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异化与苏共失权

不断排挤政治反对派，几乎构成了苏共党内斗争的全部历史。不过，在不同的时期，他们的手法是不一样的。斯大林时期采取的方法是彻底消灭政治反对派的生命。比如，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若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都是将他们置于死地；而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异己势力，斯大林以国家的名义在全苏范围内悍然发动了“大清洗”运动，使130—150万无辜的人被判刑，其中60万人被处决，无数的人被流放　。这种触目惊心的“暴政”证据，导致了1987年苏联重新评价苏联历史事件时全盘否定苏联的历史，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最终酿成国家的崩溃　。斯大林以后，苏共高层对待异己力量的手段相对温和多了，但用权力加强控制的程度并没有减弱。这种过度控制政策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推行，而且，也在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科学方面广为推行。

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经济上的高度集中不必在此赘述。但这种体制使干部任命制更加得到发展，任人唯亲的现象也日益严重。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任命制和任人唯亲使特权阶层完全主宰了苏共整个体制。这样的体制必然与溜须拍马之风相伴相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升迁、提拔。因此，对于那些已经进入“圈子”的人，“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社会理想（哪怕是共产主义理想），而是社会地位；不是国家的哲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沿着它可以爬到国家顶峰的那个不太牢靠的阶梯”　。简言之，他们关心的只是权力。同样，为了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强制性的有效控制，苏共高层在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科学方面也采取了“拧紧螺帽”的政策，即把社会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强制固定在苏共意识形态上，使整个社会“无保留地接受并宣传国家确定的信仰、判断和评价”，而对那些拒绝认同苏共特权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则严惩不殆　。正是由于苏共政治上的保守、平庸，机构臃肿，老人政治，特权阶层的腐败，以及文化上的高度控制，在苏联社会产生了以反对特权阶层权力垄断和政治高压的“持不同政见者”　运动。这一切正是演绎苏共丧权、苏联亡国的深层因素。有人说，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趋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　，这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三 《权力异化与苏共失权(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