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夏礼事件与火烧圆明园

内容摘要：　巴夏礼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即将结束之际的一起突发事件。通州谈判中扣押巴夏礼等39人的决定，不仅有咸丰皇帝的谕旨，更在于具体办理交涉时载垣和僧格林沁两人的不谋而合。从扣押人质到解决这一事件，历时仅一月有余，却几成当时中外交涉之焦点。清政府在此中步步后发，谈判中不仅失去人质和战略上的依托，更最终导致了火烧圆明园惨剧的发生。这一外交失败，以惨痛的名园劫难向我们证明了传统封建国家外交的穷途末路。可见，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外交近代化已确实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　巴夏礼事件　火烧圆明园　奕訢　近代外交

Abstract:　The　Harry　Parkes　event　is　a　sudden　incident　which　happened　in　the　time　that　the　second　Opium　War　soon　finished.　The　decision　of　detaining　Harry　Parkes　and　so　on　39　person　which　made　in　Tongzhou　negotiation,　not　only　has　the　purport　of　Xianfeng　emperor,　lies　in　the　same　view　without　previous　consultation　betweent　Yixin　and　Senggelinqin　when　handling　negotiation　even　more.　From　detaining　the　hostages　to　solving　this　event,　go　through　time　only　more　than　one　month,　but　nearly　become　the　focus　that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carried　on　negotiations　at　that　time.　The　Qing　government　responded　slowly,　in　the　negotiations　not　only　losed　backing　on　the　hostage　and　strategy,　finally　caused　to　the　tragedy　of　burning　down　the　Old　Summer　Palace.　This　diplomatic　failures,　has　proved　the　coming　dead-end　of　feudal　national　diplomacy　of　the　tradition　to　us　by　the　deeply　grieved　famous　garden　disaster.　Obviously,　for　China　at　that　time,　the　diplomatic　modernization　has　really　been　an　extremely　urgent　subject.

Key　word：　the　Harry　Parkes　Event　burn　down　the　Old　Summer　Palace　Yixin　modern　times　diplomacy

所谓巴夏礼事件，是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通州谈判中，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39人被清政府扣押一事[①]。这一突发事件的解决，历时虽短，但牵涉甚广，几成当时中外交涉之焦点。巴夏礼等人押赴京城之时，正是英法联军铁蹄进逼京城之际，而此时，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避难，只留下恭亲王奕訢等与英法会商和局。和谈中巴夏礼事件的解决并不顺利，清政府步步后发，不仅失去谈判上的依托，更最终导致了圆明园惨遭焚毁之劫难。

对于巴夏礼事件，笔者所见国内学者之论著，多分散于各通史著作中，或着力于其人质被扣原因的探讨[②]。本文认为巴夏礼事件的解决与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就二者关系作专题研究，以期更深入探讨巴夏礼事件及其解决过程中清政府的对策。一

要弄清通州谈判中清政府扣押英法谈判代表的原因，首先必须了解巴夏礼其人。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5-1885），英格兰斯特拉福德郡人。早年丧父，由其叔父抚养成人。1841年来华谋生，并在澳门学习中文。1842年5月，充任英国驻华公使濮鼎查的随员，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56年代理广州领事，因入城问题与广东居民起正面冲突。“亚罗号事件”发生后，极力扩大事态，力主对中国出兵。1858年后，巴夏礼跟随英军北上，任专使额尔金的中文秘书，多次交涉都由他和中方人员进行。[③]

对于巴夏礼，早在英法联军进犯京津之前，清政府方面对他就已经是印象不佳。在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俘虏叶名琛后被清政府任命为两广总督的黄宗汉，鉴于巴夏礼一手制造了“亚罗号事件”、在广州沦陷后实际操纵那里的政务，于1858年在对咸丰皇帝的上奏中，就已愤恨地表示：“天生巴夏礼，所以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④]；他甚至还张榜悬赏：“生擒巴夏礼者，(赏)数万,杀毙者,数万”[⑤]。不仅如此，在英法联军进犯京津过程中充当英方翻译和谈判代表的巴夏礼，在清朝官员面前表现出来的傲慢无理，较之此前在天津谈判中的李泰国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言辞狂悖、咄咄逼人，令与之谈判的桂良等人心里多怀有怨恨之意，且认定其乃“主事之人”，额尔金惟其言语是听[⑥]。在通州谈判前的9月14日，咸丰皇帝在给钦差大臣载垣的谕旨中，也有明确的表示：

“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⑦]

由此可见，咸丰皇帝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以传统“擒贼先擒王”的逻辑考虑问题，既然认定巴夏礼为“谋主”，那么扣押巴夏礼就是为了杜其奸计，为了打乱英法联军的阵脚，缓和局势。然而对战局的没有把握，又使咸丰皇帝在这则奏折中留下了“令其全数回河西务”的转圜余地。因此，尽管有了咸丰皇帝的谕旨，然而是否扣押巴夏礼，其关键还在于具体办理交涉时载垣等人的决断。mA=42R4jId@]\`HM:VR !ZQz}4)r;+教育教学论文P|?UQ!|B@K5?*a#%d 6EWJQ6ThY

天津谈判以破裂告终，英法联军向通州进发、直逼北京，清政府改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谈判。经过四天的反复辩论，9月14日，载垣等接受了英法所提的条件，与巴夏礼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并就此认为矛盾已经解决[⑧]。不料在17日，巴夏礼又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⑨]，9月12日的会晤中并无此说法，且先前英俄两国也未开此先例，严厉拒绝了英法此举。但巴夏礼则认为，亲递国书乃国际惯例，没有必要列入谈判内容。双方坚持己见，相持不决。于是，载垣等一面向咸丰皇帝报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人擒拿羁留。而此前，僧格林沁因和局不成之势已显，早在张家湾以南重兵扼守，9月18日面饬恒祺时，又已有“事已决裂，应将巴夏礼等羁留在通”[⑩]之意，故在接到通知后，率部出动，截拿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至此，通州谈判全面破裂。论文巴夏礼事件与火烧圆明园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由此可以看出，扣押巴夏礼这一决定的最终做出，是由于巴夏礼节外生枝，提出了载垣乃至于咸丰皇帝都认为“万难允准”的亲递国书问题。当然，基于对现实的判断，载垣最终做出这样的决定，其中也有咸丰皇帝所说的铲除英法“谋主”之故。事后载垣就有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11]。二

现实的无情证明了清政府扣押巴夏礼、“该夷兵心必乱”的一厢情愿的空想，战场上的形势远非如其所料那般“谅必可操胜算”。9月17日，英法对于清政府扣押巴夏礼等人做出了强硬的反应，当日中午，清军惨败于通州张家湾。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清军再次节节败退。所以，即使清政府中主张杀巴夏礼的情绪高涨，如光禄寺少卿焦佑瀛、署户部右侍郎袁希祖等人联名奏请极刑处死巴夏礼[12]，咸丰皇帝也难断下决心，只在其奏折后朱批道：“是极，惟尚可稍缓数日耳”[13]，并于9月21日任命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大臣”?????????????????????????????????????????????????????????????????????????????????????????????????????????????????????????????????????????????????????????????????????????????????????????????????????????????????????????????????????????????????????????????????????????????????????????????????????????????????????????????