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转换模式

（1919-1949）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目的是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形式。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经过了两个转换才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个转换是适应解决中国主要矛盾的需要，从指导阶级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转换为指导中国民族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个转换是适应中国基本国情，将以城市斗争为中心转换为以农村斗争为中心。只有完成了这两个转换，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指导作用，才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两个转换的结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传播中国　转换模式　阶级斗争　民族斗争　城市中心　农村中心

自1899年中国报刊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一次提到马克思主义以来，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1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已经从中国人的模模糊糊的印象，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根本理论指导。现在，新的一场革命──改革开放，正在中国大地深入展开，社会还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途径和方式，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中国是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环境大不相同的中国，接受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本国的革命指导和立国之本，是近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突出现象。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高、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的先进国家，并没有象马克思主义所期望的那样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际仍然落后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东方大国，却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执行人。这确实使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始料未及，但又是世界历史不平衡发展的正常结果，因为中国也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初步条件。

1840年以后，中国封建主义虽然仍占有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因素逐渐成长起来了，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有200万人，这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学说，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阶级性；工人阶级的有无，是马克思主义能否在中国传播的先决条件；不能设想，在一个没有工人阶级的国度里，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也不能设想，没有工人阶级的引导，农民阶级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载体。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在逐渐增强，作为中国最早觉醒的先进政治力量，也最先展开了同封建主义的斗争。虽然这种斗争历经艰难曲折、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终以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最终失败，但它点燃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烈火，却在中国大地熊熊燃烧，在烈火中诞生出一整代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爆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从而使中国在政治上过渡到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之后，在思想上也从封建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过渡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重要的思想基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中产生来的，因此我们也不能设想，在完全没有或很少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国度里，马克思主义能迅速传播。

在积极因素逐渐发展的同时，消极因素也在积累。帝国主义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并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在一起，使中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亡国灭种的危险。虽然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一直进行着英勇不屈的斗争，但这些斗争都先后失败了；直到二十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志士仁人仍在为救国救民而英勇奋斗、仍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虽然这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1]但确也“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2]。“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需要大米一样。”[3]这给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新的合理的解答，这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又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已经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就更进一步促使这些先进的中国人，迅速进行这种选择。瞿秋白曾说：“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4]。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主流。在这个潮流中，产生了中国最早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陈独秀宣称，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5]

湖南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毛泽东也在这时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后来回忆说：“到了一九二０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6]

一些老同盟会员，也在这时开始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董必武回忆道，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给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7]吴玉章说，他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而“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8]zta 7]} m `4+rPJ% eC-=g s;j0VHG经济管理毕业论文hgt21_M/@BV?}u0oY?_^/oU;Z~

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历史选择，说明资产阶级的救国方案已经走不通了；说明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选择。

二、从指导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转换到指导民族解放斗争的马克思主义

近代中国，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历史经验证明，只有首先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才能改变中国所面临的恶性循环的命运。而中国争取解放独立，根本的问题在于要把中国一切反帝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9]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一个《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讲话，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了系统的说明，他说：“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论文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转换模式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10]

毛泽东的论断在现在看来也是十分正确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以来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无论在理论上有多少不同的说法，但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了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

这与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现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而俄国当时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俄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除此之外，中国还是一个封建落后的东方大国，仅仅带有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些因素同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相比，不足百分之崐十，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力量弱小，不可能独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俄国工人阶级力量强大，人数众多，完全能够独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有了充分、广泛的传播，出现了一整代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中国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传播既不充分又相当短暂，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准备非常不足；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中国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并没有读过许多马列的书，他们所知道崐的，大都是从日本人写作和翻译的一些小册子中介绍、解说的马克思主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则大不相同，他们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下，同英国、法国、德国等先进国家在同一个背景下、同一个范围内，直接从马克思主义、恩格斯那里接受过来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在中国和在俄国也就有许多不同。作为一种革命理论，它理所当然地要适应所传播国的国情，这就是说要适合所传播国解决主要社会矛盾的需要。如果脱离了这种需要，任何理论都不能在所传播国生根、开花、结果。在俄国，马克思主义适应了解决阶级矛盾的需要，成为直接指导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武器；在中国，适应了解决民族矛盾的需要，成为直接指导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这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第一个转换。如毛泽东说：中国要取得独立和民主，就要“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1]孙中山也说，十月革命“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一个民族怎样从外国压迫和不公正的桎梏下解放出来”[12]。

无产阶级成为这种转换的物质承担者，这是因为：一是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中国民族解放的榜样，这就间接地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打开了大门，为无产阶级及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