秀清和韦昌辉之间的权力斗争,公开化于1856年的“天京之变”。

考察1856年上半年的军事形势,对太平天国甚为有利:3月,太平军攻克吉安,抚州。4月,陈玉成率兵援救镇江,与守军内外夹击,大破清军,镇江解围。同月,太平军由镇江渡江,直指扬州,清“江北大营”望风而逃,太平军再克扬州。6月,太平军击溃清“江南大营”,向荣部败退丹阳,天京解围。

然而就在此时,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已呈白热化之势。

1856年9月1日夜,北王韦昌辉接到天王洪秀全的密诏后,亲率3000部众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翌日凌晨,韦部突袭东王府,将东王杨秀清极其家属全部杀戮,随后血洗京城。在这场骇人听闻的“天京之变”中,数万太平军将士倒在血泊之中。

至于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权力斗争之渊源,则应追溯于数年前的“天父下凡”事件。

1848年1月,拜上帝会的重要领导人冯云山,被团练逮捕入桂平县狱。正在贵县的洪秀全闻迅,急往广州筹策营救。身处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顿时陷入群龙无首之困境。同年4月,杨秀清利用浔州一带流行的“降童”迷信,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以安众心。俟洪秀全从广州回到紫荆山区,不得已确认了杨秀清拥有“天父下凡附体”,“代天父传言”的权力。

也许,在洪秀全看来,杨秀清当时假托“天父下凡”,是一种聚合人心,振作士气而对清斗争的手段。因为,在1848年10月,萧朝贵也曾假托“天兄耶酥下凡”。同样,在是年的冬天,洪秀全本人也曾假托“上帝下凡”痛斥过孔子。此外,早在1837年的4月,洪秀全参加广州科举考试,得病回家。卧病四十余天,病中连呼“斩妖”。事后,他声称:曾升天见到了“上帝”,“上帝”命他下凡救世,诛灭妖魔(指满清政权)。就是说,在1851年底以前,无论是杨秀清的假托“天父下凡”,还是萧朝贵的假托“天兄耶酥下凡”,乃至于洪秀全的假托“上帝下凡”,都是为反清政治目的服务的。

然而,到了1851年底,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是年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发布了《封五王诏书》。其诏书云:“……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至此,东王杨秀清已是太平天国的第二号人物。

1852年5月,太平军北向攻全州,南王冯云山中炮受伤,6月因伤重牺牲。同年10月,太平军攻长沙,西王萧朝贵牺牲。此时,五王已去二王,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的地位扶摇直上,大有压倒天王洪秀全之势。洪秀全未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为了太平天国的事业(实质是为了他个人的最高权力),他惟有暂且“忍辱负重”而求时变?

1853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同年三,四月间,清钦差大臣向荣与琦善,分别在天京城东孝陵卫,扬州城外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对天京形成合围之势。5月,洪秀全派林凤祥,李开芳率兵北伐,目的是进攻北京。又派胡以晃,赖汉英率兵西征,目的是夺取天京上游安庆,九江,武昌三据点。

就在太平天国的事业达到高潮之时,同年12月,发生了东王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权责洪秀全事件。如果说在此之前发生的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是为了安定众心,共同对清斗争的话,那么,此时则无疑是他对洪秀全最高权威的一次公开挑战。于是,当至高无上的“上帝”降临人间之时,杨秀清也就成了太平天国的最高权威,无论是作为上帝次子的洪秀全,还是太平天国任何其他领导人,都不得不跪在他面前恭听圣旨。无庸置疑,此时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已是未雨绸缪。a?5|.Lico";4qYK&v^ 4aW}I"{}(;M体育论文'blWQ%|8?bh ~b!ct6^shg

对杨秀清而言,自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其个人权威思想日益膨胀。所以,当他运用“天父下凡”来处理太平天国领导层的矛盾和事务时,这种方式显然就成了他追求个人权力,地位的工具。

综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历史可知,权力崇拜欲,可谓渊源流长,根深蒂固。因为,谁占有权力资源,便“富”且“贵”焉。论文从“天父下凡”和“天王密诏”探求“天京之变”的历史真相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从历史文化的背景看,传统的中国文化乃是农业社会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的宗法关系及宗法等级制度(即以君王为自尊无上的封建专政等级制度)。

太平天国乃是政教合一之政体。宗教上,洪秀全是教主(曾自称他和耶稣同一天登位为天国之主);政治上,他则是国君,称“万岁”。因此,身居东王高位,称“九千岁”的杨秀清,在政治上与洪秀全仍是君臣之分。然而,在宗教神权上,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杨秀清却是天父的代言人,这就使得杨秀清俨然是太平天国的最高权威。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这二元化之奇特现象,显然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截然对立。

在从社会阶层的构成特点看,太平天国主要由广大的农民阶层构成。由于农民阶层中的自私,保守,狭隘心理,目光短浅等特点,要把这些千万个分散的农民聚集在一起,唯一的办法,只有借助于神的号召和封建家长制的统治。如据《天平日记》载,洪秀全在病中升天,上帝赐他一柄宝剑和一方玉玺,作为他“斩妖”的武器,上帝又教给他朗诵了一些诗,这是他“奉天诛妖”的凭据。再则,洪秀全在1861年3月颁布的《改国号诏》中要求,“普天一家尽归”天王一人领导,并称之为“万古之纲常”。

同样,尽管洪秀全在其《原道觉世训》开篇伊始就宣称“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然而,太平天国初期所倡导的“平等”观念,乃是根源于落后的,孤立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事实上,它已逐渐被封建的等级专制观念取代。平日里平起平坐“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的“兄弟”,最终还是按上下尊卑来排列。而这种排列,均是以权力的大小为标准。因此,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宗教上的父子关系,使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关系,不仅变得十分微妙,而且对洪,杨二人争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的影响,至为重要。

因而,杨秀清拥有假托“天父下凡”的权力,必然会加剧洪,杨二人之间的矛盾。为解脱困境,洪秀全惟有企图通过韦昌辉来抑制杨秀清的骄横,才有出路。为了维护自己的“一国之主”,“君权神受”之最高权威,洪秀全以“天王密诏”形式令韦昌辉诛杀杨秀清而酿成“天京之变”血案,乃是顺理成章。

先看以下几则材料。

据王定安《湘军记》载:“……秀清招饮,昌辉戒备以往,即席刺之,……乃令于众曰:‘东王谋反,吾阴受天王命诛之。’”

又据罗敦融《太平天国战记》载:“……秀全深自危,啮血书诏,召北王韦昌辉入卫。韦昌辉与秦日昌领精卒,五日驰至,夜深叩水西门,卫不纳,曰:‘无东王令箭,城不启。’韦昌辉怒曰:‘吾奉东书,汝辈敢阻?’卫士惧,乃纳之。至秀清府,守者拒焉。昌辉夺门,卫士殊死战,昌辉大呼奉诏讨贼,顺才释勿罪,渐散去。昌辉逼秀清卧内,系之以献,族其家。”

再据李圭《金陵兵事汇略》载:“北贼探伪诏出,言:‘天王有诏,秀清谋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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